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我们称之为甲骨文。文：刘斌“书”的本意是写，甲骨文中的“书”字像手执笔形，《墨子•尚贤》有“书之竹帛”，用其本义。后来由书写之义引申为文字、字

文：刘斌

“书”的本义是书写。甲骨文中的“书”字，形状像一只握笔的手。《墨子•尚贤》本义为“竹帛之书”。后来，文字的含义延伸到文字和字体，如《易•系辞下》：“古以结绳为治，后世圣人以文字事变”。《周礼•周官•保氏》：“八岁入小学，鲍氏先教果子学六字。”等。后来才引申为书籍的意思，如《论语•先进》：“为什么学习，然后学习”。《说文叙》：“叫做竹帛书。”

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书籍亦是如此。书籍的内容依靠文字、图片、照片等及其所附的物质材料来表达。本文所讨论的古今书籍，仅就其物质形式而言。如果我们按照书籍的材质来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甲骨书、青铜书、玉书、竹木书、帛书、纸质书、电子书等。书籍的种类，我们先简单说一下书籍的起源。

书籍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就是写作，在书籍产生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远古祖先一开始甚至不会使用文字，他们的语言也不是很丰富。随着人类的进化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语言逐渐出现，从鲁迅老师描述的“吭唷吭唭”到喊口号，到会说话“言”，再到同行语。然而，语言交流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它无法克服时间的障碍。同时，人类的记忆也不是无限的。口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于是人们就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心结”就出现了。 “绳记事”、“简约画为学”，于是文字便产生了。文字的发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从婴儿期到童年期、从愚昧期到文明期的转变。文字书写在多种材料上，例如印第安人的棕榈叶和树枝、巴比伦人和亚洲人的泥板以及小亚细亚人的羊皮。从广义上讲，这就是书籍的起源。

甲骨书

甲骨文是指龟的腹甲和甲壳；骨头是指牛的肩胛骨，还有羊、猪等骨头；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董作宾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中提到，他发现了一块刻有“书六”字的龟板，并且有穿孔，这意味着殷代可能存在许多刻有文字的龟板连接成“书”。 “书”。这里，我们把甲骨及其上面的文字称为甲骨文。

甲骨文拓片

甲骨文的制作：古人知识匮乏，迷信巫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就会向神灵求卜。占卜所用的材料是甲骨。根据甲骨上的预兆图案，可以判断事物的吉凶、吉凶。占卜前，须将甲骨刮削修整，然后在背面切出许多纺锤形凹槽，然后在每个凹槽的一侧钻圆形凹槽，但不能贯通。占卜的时候，你先向神明解释清楚自己想求什么，然后用木火棒在钻好的坑上烧。然后，甲骨正面出现一条“占卜”状的裂纹，称为“兆”。然后根据裂纹的粗细、长度、直线度、横直度、隐蔽性等来判断吉凶。占卜完成后，用刀在正面刻上占卜的次数、时间、占卜人的名字、预言的事情、结果以及是否应验，这就是卜卦。事迹一般是针对占卜预兆而刻的。完整的占卜主要包括记事（占卜的日期、占卜的人）、镇词（占卜所问的事）、占卜（吉凶的判断）、验证（验证情况）等部分。

甲骨文内容：从现存的甲骨文来看，甲骨文一般包括问题题文和事事题文两类，其中以题题题词居多。其内容相当广泛，按《甲骨文合集》分类，包括奴隶与平民、奴隶与贵族、官员与军队、刑罚、监狱、战争、领地、贡赋、农业、渔猎、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占卜、文字等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为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军事战争、阶级关系、社会生产、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情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原始数据。

