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王宁(译见｜|王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

本文转自：外国文艺研究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致远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江特聘教授，外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获得北京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在荷兰皇家科学院博士后基金资助下赴乌得勒支大学从事研究。1991年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1992年晋升教授。1997-2000年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创始导师。2000年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外国语言文学两个学科的创始导师。2010年当选拉美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教育部2011年“长江学者”；并于2013年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含港台省)人文社科学者。此外，还担任过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审专家、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文艺组评审专家。兼职学术工作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等。王宁教授著述颇丰，特别是在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研究等领域。除出版英文专著2部、中文专著10余部、中文论文近450篇外，还在30余种国际权威期刊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130余篇，其中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近100篇，部分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和日文。
王宁教授在美国人文中心演讲。
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
(本文发表于2012年第3期《中国翻译》，第5-12 128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艺研究》微信微信官方账号推出。)
摘要：“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气象：翻译本身的疆域大大扩展了，翻译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翻译，不仅仅是指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做法，更多的是指通过语言等媒介将一种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文化。此外，在当今这个多媒体非常发达的时代，语言作为媒介的作用已经萎缩，翻译研究应该侧重于符号和图像。总之，翻译研究应该更加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的——个国家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人们更关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方面，世界主义在历史上又一次浮出水面。一方面，翻译可以向世界推广自己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翻译可以把普遍的东西放到特定的民族文化语境中。因此，它将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协调作用。
关键词：民族主义；世界性的翻译；文化协调；
随着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翻译的文化中介作用翻译呈现出新的面貌，不仅其领域显著扩大，而且其被重新定义为语言支持的跨文化翻译，而不仅仅是语际翻译。此外，多媒体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翻译有必要将注意力从语言本身转移到符号和图像上。人们越来越多地呼吁它在不同文化之间或在地方和世界之间进行调解。一方面，它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将普遍性引入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由于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边界的模糊使得世界主义问题变得突出，翻译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以保持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微妙平衡。
关键词：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翻译；文化调解；
虽然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浪潮已经过去，但它在翻译和翻译研究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翻译的疆域大大扩展，翻译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或技能。它还不仅指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做法，还指通过语言等媒介将一种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文化的做法，或者充当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在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很多大学都在两个学科设立了自己的博士和硕士学位点，使得这个长期被压制在“边缘地带”的三级学科(或者说不是学科)与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等两个学科得到了同等的对待。这样，所谓“回到语言本体论”的翻译研究肯定是死路一条。它只能代表整个翻译学下的一个方向，不可能成为未来翻译研究的主流。因为历史总是在前进的，学术研究也应该是在发展的。在多媒体非常发达的今天，语言作为媒介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已经有萎缩的迹象。因此，作为翻译研究者，我们应该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而不是走回头路。我们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符号和图像的翻译上，总结文化转向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翻译在不同文化间的协调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个“度”怎么把握呢？我认为，从全球化的文化视角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恰当地评价翻译的文化协调功能。
一、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反思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的——个国家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全球化的结果是，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扩大了，与此同时，南北差距也加大了。因此，全球化在一些弱势族群中滋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在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看来，抵制一切外来文化，似乎就能保持自己民族的“真实性”和民族认同，尤其是文化认同。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行。在这方面，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非常受欢迎，显示出它们的分析、批评和协调功能。那么人们可能会问，文化研究对民族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应该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当代流行的狭义“文化研究”具有“反精英”、“反体制”、“指向大众”的鲜明特征和批判精神。它还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其中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近年来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研究特别关注民族问题，尤其是长期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然而，文化研究者也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持批评态度。文化学者认为，由于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民族的——个国家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民族主义受到世界主义的冲击，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必然会与周围的文化交流、互动和交融，尤其是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这样，翻译就成了交流和互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介。通过翻译，强势文化可以渗透到弱势文化中，影响弱势文化，使其认同弱势文化。同样，通过翻译，弱势文化也可以渗透到强势文化中，使其混杂变异，最终达到消解其“霸权”和“清白”的目的。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两极效应：文化同质化和文化个性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后者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势头。
