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文化创新的强大精神基因(创新文化)

作者：孙立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摘要：虚拟偶像从二次元文化中突围而出，展现了新技术强大的文化重构力。虚拟偶像与大众流行文化缔结了“大众文化世界主义”，使Z世代在分享价值观和逃避孤独中相互沟通，在虚拟的二次元文化中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完成了虚拟偶像崇拜中主体意识的崛起。未来文化融合趋势的深化，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对个体化持包容态度，引导个体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并最终通过制度建设使个体化合法化、制度化。
几年来，不温不火的虚拟偶像已经从二次元文化中突围，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虚拟偶像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是技术进步打破圈子传播的一个例子。宅男文化这个小众群体正在通过技术催化的共享价值融入流行的大众文化，这不仅促进了现代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个性化发展趋势。
技术赋能推动中国虚拟偶像突破圈层。
虚拟偶像是基于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复制技术，运用绘画、动画、计算机视觉设计等技术创作的虚幻形象。它通过全息技术完成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汇，不仅可以在互联网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歌舞表演或开展各种偶像活动，还可以实现与粉丝的线下互动。虚拟偶像有三种类型：虚拟歌手、虚拟主播、虚拟时尚博主(模特)。他们的偶像活动不仅包含了人类偶像的各种活动，虚拟偶像还可以通过借鉴粉丝的二次创作来丰富自己的内涵，从而大大缩小与粉丝的差距。虚拟偶像将虚拟与现实的元素最大化，在互动中消失了虚拟与现实的关系。亦真亦幻，虚实难辨。
虚拟偶像的概念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在日本出现了。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偶像已经演变成各种形式，从基于3D图像的虚拟偶像，基于网络活动的虚拟偶像，基于游戏的虚拟偶像，到基于音乐制作软件的偶像。总的趋势是互动越来越强。2009年出现了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全息投影技术配合语音合成技术。2011年，国内虚拟偶像是天津卫视打造的东方栀子。但由于技术落后，一出现就夭折了。之后，腾讯、网易、巨人、哔哩哔哩、乐元素、爱奇艺等网络公司推出了一些新的虚拟偶像。2012年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优秀博览会上，基于VocalID(VocalID和Android的统称，即声音和机器人)语音合成引擎的虚拟歌手洛天依正式发布，洛天依被称为国内第一个虚拟偶像。VOCALOID技术的优势在于：共同开发，发挥创造力，共同成长。这项技术给了粉丝创作者(粉丝)展示才华的机会，粉丝创作者也给了虚拟偶像人物、形象、作品。随着偶像越来越成功，粉丝创作者也获得了成就和关注，获得了与偶像一起成长的体验。2019年，国内首部AI虚拟偶像图书《美人》正式发布，着力加强科技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使虚拟偶像更像人类。
技术进步是虚拟偶像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力。3D建模、声音库、全息成像、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等技术为虚拟偶像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动作捕捉和3D建模技术的成熟，去除了虚拟偶像的专业门槛。有了苹果的入口，普通手机摄像头都可以实现动作捕捉，哪个pro
二次元文化是虚拟偶像传播的文化土壤。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品味、生活方式等选择媒体产品。并传播给有相同爱好或属性的受众，从而打造一个有共同爱好的文化圈。这个圈子借助媒体扩大，呈现出一种由内向外辐射的文化效应或经济效应，形成“圈子传播”。近20年来，来自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虚拟偶像仅限于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这只是一种少数文化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动漫和游戏在中国的观众增加，观众对虚拟偶像的需求也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国内二次元网站频频发力，在技术推动下，虚拟偶像出现“破圈”。媒体普遍认为，菜菜子等本土化虚拟偶像的出现，以及中国绊爱在《唐人街探案3》电影发布会上的亮相，打破了二次元墙的限制，即二次元漫画世界与三次元现实世界之间的墙。
本地化虚拟偶像子在虚拟偶像行业头部网站拥有超过38万粉丝，用户评论主要来自LV5、LV6等重度用户。按照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二八定律”，最重要的用户只占20%。重度用户的认可，说明菜菜已经被以哔哩哔哩为代表的Z世代所接受。一方面，菜菜将现实偶像与虚拟偶像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哔哩哔哩通过菜菜成功地将真正的明星介绍给Z世代，实现了跨维度的融合。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小群体的狂欢，不会有长久的效果；有人认为，虚拟偶像带来的是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会像真实偶像一样成为未来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技术问题》中指出，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原意为框架、底座、骨架)，是一种世界结构。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技术被置于整个社会文化之下，受到文化的制约和支配；然而，现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被颠倒了，现代技术反过来建构和支配文化。现代技术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文化创造中，占据了存在的所有领域，包括科学、艺术或政治。批判现代技术转向的海德格尔深刻揭示了科技理性重建社会文化的力量。现代文化是以技术为主导的文化，所以也可以称为“技术文化”。在改变甚至侵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技术必然会重塑现代文化。技术带来的频繁而持续的深度创新促使文化不断重构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当下，中国已经站在技术的转折点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催生文化的历史性变革，显示出文化重构的强大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虚拟偶像打破的圈子，不仅是媒体传播的圈子，也是现代文化的圈子。