青铜书

青铜是铜锡合金的旧称，现称锡青铜。用这种合金铸造的器物称为青铜器，有铭文的青铜器称为青铜书。

青铜的冶炼和铸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禹铸九鼎”早在公元前2200年。到商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在青铜器上铸造文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通常被称为铭文或青铜铭文。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代表了一个时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大致可分为食器、炊器、酒器、器皿、水器、乐器、兵器等，后来这些器物被用于祭祀仪式，成为统治者的象征。力量大，所以被称为“重器”。《左传》据相公十九年记载，臧无仲对季孙说：“大者砍小者，用所得的钱制作夷兵器，铭刻其功绩，以示子孙。”这是为了显德，惩罚无礼。”杜预注：“仪即昌，即钟、鼎为宗庙常用器物。” 《礼记•祭统》：“福鼎有铭文，亲题者，以歌颂先人之美，以明于后人。” “铭刻者，写其祖先的德行、功德、功德、功德、赏赐，名列于世，祭器有自己的名字，以祭祀祖先。”因此，铭文中多有“子孙永用宝”、“子孙万代用宝”的字样。

周初的铭文越来越多，西周后期的铭文尤其长。宣王年间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9字。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国家要想灭亡，就必须毁掉它的宗庙，移走它的重要兵器。由于青铜器如此受重视和保护，每当有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献或需要永久纪念的重要事件时，都会铸造一件文物，并将该文献或事件记录在其上。因此，铜书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公鼎题词

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是铸造的。从现存的数万件青铜器来看，殷商时期的铭文很少。器物上比较隐蔽的地方偶尔刻有几个字。周初的铭文越来越多，西周后期的铭文尤其长。宣王年间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9字。唐代左右，人们开始题刻碑文，但对碑文本身的价值重视不够。宋代刘昶酷爱古物，收藏了许多古代文物。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编有《先秦古器记》。由于欧阳修所写的《集古录》，刘畅收集了所有的铭文。把它给他。此外，还有王丘着《:010—30000》、薛尚恭着《:010—30000》等抄写碑文、考证碑文的书。此后，青铜器不断出土，历代都有他的著作汇编。重要的有清高宗编的《啸堂集古录》、阮元编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罗振玉《西清古鉴》等。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出版了严一平老师编着的《西清续鉴》，收集碑刻8000余条。后来中华书局又陆续出版了《积古斋钟鼎款识》，收藏了历代出土的铭文青铜器数万件。

青铜器铭文的字体与甲骨文不同，用词、句子结构、语法也与甲骨文不同，但与传世文献《三代吉金文存》相似。另外，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而铜书主要用于记录事件。加之它们的铭文较长，因而比甲骨文更具有历史价值，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

玉石书

1965年，在山西侯马金代遗址中发现了3000多份同盟文献，其中三分之一是写在玉碑上的。他们记载，春秋末期（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9年），晋国赵杨陵以结盟为目的，称其为友好各方共同抗敌的盟约誓言。此外，还有用石头制成的石书。本来，在石头上雕刻是原始人的习俗。《金文总集》有“金石刻”之说，可见战国时期石刻可能已像铭文一样盛行。

流传至今最早的石书是《石鼓铭》。共有石鼓10个。唐初在陕西天兴县（今凤翔）发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中书大臣郑玉卿将石鼓移至凤翔府孔庙。但五朝战乱期间，石鼓失传。宋代，天章阁大臣司马炽四处搜寻，发现了9枚。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他向传石向民间索取失传的石鼓，但上端已被凿入米臼中。大观年间，石鼓由凤翔迁至汴京（今开封）郫永，后又迁至保和殿。金人南下，官员们纷纷将石鼓运往燕京。元代，石鼓先安置于大渡路学堂，后于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移至国子监大成门，直至清末。 1933年，石鼓南运至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运回北京。 1958年陈列于故宫博物院旧箭馆。《石鼓书》是一首赞美天烈宫之美的四言诗。该字体为真文，原本有600多个字符。流传已久，几经失传，许多文字都已失传。遗憾的是无法看到全文。

