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人年过40，面临中年过渡期，央视主持人、女公司高管、知名编剧如何重新开始自己？

今天的女性越来越渴望在种种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内核和成长空间。有研究者认为，中年期转折会发生在40岁出头的时候。在这一时期，人们努力解决个人

（图为范伟）

四十岁的迷茫

让她抱怨的是这个群里的例行话题：一二三线城市的学区房价格，公立私立学校的门槛是多少，各种学校的收入福利和人员配备。职业。 “中年父母。”我回答道。作为一个正在考虑上幼儿园的新妈妈，我没有信心为诗和远方加油。毕竟，家长们简短讨论的背后，是真正的焦虑。

临近四十岁，“中年危机”这个词早已挂在身边同龄朋友的嘴边。如果你仔细想想，这场危机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截然不同。 1974年，美国作家盖尔·希伊写了一本畅销书《过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这是关于“中年危机”概念的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书中塑造的典型人物是一个40岁的男人，虽然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目标，但他不禁感到沮丧。他感到自己被困住了，并责怪自己的工作、妻子或周围的一切。他幻想着冲出这个牢笼，也许是和一个有趣的女人，一个新的工作领域，或者一个不同的城市。

如果说男性的危机源于对事业的不满、对既定生活的厌倦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追求，那么女性传统的“中年危机”就更加“真实”。 1980年，女作家陈蓉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中描写了42岁女眼科医生卢文婷的无力感。陆文婷作为业务骨干已经工作了18年，但她仍然是一名基层住院医生。她的工资是56元半，挤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总而言之：40岁的女人，外面有工作，里面有家庭；她在上层要赡养父母，在底层要照顾丈夫和孩子。他们之所以受到认可，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还因为他们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力和愿意做出的自我牺牲。

时至今日，陆文婷依然广为流传，但我发现她对于三四十岁女性的处境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意义。我身边的女性都有自己的“人生问题”。有些人正在考虑事业的进退。三年前，40岁的皮肤科医生田艳丽为了偿还治疗癌症的公公欠下的家债，从工作了近20年的三级甲等医院辞职，进入私立医院工作。医疗美容机构。去年，当家庭债务不再是问题时，她决定自己创业。新诊所位于北京最繁华的地段。田艳丽每天早上7点都会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两个小时，不仅是为了对抗中年人上半身的赘肉，也是为了缓解肩负着一支球队未来的压力。

另一些人则在情感和婚姻的门槛上摇摇欲坠。前央视主持人李小萌还记得，她30岁以后，父母曾对她说：“本来我们的晚年很好，但因为女儿，我们看起来很惨。如果你想说你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我们就不考虑了，如果还打算结婚，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吗？李小萌向父母承诺，自己33岁就解决问题，其实她37岁才结婚，还没到40岁就当妈妈了。

我的女同学A坦言，她之所以一边经营私企，一边过着电影、旅行、咖啡、读书、健身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仍然单身。她表示自己并非未婚，但遇到对的人并不容易。 “很多人不懂得欣赏和尊重对方。有的男人看似条件不错，但容易沾沾自喜；也有的男人觉得自己条件稍显不足，所以不敢和我联系。”很多长辈都说我的气场有点太强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经过深思熟虑，A决定在38岁之前去美国冻卵。尽管如此，她仍然会挣扎：除了管理生意、照顾母亲，她还有精力承担吗？如果这个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他会幸福吗？

焦虑、困惑和压力的多样性首先是因为，如今，在很多女性的人生历程中，30岁到40岁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阶段。早期心理学家曾经认为，从青春期结束到老年开始的这段生命时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平台期，但事实并非如此。

人的一生都会经历成长和衰退，两者之间的平衡因人而异。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从青春期到成年期责任的过渡并不是直接和明确的。 20岁到40岁被认为是成年早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通常会离开父母，组建和经营家庭，并努力工作以在自己选择的工作中证明自己；他们面对现实世界，寻找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方法。问题。成年初期，你会第一次独立面对人生中的很多重大决定，而由于经验的缺乏，你会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与工作还是人际关系有关，都可能影响你未来的命运。