事实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并不矛盾。我们可以说我们来自某个特定的民族，但从整个世界来看，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追求某一个民族的特殊价值，更是在试图寻求一种超越特定民族的普世价值，这尤其体现在文化价值上。但这样一来，民族主义越来越受到主张世界主义理想的人的质疑：难道每个民族都只能在封闭的状态下保持真实性吗？除了各个民族各自的习俗和价值观，难道就没有一种全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吗？民族主义一定要和世界主义对立吗，就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两者之间有什么可以协调的吗？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
民族，正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像叙事一样，它在时间的神话中失去了源头，只有在心灵的眼中才实现了愿景。这样一个民族的形象，或者说叙事，可能并不像它本身那样浪漫和隐喻，但正是从那些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中，民族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概念在西方出现了。”(巴巴，1990: 1).所以很明显，民族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并不存在，而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建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承载民族叙事的文学，它为民族观念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民族文学一直是许多民族/国家文学研究者毕生的研究课题。即使在比较文学诞生之后，民族/国家文学研究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势头。然而，在当今时代，没有世界文学的参照系和背景，就不可能研究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学。因此，许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有意识地通过翻译的方式将本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学进行比较，或者在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审视本民族文学，从而对本民族文学的价值做出客观恰当的评价。这样，翻译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可或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一个民族越开放，就越离不开翻译，因为它需要通过翻译学习一个强大民族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同样，一个民族越强大，就越离不开翻译，虽然这种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以输出为主。因此，优秀的翻译可以使在特定民族/国家文化语境中具有某种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或思想行进到另一种语境中，进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和持久的生命力，而拙劣的翻译则会扼杀原本在特定民族/国家文化语境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名著或先进思想的生命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和翻译史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三三三五四的国界模糊，民族/国家文学的研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严格。它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越界”，进入比较文学的领地，或在理论上上升到整体文学的高度，或从民族/国家文学的个案出发，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文学和世界文学问题。所以，全球化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力所不及的。正如另一位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是通过重新记忆构建的集体想象的产物。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消除这种占有欲的魅力。但是，想象力和身体一样，需要训练，才能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获得乐趣。”(斯皮瓦克，20073360 32)可以说，比较文学的兴起也解放了我们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正如歌德在180多年前预言的，“民族文学现在什么都不是，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Damrosch，2003: 1)。因此，它要求我们建构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观念。
当然，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民族主义可以凝聚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而转化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巨大力量。文艺作品是这种艺术想象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在战争年代，文学作品有时甚至被等同于一种有力的武器。特别是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生动的例子。对于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主题，我们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往往关注他们的文学技巧，而忽视了它们。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者做的恰恰相反。他们最关心的是隐藏在文学作品中的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政治意识形态成分。通过对这些成分的关注和分析，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因此，考察和研究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既然我们都承认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那么翻译在民族主义中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它体现了两个方面：从我们自己民族的角度，通过翻译，大规模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理念，从而加快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民族更加强大，成为世界民族之一。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大规模的文化翻译为振兴中华民族发挥了作用。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局面，就必须通过翻译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差距。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规模文化翻译以翻译为主，其优秀的文化产品或思想很少被翻译，从而造成了久而久之的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赤字”。所以翻译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一个世界文化的角度。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的人民介绍我们民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从而为提高世界文化艺术的整体水平做出贡献。这样，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翻译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的翻译，还体现在文化层面的协调和重建。对翻译水平要求比较高，他们不仅要掌握外语和母语的技能，而且要掌握多学科和世界文化的广泛知识。既然比较文学侧重于研究超越语言、民族/国家乃至学科界限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那么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的当代比较文学在突破了民族主义的局限之后，应该进行怎样的理论建构？目前西方和国际学术界热议的所谓世界主义，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但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即使讨论世界主义，也要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学和文化实践，同时也离不开翻译这个中介。