石鼓文

石鼓铭拓片

随意谈古今书籍

战国以来，石雕日益增多。在书法、文字碑刻方面，有碑、柱、碑、摩崖、阙、柱、墓志铭、经柱等，西安的碑林堪称石库。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介绍几处重要的石经。

《石经》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当时的书籍都是手工抄写的，难免有错误和错误。但由于当时的学风，学者们严格遵循师承的文本。一旦出现分歧，他们各自持有自己的观点，并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些经文是官方规定的教科书。为了避免经文出现错误，耽误后续学习，有人仔细修正经文，刻在石碑上。最早的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故又称“熹平石经”。 010 -30000 《殷周金文集成》，蔡永旦隶书，陈兴等人刻于46块石碑上，全部刻在太学门前。这份标准文本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抄袭。国子监门前的交通和道路十分繁忙。《西平石经》刻石早已成废墟。东魏时迁至邺，北周时迁回洛阳，隋开皇时运至长安。 1923年，马衡等人在洛阳购买了60余块出土残石。随后，罗振宇等人不断获得更多。最大的一颗为《尚书》颗残石。上段属温宿松。今天位置未知。下半部分位于右侧。受封，调任西安碑林。《西平石经》以马衡《墨子》为中心，收录拓片及附注文字。收集大小残石500余块，共计8000余字。

西平石经及其拓片

《魏诗经》刻于三国时期齐方王正始（公元240-242年）初年，故又称“正诗诗经”。又因经书字字皆以古文、篆书、隶书三种文字书写，故又称《三体石经》。《韦氏经》的作者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内容包括《周易》、《尚书》和《鲁诗》。正始二年刊行。共有石块35块，共约14.7万字。魏诗经在唐朝之前就被毁了。民国时期，洛阳出土了该石残片。巨石一侧为《仪礼》，另一侧为《春秋》。

正室石经拓片

《唐石经》刻于文宗二年（公元837年），故称《开辰石经》，为郑钦楷书。内容为《公羊传》《论语》《周易》《汉石经集存》《尚书》《春秋》《左氏传》《尚书》《春秋》《易》《书》十二经，亦以唐章申为基础《诗》附属于唐玄都《周礼》，位于长安国子监。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文字破损。有人根据旧藏中缺失的文字，在旁边刻了一块小石头，但错误颇多。清康熙年间巡抚贾罕新刻《仪礼》，即《十三经》，现藏于西安碑林。

《蜀石经》刻于五代蜀（后孟尝君）光正元年至二十八年（公元938年—965年）之间。 0《礼记》 :010 -30000 《左传》《公羊传》九经，《谷梁传》前十七卷刻。北宋皇佑年间，田况加号《论语》和《孝经》，宣和年间，奚公加号《尔雅》。《蜀诗经》于宋末被毁，仅存拓片。曾为刘体志所有，并有复印件。

此外，还有《北宋国子监石经》、《南宋高宗石经》、《清乾隆皇帝石经》。单行石经中，最著名的是唐玄宗天宝四年所立的御注第《五经文字》号。现藏于西安碑林。以上石经皆为儒家经典。

佛经碑刻的造型可分为摩崖、碑石、经柱等。摩崖石刻盛行于北齐，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最多。著名的如泰山经石峪的大字“《九经字样》”。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的《孟子》碑。北京法源寺陈列室里有一些拓片和原石。经书上刻有经书《易》余部，其中大部分为唐代所刻。叶长赤光收藏清代拓片，被誉为“五百景庄馆”。

泰山石刻

石刻道经多为《老子》:010—30000，其中以唐景隆二年（公元708年）《龙行观》:010—30000最为古老。此外还有《书》、《诗》、《周礼》等，但数量远远少于佛经。

竹木书

严格来说，以甲骨、青铜、玉石为材料制成的书籍，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书籍。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制成的。用竹片写的书称为“剑册”，用木板写的书称为“板手”。这个系统被称为“建守系统”。