过去，标志着“成年”的里程碑事件——毕业、离家、经济独立、结婚、生子——通常在20岁到30岁之前完成。但今天，人们不再按照这个节奏生活。据美国统计局统计，19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岁之前完成了这五项重大事件。到了2000年，只有不到一半的30岁女性实现了这些目标。同样的变化也正在中国发生。 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4年以上。在上海、广州、北京、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接近或超过30岁。

已故耶鲁大学教授、心理学家丹尼尔·J·莱文森认为，成年期的发展包括稳定和过渡的交替。在转变过程中，个人会重新调整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优势。稳定期和过渡期的区别在于生命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所谓“生命结构”，就是个人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综合。

我身边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他们30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而临近30岁的时候，他们的职业生涯才刚刚起步，他们需要在30岁到40岁的10年间完成个人社会和职业角色的转变，甚至更短的时间：从未婚到结婚，从女儿到母亲，设定职业目标，并决定个人事业和家庭的重要性。生活中的比例。换句话说，他们将在相对较短的过渡期内面临剧烈的变化并承受其带来的压力。

与同样推迟生命进程的男性相比，女性在残酷的生物倒计时方面也显得特别。许多科普医学告诉我们，35岁以后，女性生育能力会出现“断崖式”变化：每个月排出的卵泡数量和质量都会大幅下降，出现妊娠并发症、胎儿染色体异常等的概率也会增加。条件会大大增加。这个倒计时的心理红线非常清晰。有统计显示，到了40岁，女性每次月经周期的怀孕概率不足5%。每一个临近35岁的女性，无论是否有稳定的感情，只要还没有坚定不做母亲的决心，都会在这条红线面前陷入自我质疑。

“我姐姐告诉我：我们不太清楚你们这些年轻、有艺术气质的女性的价值观。但你们要想清楚，你们以后想要孩子吗？”编剧王怡记得，30岁以后，家中当医生的姐姐就担起了催婚大旗的责任。 “接到医生的警告后，我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当时，经过多年的行业打拼，王毅刚刚开始创作一些知名作品，进入事业的攀登阶段。她告诉我，她写了一个剧本，写作过程非常辛苦。她患有鼻炎和月经不调。她帮朋友看房子出租。住在那里的房客是一位台湾中医，屋子里摆满了熬药的罐子。

王毅自然好奇。 “我问他：这些是什么？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药。

我问：为什么这么多女性需要吃药？

他回答：怀不上的女人、脸上长痘的女人、睡不着觉的女人，各种女人。

说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到了。

我说：你是医生还是算命先生？

他说：看病和算命基本上是一样的。你的气血不好。如果你不调整，你可能会耗尽。

我问：消失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不”，就是不能生孩子。 ”

这戏剧性的遭遇，让王怡心头一跳。

“我承认我还没有准备好孤独终老。有些成功的女编剧一生都没有生过孩子，她们会告诉我：世界上不缺剧本，只是你缺一个孩子。我告诉这个作为一个经历过的人，你，女人，还是得有一个孩子，你的人生才算完整。”

担任家庭主妇的经历激发了编剧王怡创作新剧本的灵感。在这个过程中，她也重新认识了自己（鲍丁摄）

王毅决定要一个孩子，但这件事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成为母亲”本身的范畴。这意味着一系列的关系调整。 “想要孩子，首先要选择婚姻。结婚生子后，你以为自己可以漂亮地回到这个世界，去健身房，去工作。其实，这是根本不是这样的。你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你可以停止这个项目，你可以告诉老板我要解雇你，而孩子是你永远无法摆脱的最苛刻的一方。

事业和家庭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只是影响到一个方面。王怡说，生孩子之前，她感觉自己就像一支军队。她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照顾自己的家庭，任何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然而，她害怕抚养孩子。她心里清楚，以她的性格，如果继续当全职妈妈，不仅自己会发疯，孩子和老师也会不得安宁。 “我必须承认，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一个人做不到的。如果我需要别人的配合，我就必须放低自己的姿态。”她观察到，一些妈妈选择请老人帮忙照顾孩子，家庭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 “有的人原生家庭矛盾很大，一辈子在父母面前骄傲，却不得不低头。”