文化消费造就“大众文化世界主义”
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Z世代提供了越来越强烈的沉浸式个体体验，使观众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自己的角色和参与制作，在场景特效和沉浸式体验中享受比现实更神秘的体验。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深化虚拟偶像的智能人格特征，为观众提供更真实的互动体验。Z世代的虚拟偶像崇拜经历了从分享交流二次元文化，到产生粉丝作品的过程。在这个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从消费者的角色转变为生产者和创造者的角色。无论是弹幕还是粉丝创作，他们都积极的呈现自己，表达自己，研究自己。每个粉丝都是自己偶像最真实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回顾虚拟偶像的发展历史，Z世代在c
首先是UGC(用户生成内容，也称为UCC)和PGC(专业生成内容，也称为PPC)的整合。目前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的真正价值在于UGC聚合。哔哩哔哩PUGC社区为粉丝创作者提供创作空间和交流环境，粉丝可以在这里学习ACGN文化(英文动画、漫画、游戏、小说的合称)和创作手法。虚拟偶像的发行商提供初始形象、基础设定、声音库，粉丝可以不断补充后续设定，制作曲目。目前，为洛天依制作歌曲和视频的联合创作者有数万人，原创歌曲达到数十万首。洛天依演唱会90%的曲目都是合作创作的。粉丝创作已经占据了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近十分之九的内容。虚拟偶像就像数百万粉丝创造的孩子。在人物不断丰满的同时，用户粘度也保持较高水平。
二是线上线下的融合。依托成熟的ACGN文化和较高的粉丝粘性，哔哩哔哩已经成为从线上到线下聚集粉丝的领导者。2019年7月，由哔哩哔哩弹幕视频主办的大型线下聚会品牌——BML(Bilibili Macro Link)演唱会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这场全息演唱会聚集了几乎二次元的顶级虚拟偶像。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通过最先进的“全息实景摄影技术”出现在真实舞台上，与现场10万观众互动，营造出梦幻般的现场效果。2020年7月，受疫情影响，BML2020演唱会在云端直播，观众人数从计划现场的2万变成了云端的100万。这100万观众主要是哔哩哔哩的粉丝、用户和UPowners，这说明这个小众文化已经“不是小众”了。
是立体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的融合。Z世代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消费对中国流行文化的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据爱奇艺全国创意策划中心发布的《2019虚拟偶像观察报告》显示，Z世代已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网民中52%为90后。艾瑞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二次元用户规模已达4.9亿。二次元文化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粉丝经济的推动，还有它与流行文化的密切关系。虚拟偶像作为二次元的前端形象，充分展现了二次元用户与大众共享价值的追求。菜菜充分展现了二次元文化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融合，将——延伸至二次元受众，引领大众流行文化的受众关注虚拟偶像，二次元文化的用户关注流行文化。在大众流行文化与二次元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虚拟偶像的流行实现了现代文化的重构。
从以上三个层面的整合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虚拟偶像推动的文化变革具有普遍主义的特征。跨越国界、年龄、种族的粉丝聚集在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周围。他们通过参与粉丝的创造，在虚拟偶像与人类之间形成强烈的忠诚，在分享审美价值中相互交流、相互认识、逃避孤独，在虚拟的二次元文化中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结论为“大众文化世界主义”。
“流行文化的世界主义”的形成，与虚拟偶像出版公司为了聚集粉丝，增加用户粘度，让粉丝参与产品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粉丝参与到虚拟偶像的创作中，最大化了对偶像的期待，所提供的内容也能真实反映自己的兴趣。从而实现了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理想的“大同”:虚拟偶像需要粉丝，就像粉丝需要偶像一样。
文化融合孕育了主观个体化和制度化个体化之间的联系。
