信仰与现实如何选择？《气球》给出了无法解答的答案

入围过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多伦多电影节“当代世界单元”等数十个国际电影节，由万玛才旦执导的最新电影《气球》已于本周五正式登陆大银幕。从今年

从今年上海电影节期间的一票难求，到上映时艺人和导演的“自来水”呼声，《气球》注定是本月最受期待的电影之一。

除了参观各大电影展之外，普通观众在电影上映前最直观的信息来源就是电影的海报。从海报中不难看出：女性、生活、信仰和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反思是故事中不可避免的元素。《气球》的故事源于一次简单得不能再普通的意外。

大约五六年前，万玛才旦走在北京街头，抬头看见天空中飞舞着一个红色的气球。这一下子让他退出了繁忙的都市景象，一个关于这个红气球的故事雏形慢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他很快完成了剧本，改编成小说，最终完成了电影。

就像王家卫监制、万玛才旦导演的前作《撞死了一只羊》，以及万玛才旦早期的作品《塔洛》一样，都是根据短篇小说改编的。作为一名“电影作家”，万玛才旦用充满自己风格的视听语言完成了从文字到图像的平滑过渡。

《气球》的主创阵容包括万玛才旦电影中的常见面孔——索朗旺姆、金巴、杨秀措，摄影师吕松野，剪辑导演廖庆松、金迪，音响导演杜笃志，以及与娄烨多次合作的伊朗电影配乐大师佩曼·亚兹达尼安，组成了该剧的主要幕后团队。电影。

佩曼·亚兹丹尼扬

信仰与现实如何选择？

《气球》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藏区，一个普通的六口牧民家庭。两个调皮的小儿子误把父母的避孕套吹成了气球，带出去玩。因为孩子之间的一次“交易”，被对方家庭的家长发现，斥责为奇耻大辱。两家的男人还为此发生了争执。

一方面是避孕，另一方面是新生命的诞生。和大多数藏语电影一样，信仰是贯穿始终无法回避的话题。

屋外养着羊。屋内年迈的爷爷去世后，女主人卓嘎意外怀孕。因此，肚子里的孩子就被视为爷爷的转世。在此之前，家里的大儿子因为长着与奶奶位置相同的痣，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奶奶的转世。

从丈夫到大儿子，所有人都坚信这一点，但面对年事已高的她，以及生育政策带来的巨额罚款，卓嘎却退缩了。信仰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母性乃至人性该何去何从？《气球》故事的最后，留给观众一个开放的答案。

除了罕见地聚焦女性之外，《气球》还延续了类似于万玛才丹小说的叙事方式：现实与梦境的交融。就像天边的云彩倒映在水中，就像沙漠里的小男孩一起奔跑，奔向一望无际的蓝色湖泊……（后来被导演证明是青海湖）

信仰与现实如何选择？《气球》给出了无法解答的答案

在时代变迁的边缘，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中，无论是电影中的小家庭还是观众，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人生秘密。

“是慈悲让他看到了这样的生活。”

万玛才旦是藏族本土语言电影的先驱者，集作家、编剧、导演、制片人、制片人于一身。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松塔卡、拉花甲等藏族青年导演及其他幕后人员。

万玛才丹监制作品

在今年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节上，由格德才让执导，贾樟柯、万马才旦监制的电影《他与罗耶戴尔》获得电影节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

万玛才旦的汉藏小说集也逐渐被搬上大银幕。他对家乡深入、细腻、深情的描述也让观众对藏族文化和生活状态有了新的认识和认识。

就在上周四，芭姐参加了一场特别的映前活动。导演万玛才旦、谢飞与艺术家、作家、文学评论家陈丹青在映后进行了有趣的对话。

谢飞是万马才丹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一路见证了万马才丹导演的成长。在谢飞看来，要拍一部好的藏族电影，必须要有藏族导演。而导演万玛才旦则是一位不轻易出现的“电影作家”。

“他是藏族，有独立作家的能力，作品基本上都是自己写、拍的，就像欧洲的伯格曼、费里尼，台湾的杨德昌、王家卫一样。电影作家的作品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纯粹的娱乐，我们应该喜欢它，支持它。”陈丹青表示，去年通过《撞死了一只羊》认识这位导演后，他的所有作品都看过。 “这家伙挺能干的，他的电影我都看过，每一部都很感动，在《气球》里，他比较老练，总是很有分寸。”陈丹青甚至表示，自己之所以特别喜欢导演的作品，是因为万玛才旦的每一部电影都让他觉得背后的东西是慈悲，所有的场景都非常善良。

除了两位嘉宾之外，主持人齐艾博士也对导演万玛才旦大加赞赏，称赞他的作品是“这两年中国电影中非常重要、非常出色的影片”。

可以说，《气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是一部藏族小众文学电影，而是一部具有文化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大师人文杰作，值得更多观众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