简册一块竹子称为“简”，也是竹书的基本单位。它类似于我们今天书上的一页。许多竹片连在一起，称为“策”。 “策”是“书”的意思，是鉴策的集锦。一卷中的绳子称为“编”，编织的材料有麻、丝、皮（魏）等。《仪礼》中说：“孔子……读《礼记》，魏编三部杰作”。意思是孔子读了《论语》，用皮绳绑在简体卷里。因为读了很多遍，皮绳断了好几次。汉代王充在《孝经》中说，竹简的制作是“削竹为简，断为牒，加笔墨迹，成字”。刘向在《尔雅》中说得更清楚：“新竹有汁液，易生腐甲虫。凡做竹简的，都将其放在火上烘干……用火烧竹简，使其发汗，除去竹简。”青色，改字，复之，若非甲虫，谓之青青，亦曰汗简。 ” 《左传》卷六十九记载：“周盘临终时，受命编撰二尺四寸竹简，书“《公羊传》”。卷六十五又说：“写二世皇帝时至于百姓，冠冕，婚姻，吉凶，最终的系统，估计有一百五十章，写在两英尺四英寸的短裙。《汉桓公.《谷梁传》：“二尺四寸之法，古今同也。”然而，据王国维《孟子》记载，战国时期最长的竹简汉代竹简最长的是二尺四寸，其次是一尺二寸，其次是八寸。长，亦有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等制。每竹简的字数不等，一般为22至25字，最少每竹只有两个字。简一般为一行，简则为五、六行。建策时期，一册为一篇文章，有时每册开头加两张空白竹简，称为“扩简”。 ”，以及书名或章节的标题这就是后来写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后，以尾滑为中心轴卷成一捆。这是卷轴的形状。为了避免混淆，同样简单的保单往往用“帙”或“袋”来包装。

用竹片写的书叫《剑策》

一块木板称为“板”，上面写有字的称为“板”。也有关于药片生产的记录。王冲《孝经》说：“用碎木做椽子，分析成碑，刮成牌位。”一尺见方的碑称为“方”。简与简的作用略有不同，《金刚经》：“一策百余人所写的书，不如方中百人所写的书。”这意味着竹简上的文字长短存在差异；票据上的行数比官方票据上的行数更简短。但一般为四、五个元素。碑的主要用途是记录物名或户籍，故称“册”或“册”；其次，它们用来绘制图画，特别是地图，所以古人常用“疆土”来表示领土；它们也用于通信。所以后人称字母为“池雕”。

一块木头称为“板”，上面写有字的称为“牍”。

简和简的用途不同，但在没有竹子的地方，可以用木条代替竹片，所以也有木简。简上的字是用毛笔写的，要么是墨，要么是朱色，这叫“笔”；如果有错，就用刀刮掉，这就是“削”。竹简的使用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大藏经》曰：“唯殷祖有典籍，殷革命夏明。”这说明，早在商代就可能已有简单的策略，但竹简的流行时期是从春秋时期到东汉末年（公元前八世纪至二世纪）。直到东汉末年，纸才逐渐取代了竹简。历代都有竹简的发现。就其作者而言，如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故居的墙壁上发现了《陀罗尼经》、《道德经》、《道德经》等古文字；人们盗了魏襄王的坟墓，得到了数十万竹简。后来苟旭等人据此编成16本书：《阴符经》《常清净经》《消灾护命经》；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额济纳的西北科考。流域居延故里发现木简万余张。这些汉简的内容主要是汉代边塞驻军遗留下来的文献。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竹简越来越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临沂银雀山汉简、云梦绥胡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内容主要为军事书籍和法律史料，包括《史记•孔子世家》《易》《易经》《论衡•量知篇》《别录》《后汉书》等；水虎地秦简反映的是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内容包括《尧典》《盐铁论•诏圣篇》《简牍检署考》《论衡•量知》《仪礼•聘礼》《尚书》 33 360010-3000 0 《尚书》等等共10种，其中大部分为法律文件；张家山汉简内容如下：以汉族法律为主，包括26种法律法规，共540简，有关刑事案件的简《论语》。这些竹木书籍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古代文化史的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简单政策制度的认识。