技术是文化融合的培养皿。种子播下后，新的果实就会发芽。虚拟偶像是互动技术和多元文化融合下诞生的新果实。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让观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参与感。从线上作品创作到线下与粉丝的偶像互动，这种强烈的个体参与成为z世代热情投入的不竭动力，Z世代在虚拟偶像崇拜中完成了主体意识的崛起，进入了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新的社会身份，步入了主体个体化。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关于现代社会个体化的理论解释了虚拟偶像所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变迁。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的自反性导致了公共权威的衰落和个体孤独感的增长。与此同时，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关系被重新定义，这也导致了隐私、非正式和自我表达文化的兴起。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回顾人类历史，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化突出的历史时期。当前，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社会结构特征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个体化。贝克认为，个性化所释放的个人创造力是社会快速变革过程中创新的动力源泉。个性化并不危及社会融合，而是实现社会融合的条件。换句话说，个体化意味着个体从牢固的传统中“脱离”，进而驱动新的社会整合和控制形式的出现，——个个体“重新嵌入”社会，驱动新文化的形成。用贝克的话说，社会人已经从“为别人而活”变成了“为自己而活”。
以z世代为中心的二次元文化是中国社会新一代青年个体化的文化表征之一。二次元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往往被认为是小众文化。这种最初的小文化和它的主体缓慢而顽强地成长着。如今这个小群体已经逐渐步入成年群体，消费能力得到了提升。他们长期的价值观和文化消费习惯从过去到今天正在经历四个阶段，或者说这就是中国二次元文化群体的个性化过程：
首先是走传统路线。Z世代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大众文化，离开了父辈扶持的影视文化、派对活动等现实娱乐方式，止步于日本动漫、动画、游戏等虚拟文化，形成了以虚拟空间为载体的独特的二次元文化。他们在培养和享受自己独特的偏好上背离了传统文化，形成了个性化的文化价值取向。Z世代父母的文化消费是建立在集体化基础上的。从电视观看的角度来说，传统的观看模式是集体观看或者家庭观看。Z世代的动画，动画观看和游戏体验主要是个人。在与传统的竞争和抗争过程中，个体的孤独感凸显，他们迫切需要分享自己的价值观，以逃避长期沉迷于网络世界、被局限于小众的孤独。在审美的虚拟偶像崇拜中，我们应该寻找相同的兴趣和归属感。
其次，个体退出和重新嵌入的制度化。随着二次元文化的不断迭代和形式更新，Z世代的文化消费习惯逐渐被大众接受和认可。一方面，跨次元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如本土化虚拟偶像菜菜的诞生，洛天依与京剧名家的合作，实现了真实偶像与虚拟偶像的融合；另一方面，利用粉丝经济的互联网公司纷纷尝试虚拟偶像产业，不仅为二次元文化融入大众流行文化铺平了道路，还通过直播等新的营销方式带来了可观的经济“钱”。过去，停留在个人取向上的公共主体的个人化和想象，通过虚拟产业和大型公共组织的形成，已逐渐被纳入市场经济体系和公民自由的范畴
就是重新追求“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个性化不等于个人主义。但在中国，无论在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中，个人主义总是被理解为一种利己主义，自私、不合群、功利、不顾他人权益。随着Z世代进入成年群体，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新群体“越来越要求自我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长期以来的集体道德说教”。2018年，洛天依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完美展现了ACG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结合。Z世代成长在民族主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普遍热爱中国文化。他们愿意以自己所知所爱的形式接受思想意识教育，他们真正“为自己而活”。
最后，是系统性风险的传记式内化。现代性的自反性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内化使每个个体都无法摆脱社会问题解决者的角色。然而，去传统化和去集体化导致个人不得不依赖专业人员或“专家系统”来应对风险挑战。依靠专业人士或“专家系统”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而中国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际信任”已经远去，“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信任缺失导致的“存在焦虑”在中国社会蔓延，具体表现为个体化将Z世代从传统角色和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后，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文化整合方式和包含其个体化存在的社会控制形式，实现主观个体化与制度化个体化的对接。
个性化不仅是全球趋势，也是平等关系的体现和民主的内化。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鼓励个性化是促进文化繁荣的唯一途径，前提是个性化可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未来，文化融合的深化，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对个体化持包容态度，有效引导个体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驾齐驱，最终通过经济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使个体化合法化、制度化。当然，这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大陆畅销书出版与社会思潮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YJA710035)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项目《媒介融合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研究》(项目编号：19MXG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著，王锴和刘小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