今年王毅编剧的新剧《我们都要好好的》播出。影片以刘涛饰演的家庭主妇“寻找”抑郁症并与金融精英丈夫离婚开场。很多人都觉得剧情存在漏洞：“贤寻”受不了照顾孩子、做家务的生活。她家有钱，为什么不请个全职阿姨呢？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懂生活的真相。”王毅感叹道。王毅没有父母，也没有婆婆帮忙照顾孩子，所以只能依靠姨妈，但这也是修罗场。 “更何况你找到的阿姨能否按照你的想法照顾孩子，如果你想让她安心在家工作，你就得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她，这又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关系。” ”王毅在家观察。作为一名全职阿姨，她自然会批评、惩罚孩子；每天晚上，她都会第一个洗澡，这个时候，她就会安排王怡和老师去看望孩子们。王怡突然意识到，有时候，阿姨其实扮演的是她母亲的角色。最大的不同是，这种虚拟的家庭关系会因雇佣合同的终止而结束。

《艺树一代》

畅销书女作家林特特今年刚好40岁。 2001年，她开始在一个名为“文学界后花园”的网站上写作。该网站有一个分论坛，名为“艺术论坛”。后来出现了黄桐桐、蒋胜男等众多女作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亦舒》的影响。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就看不起这件事，说一个人的人生观不是靠哲学书来滋养的，怎么能靠小说来滋养呢？”林特特说，“我很不服气。我没有。还有更好的选择。我们没有接受过性别教育，没有接受过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只能从小说中学习吗？”

林特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女孩。亦舒女孩是那个时代的“香港女孩”。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他们并不温柔，也不软弱。她们想要像男人一样独立、理性、成功。婚姻和人际关系只是锦上添花。这就是林泰对自己的要求。二三十岁时，她努力写作，在出版社找到了一份成功的工作，并创办了自己的文化公司。但她发现亦舒小姐也有无法控制的烦恼。她记得大约五年前，她的职业生涯有一个高光时刻：她的第一本书卖得很好，出版商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很多媒体。发布会结束后，庆功宴上，“红酒刚刚倒进杯子里，还没来得及碰杯喝一口，”林特特就接到了家里老人的电话。家里的老人和保姆发生了冲突，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电话那头很激动，孩子在哭。她只能做出一个选择：放下酒杯，告诉主办方家里出了事，以一种很不光彩的方式离开原本属于她的盛况。

当女人年过40，面临中年过渡期，央视主持人、女公司高管、知名编剧如何重新开始自己？

打车到一半的时候，林黛特心里委屈得泪流满面：“我当时就觉得职业女性的魅力就像肥皂泡，看起来很美，但经不起针的碰触。”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的老师在哪里？他正在参加一个沙龙活动，他不是主角。”回到家，林特特问老人为什么不给老师打电话，答案是：“他是。男人们，你们女人应该处理好这件事。”

而如果一个女人更愿意履行家庭责任，回家做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她很可能会遇到另一个悖论：虽然人们认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努力很可能不会被认可。为了写好剧本《我们都要好好的》，王毅采访了很多全职妈妈和她们的老师。许多夫妇带着孩子高高兴兴地来，或红着脸，或打架地走。

王怡以丈夫“倩倩”为“丧偶婚姻”代表，——大男子主义，崇尚中国式成功，一心赚钱养家，却很少有时间回家。她相信妻子“寻找”对生活不满的充分理由。然而电视剧播出后，《寻找》全职妈妈却引发了不少争议。网上很多人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为什么要离婚。有人评论：“我只是觉得，大多数女人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丈夫，长得帅，有钱有能力，住着豪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笑得歪歪扭扭的，好吗？”在王毅看来，“砥砺前行”代表了以成败、以社会富贵地位论英雄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自然是不认可全职妈妈的价值的。

畅销书作家林特特的理想是当“艺术女孩”