帛书

丝绸是丝绸织物的总称，丝绸书籍是用丝绸织物书写的书籍。帛书又称“篛书”、“苏州”，所以古人也称帛书为“篛书”（篛书）、“苏州书”。

帛书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战国时期更为流行。《孝经》记载齐景公的一段对话：“昔我祖桓公赐管中胡、谷，及其十七郡，写于帛上，施行政策，与诸侯沟通。” 《竹书纪年》：“旧书。‘竹帛传后世’。”还有“竹帛为文，金石为雕，碗为琢”之说。亦有“先王治竹帛”之说，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帛书与简体文字齐头并进，但帛书的使用却更为广泛。直到三国之后才逐渐被纸质书籍所取代。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汉代帛书。

随意谈古今书籍

与竹木书籍相比，帛书具有更易于携带和保存、易于阅读和书写的优点。但由于帛产量不大，书材成本太高，《国语》有“帛贵，用不便”之说。古代一块丝绸一般宽二尺二寸，长四尺。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来剪裁，所以《穆天子传》说：“古素帛，按书长短剪裁，帛书根据情况剪裁”。

帛书的形式一般是将一篇文章剪成一段，然后卷成一捆，称为卷。因此，一篇完整的文章后来被称为卷。丝绸文字发展到汉代。棉丝是专门用来写书的。它是用朱色或墨线编织（或绘制）的，这就是今天稿纸的起源。据记载，东汉时期，一个名叫向开的人得到了一本名为《孙子兵法》的书，共170卷。其形制为“素书、竹节、清手、竹木”。这意味着它是由白色丝绸制成的。线是红色的，护头是绿丝的，标题是用红笔写的。可见帛书是很有讲究的，帛书画更是讲究。

作为书籍资料，流传至今的实物很少。战国时期的长篇帛书尚未见到。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汉代帛书。内容包括天文、阴阳、五行、黄历等，总计约2万字。其中，有两本手稿《孙膑兵法》，A和B。该书的顺序与当今流通的手稿不同。德经在先，道经在后。遗失文本还有四篇，据考证为先秦法家所著《尉缭子》。另外，《晏子》比当前版本多了10000多字，《六韬》比当前版本多了4000多字。这些帛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帛书的实物形态。

纸质书

纸的发明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中国古代造纸原料不同，对纸发明时间的解释也不同。传统观点认为，蔡伦是中国第一个用各种植物纤维造纸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05年； 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西汉末期的“麻纸”，经测定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遗物； 1957年，在西安灞桥建筑工地发现汉武帝时期的“麻纸”，分析其年代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40年。 1988年的产品；此外，陕西扶风还发现了西汉古麻纤维纸，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和甘肃炭坡工地也发现了东汉古纸。这些纸比蔡伦造的纸还要早，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纸的前身，称之为“原纸”。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至少可以说，纸不是蔡伦一个人发明的，但蔡伦的成就却是杰出的。他综合前人的经验，进一步提高技术，为造纸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蔡伦“用树皮、麻头、旧布、鱼网造纸”。此后，纸张的品种日益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汉唐时期出现麻纸、藤纸，宋以后出现棉纸、粗边纸、竹纸。纸、明清以后的宣纸等。

下面主要讲一下纸质书籍在装订形式方面的演变。

卷轴式书是把一张纸粘成一张长片，以一根比纸张宽度稍长的木棍（或其他材料）为轴，粘在最后一张纸上，这样就制成了卷轴式书。为中心，从左到右卷成一片，即为一卷。构成长纸的每张纸都必须标有侧边栏和边框线。颜色为红色或黑色，称为黑丝柱、朱丝柱。卷轴长短不一，少则两幅，多则几十幅，每张纸也称为一张或一面横幅。三国以后，卷轴还出现了衣、带、莲花、绳等部件。被子是纸张右端用来保护纸张的部分，又称“包头”；带子是用来捆扎纸张的绳子或丝带；棍子是绑在带子末端的横棍，由骨、玉制成，其作用是将带子插在里面，将卷筒固定；卷轴是卷轴的外壳。后来，不同颜色的卷成为卷分类的标志。构成卷轴的纸通常浸入软木树皮汁中。这种方法称为“包壳”，其目的是防止虫害。装饰所用的纸呈黄色，故称黄纸。有时在纸的背面还镶一层纸或丝织物，称为“褙”或“背衬”。这是为了防止纸卷破裂。错误是用矿物雌黄来纠正的，所以《守法守令十三篇》说：“未读尽天下书，不得读雌黄”。卷轴有时长达数尺，不便查找和使用，因此卷轴制度在唐末左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过渡到册册制度。在这个过渡时期，书籍装订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龙鳞装订是用普通纸制成的，首先装在手卷上。在较厚的纸的两面书写，四周留有空白。保留每页右侧的一部分不写，并将其粘在手卷上。粘贴时，请按照内容粘贴。顺序是从左到右，页面逐页缩短，形状如行，滚动是从右到左。这样，书页在里面形成一卷，外面看起来像一本手卷，但展开时，“书页一页一页地飞，形如旋风，一层又一层地叠起来”。

龙鳞装

折叠是指将长卷轴竖直折叠成长方形的一叠，然后在该叠的正面和背面加上一张相同尺寸的硬纸进行保护。使用时，可以直接翻出想要查看的页面，无需展开整个卷，使用起来比卷轴更方便。

旋风装订也是折叠长卷轴，不过折叠前后用了两张纸，而旋风装订则用一张大纸，一半贴在前面的第一页，一半贴在最后一页。这本书。把它粘起来。也就是说，用一整个“封面”将书包裹起来，使第一页、书背、最后一页连接起来。

旋风服

相册式样是将松散的页面装订成册，称为相册式样。这一制度大约出现在五朝至北宋之间，主要有三种形式。

蝴蝶装订是将带有文字的书页相对折叠，然后将中缝的背面开口粘在一张底纸上。当书展开时，书页相对展开，形状像蝴蝶翅膀，因此得名。宋代流行蝴蝶印花。其优点是克服了经折、旋风等形式书边外露、易损坏的缺点。但阅读不方便，单页容易脱落。

背面装订时，将书页有文字的一面向前折叠（蝴蝶装订对折），将页面叠成一册，扭动并用线缝合（原来只是将散页粘在背纸上），把写好的文字包在外面，用胶水把书包的背面粘在一起，书本不外露。这种装订形式在元代非常流行。它的优点是克服了蝶式装订单页易脱落，但长时间阅读后背面易损坏的缺点。

线装：将有字的书页沿中心缝折叠，将书页叠成一册，拉直书的边缘，在正面和背面加上封面，在书背面附近打孔，然后装订。线装订（一般为四孔或六孔），然后修整毛边，有时为了保护书籍，还会加上书皮，称为“书信”。线装盛行于明清时期，是中国刻书的主要装订形式，一直沿用至近代。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书籍都是以线装书的装订形式，双面印刷单页，最后装订成册。

电子书

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除了当今常见的纸质图书外，采用电子资料的“电子图书”日益丰富着人们的学习和生活，极大地方便了图书的传播和存储。

“电子书”是在手持阅读器上显示的数字化文本、图片、声音和视频等电子阅读材料。其特点一是体积小、容量大，电子阅读器相当于一个图书馆；其次，便于携带和搜索，可以随时随地搜索阅读内容并通过网络随时下载；三是制作精美，灵活多样，字体、页面齐全。可以改变大小和字体，并具有多媒体功能；第四，产品全球同步发布，不受地域限制，购买方便快捷，而且价格比纸质书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