对于中国女性的困境，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戴金华曾有过一个精妙的比喻：《花木兰的困境》——当家国有需要时， “千里出征，飞越群山，清新空气蔓延”。 “金表、寒光、铁衣”，她像个男人一样上阵；但当任务完成后，“脱下我的战袍，穿上我的旧衣服”，她又回到了家庭生活。戴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花木兰比现在的女性幸运多了。她面临的挑战只是在两个角色之间切换。 1949年以后，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完成了女性精神的发展。当性别解放和身体奴役被消除时，“女性”身份也成为一件事。一方面，所谓“中华儿女胸怀大志，不喜红衣而爱武装”。社会要求女性作为性别群体承担与男性同等的义务和责任，接受男性群体的一切行为准则，与男性“并肩作战”。 ”，创造生产力价值；另一方面，对其家庭角色的要求并没有降低。

林特特出生于1979年，正值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有学者认为，这一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性别区分。简单来说，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很多家庭对孩子成功的期望也会投射到女性身上。新一代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的竞争结构，对卓越和成功有更高的追求。家庭和事业两种角色的诉求所引发的冲突，势必会在他们的内心激起更大的波澜。 “工作和生活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共同体，但对于70、80后的人来说，却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王毅说，“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有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志向。他们很难取得成功，但很难像‘60后’那样专注，同时又不像‘60后’那样自觉、自由和自在。”作为“90后”，他们注定是一个纠结的一代，注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生命，与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撕裂”。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博士曾感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会发现自己并不比母亲幸福，“她们的痛苦和纠结甚至可能比母亲还要多：母亲可以抱怨时常抱怨自己的配偶，甘愿做一辈子怨妇，却无法承受“怨妻”的形象。他们也不能抱怨社会，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已经拥有了选择的自由。”

事实的另一面是：自由也是有限制和条件的。艺术女孩们的社会角色或许并不比陆文婷多，但她们要达到的标准却更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名理想的母亲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水平。

从宝宝是否顺产、是否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持续多久，这些都将成为评判一个妈妈的标准。你会从各种育儿书籍和课程中了解到，0到3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母亲的付出和投入几乎可以决定孩子未来的性格，影响他一生的发展。如今的育儿活动安排不再是随意、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而是需要更加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针对具体的培养内涵和任务指标。给孩子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应该是经过一系列仔细的搜索、比较和研究后决定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莎朗·海斯将这种新现象称为“强化母亲”，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养育方式和专家讨论的权威。而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妈妈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统计显示，1975年，美国的全职妈妈平均每周花11个小时在家照顾孩子，包括日常看护和各种培养孩子能力的活动，如阅读和集中游戏等。时间是6个小时。如今，全职妈妈平均每周花17 个小时做同样的事情，而职业妈妈则花费大约11 个小时。这意味着如今的职业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与1975 年的全职母亲一样多。

需求量很大的不仅仅是母亲。见到我的那天，王怡给我看了她和老师的聊天记录。 “今天早上他跟我聊的第一件事就是科创板股票，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同意参加一个关于内容产业演变的讲座。” “当今社会，你不应该高估一个男人的力量。”她向我讲述了她的婚姻经历，“你最好成为他的哥们、他的战友、他的智囊，根本就做他的参谋。”如果你想让你的婚姻维系下去，我们日常的谈话范围就会大到政治局势、人文历史、商业模式、物理科学、天文知识，小到热点事件、一部电影，一本书，绝不能只是孩子的教育，吃喝玩乐，然后，你还要保持一种可以‘调情’的状态，从肤色到身材、衣着，甚至发型都必须。记住你是女人，不能穿大裤衩，喂奶的时候蓬头垢面，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候，他拉着你的手，你不能让他。认为他牵着一个哥们的手。“在工作场所也是如此。 “你必须母乳喂养，你已经怀孕三年了，但这和你老板有什么关系？”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在书《向前一步》中谈论婴儿出生时如何平衡职业和母亲身份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是全球职业女性的榜样。她写了一本名为《向前一步》的书，鼓励女性在职场上不断前进。但这本书里最让我心酸的是她生孩子前后在职场上的挣扎。产后第二天，桑德伯格就已经在病床上处理工作电子邮件了。三个月后，所谓的产假结束了。回来工作的第一天，当她把车倒出车库准备去办公室时，突然感觉胸口沉重，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意识到，如果继续像以前一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她就必须在孩子醒来时离开家，在孩子睡着时才回家。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从此，她开始上午9点到公司，下午5点30分离开公司，这样才能保证下班前后及时给孩子喂奶，然后哄孩子睡觉。但桑德伯格担心出勤记录会损害她的信誉，甚至让她丢掉工作。于是，她必须从凌晨5 点开始查看电子邮件，每天晚上孩子们睡着后，她才会回到电脑前继续一天的工作。与此同时，她竭尽全力不让大多数人知道她的新日程安排。她的助手卡米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将当天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安排在其他建筑物中，这样“实际到达和离开该建筑物时就不会那么招摇”。如果桑德伯格必须直接离开办公室，她会扫描大厅寻找停车场，只有在确定周围没有人时才冲出去启动汽车。

女人想要滴水不漏，拥有光鲜亮丽的事业、婚姻、孩子、家庭关系，就必须全力以赴。这意味着什么？不久前，我和一位编剧朋友聊天。她正在写一个半科幻剧本，角色已经换了好几次了。 “本来我是想写《傻白甜》的，但是观众已经不喜欢这个类型了。”她提到，以女性为主角的影视剧越来越多，本质上表现的是女性的自立、谋略、自强。因此，她剧本的最新方向是“超级英雄路线”、“其实是女超人”。我想知道女超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境。她告诉我：“女超人是个孤儿，从小就被无家可归的人收养，唯一的光明就是她的未婚夫，但她却被杀了，她没有真正的困境。”我总结道：“我明白，无父无母，未婚无子，这就是她能成为女超人的原因。”她突然大笑起来。

也许我的总结还不够完善。在和林特特聊天时，我问她是否实现了艺术女孩的梦想。 “我绝对不能说我做到了，”她想了想，“至少是一点点。我还得再减掉20斤。艺树的女孩子都瘦吧？”

自我质疑

前年，林特特发现自己四五年前想写的一些故事还没有完成，工作仍然严重影响了他的写作进程。 “其实这两件事给了我类似的成就感。此时，我面临着内心的拷问：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我很我早就知道我为故事而生。”于是，38岁的林特特回到家乡，开始全职写作，这是她不得不经历的另一场冒险。

1983年，女演员潘虹在电影《人到中年》中饰演卢文婷，取得了巨大成功。 27年后的2010年，她曾这样回顾这个角色：“如果我再回去演陆文婷那样的角色，不可能产生当年那样的轰动效应。——现在的人女人的审美观念越来越个性化……我想任何一个中年女人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最自信的女人，这样才能过上自己最好的生活。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自己，如果放弃自己，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符合传统的审美，但我们肯定会破坏现代人的一种追求。 ”。

女性在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同时，也在追问自己生命的意义。

潘虹的话说明了女性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仍然成为当今女性的两难选择？这并不是因为婚姻可能破裂、事业前景坎坷，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渴望探索各种身份之外的独立个体的精神内核和成长空间。换句话说，我们想弄清楚“我是谁”，想知道生活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想掌握生活的主动权。

在采访中，我和很多女性谈到了“自我”这个话题。我原本以为，40岁之后，女性想要达到的就是“不迷茫”，让自己免于多重角色的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对这个时代和各种挑战的看法比我想象的要积极得多。

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认为，人生就像一年的四个季节。每个季节的景色都是不同的，并且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他非常重视发生在40 岁出头的中年转变。在此期间，个体面临四个重要问题：依恋、分离、对亲密的渴望以及需要时间反思和了解自己。当他们努力解决个人问题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摆脱过去并创造新生活。一个人如果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目标，处理好现实与可能性的矛盾，就能成功进入下一阶段。她的智慧、洞察力、慈悲心、广阔的视野等品质就会显现出来。 1987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一份对加州奥克兰米尔斯女子大学1958年和1960年学生的长期跟踪调查。研究人员发现，在27岁至43岁之间，女性变得更加自律、更有责任感、更独立、更自信、更有能力处理问题。

自我认知受到视角的限制。我们的心就像一间暗室，我们用手电筒一点一点地探索。对于一个生活主动的女人来说，她生命中的每一次经历、每一个角色都可以成为这个手电筒。

主持人李小萌37岁结婚，38岁怀孕，生下女儿奔奔。这么快要孩子的动机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那就是，如果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向内看，与自己的问题作斗争，那么到了一定时期，就无法达到内心的平衡。当我30多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陷入了自己的小忧郁、小得失之中，需要一些东西来吸引自己，向外看，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兴趣，也可能是。爱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孩子更有吸引力的了，孩子可以让人茁壮成长。”

成为母亲对李小萌的影响比她预想的还要大。养育孩子的点点滴滴，以及她所吸收的各种育儿理论和知识，都成为她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为了鼓励女儿识别和表达情感，她学会了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情绪；为了帮助女儿交朋友，她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圈，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际问题。童年接受的教育，成年后事业、人际关系的得失，一切都像拼图一样水到渠成。

她发现，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并不鼓励她表达自己的愿望、感受和情绪。作为一个成年人，她发现很难区分自己的真正需求。即使她认识他们，她也不知道如何为他们而奋斗，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他们。在央视担任主持人20年，李小萌拿到了所有能拿到的奖项。但她知道自己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职业目标感。就像她小时候一样，父亲让她参加演讲比赛。她说得很好，泪流满面，但她并没有主动参加比赛，也没有多想。你想谈论什么话题以及如何表达自己。在感情上，她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我习惯了做情绪的承受者，忍受别人发脾气，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有人曾对我妈妈说：‘小萌连吵架都不会。’”

王毅之所以写《人到中年》，也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 2012年，大女儿出生后，王怡放下创作，全身心投入照顾女儿。这让她突然意识到，全职妈妈的生活就是一个“我”逐渐消失的过程：“你不再是你，你的世界里只有孩子，你的代号是某某” ——所以妈妈，社会和家庭其他成员对你的态度是不同的。”评价都是针对孩子的琐碎细节。至于你的个人兴趣、爱好等，没人会关心。 “王怡原本打算在家里陪女儿一直到她3岁，但这样生活了两年后，她就不再住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她写下了自己对其他住宿的感受和观察——今年，王怡的小女儿出生了，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女儿4个月大的时候，她就恢复了孕前的工作节奏，开会，讨论选题，准备新剧，生活很累，工作也很辛苦，但她却活得很有活力。

42岁那年，李小萌辞职回家，专心陪伴女儿。三年后，45岁的她重返工作岗位。她能看到婚姻和孩子给她带来的变化。起初，有平台给她提供了重返新闻主播工作的机会，并安排她去日本报道一个非常热门的新闻事件。在日本，李小萌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拒绝了这个机会。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根本不是这个。她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家庭面临的各种问题。于是，她开了一家公司，组建了一个团队。她亲自洽谈服装赞助和广告，并拍摄了两季访谈节目。一切都是人生中从未做过的尝试。

去年5月，李小萌参加了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最后200公里的为期六天的山地自行车团。到达终点线后，人们前往教堂

参加了一个给徒步、骑行者准备的祝福仪式。无伴奏圣歌唱响起来的时候，她双手抱肩，轻轻抚摸自己的臂膀，默默地对自己说：“一路走来，你辛苦了。”两行眼泪猝不及防地流下来。

王伊说，40岁，她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人生想要往前走，就需要不断修正自己。她不再是20岁时埋头向前冲的小姑娘。我问她修正了什么，她说：“我接受了如下事实：我可能永远不会写出自己认为的最好的剧本，表达出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我可能只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编剧；我接受了我的孩子上不了哈佛、耶鲁，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们能开心地和我在一起；我以前说我最不能接受一个男人，他从一扇门里走出来的时候，先出来的是肚子，现在我觉得这也不是那么重要。我已经学会，人生是一个蛋糕，事业、生活，你想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其中一小块，所有的蛋糕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也许其中一块被咬掉了一口，另一块被调皮的小孩弄花了，但是这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怎知这些修正、这些接受，不是人到中年的妥协和退让？”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