第二，世界主义的兴起及其历史演变。正如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等理论概念一样，世界主义在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兴起并得到热烈讨论并非偶然。它也是一个“引进”或“翻译”的理论概念，尽管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也可以找到世界性因素。虽然世界主义主要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但它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作为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世界主义并不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孤立现象，而是有着漫长的发展演变历史，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我们现在使用的英文单词“cosmopoliteism”前半部分来自希腊语 (宇宙)，意思是宇宙和世界，而polis后半部分来自 (城市)，意思是城市和城邦。合在一起，他们意味着世界城市或世界城邦，持有这种信仰和伦理信条的人也被称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
可见，世界主义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其伦理道德色彩十分浓厚。它的基本含义是，所有人类种族群体，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都属于一个庞大的单一社区，他们彼此分享一种基本的共同的伦理和道德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显然是跨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的归纳，世界主义不是单一的意思。它意味着关注整个世界，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或社区。这也意味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区里会感到非常舒服，就像在家里一样。简而言之，在这个意义上主要是指个体的某种取向或耐力(Calhoun，428)。这种打破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其他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观念的术语明显对立。它更接近于一些更具包容性的术语，如“跨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因此，对世界主义的讨论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哲学中的世界主义、政治和社会学中的世界主义、文化和艺术中的世界主义。本文主要从文化翻译和协调的角度来考察世界主义，涉及到上述三个层面。
最早对世界主义进行详细描述和定义的西方哲学家是提奥奇尼斯，他是一位出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犬儒派哲学家。他曾夸口，“我是世界公民”(kosmo polit s)，从此，世界公民成为有世界主义信仰的人的共同追求。同样，对于持有世界主义信仰的人来说，对人类的忠诚也不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个国家，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全人类乃至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利益。这种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某一个民族、——个国家所独有的，而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所共有的东西。因此，后来的斯多葛派和犬儒派传播人们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它推广为跨越国界和对整个人类的爱。
现在学术界在讨论世界主义的时候，一般都把目光放在启蒙时期，因为这是世界主义的高发期，其主要代表理论家是哲学家康德。795年，康德在一篇题为《论永久的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3360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法律/权利，并将其作为保护人民免受战争的指导原则。他主张在普遍友谊原则的基础上遵守世界性的道德和权利标准。康德认为，只有当国家按照“共和”原则从内部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些国家为了持久和平从外部组织成联盟，只有当它们不仅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而且尊重外国人的人权，才能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1]。当代哲学家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也受其启发。已故的德里达甚至主张用一个法语词“世界化”来代替备受争议的全球化概念。此外，康德还引入了“世界主义法”的概念。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法”是宪法和国际法之外的第三个公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国家和个人都拥有某些权利。作为个人，他们拥有“地球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某个特定国家的权利。显然，这里的“地球公民”是从更早的“世界公民”概念演变而来的。应该说，康德的这些思想为当代世界主义者的许多主张奠定了一定的哲学基础。
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实施使世界主义有了生存的土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打破民族3354个国家的界限，极大地扩张其力量的行为。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生产和消费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还会延伸到遥远的外国，甚至是海外的大洲。在他们看来，世界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反映。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特征，而且认为各国无产阶级也具有一些基本特征，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号召“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此外，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等等，都带有鲜明的世界主义倾向。再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犹太血统和后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决定了他的使命是做一个世界公民，活在世界上，造福全人类。
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从而加快了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步伐。当代国际政治学者Jan Aart Scholte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术语的使用在各种语言、社会部门、职业和学术学科中迅速蔓延。全球、全球和全球主义等术语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其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拉丁语globus。然而，“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发展、一个过程、一种趋势和一种变化。是一个比较新的词，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推广使用。如果用当代的术语来概括全球化，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四个主要方面：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行星化(Robertson，Jan Art Choltes，2011:304-308)。这四个概念相互重叠，相辅相成，因为从广义上讲，它们都是指超越民族——国界的社会关系的增长。所以很多人也用这个词来指代这四个概念的几种含义。但这四个概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含义，有时这些含义甚至彼此大相径庭。因此，在这些含义中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对于我们理解和实践全球化概念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被压抑多年的世界主义话语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崛起？原因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因此，在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世界主义自然退居二线，而全球化在当代社会的凸显客观上为世界主义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因为世界主义也为全球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话语。因此，乌尔里希贝克提醒人们，我们应该考虑两个连接的过程。在这里，他把世界的互联称为“世界化”。他用“世界主义”来指代将这些现象视为每个人伦理责任来源的感受和态度(BeckGrande，2007: 5-6)。一些跨国国际组织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对于世界主义的这种多向性和矛盾性，有学者做出了洞察和分析。比如calhoun总结的(Calhoun，2008: 431)。当然，世界主义的不一致、不一致也使得这个概念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反对世界主义的人首先从政治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依据的民族和国家而言，世界主义者没有这样一个世界民族或世界政府作为实体，所以鼓吹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世界主义在许多人眼里是乌托邦。
其次，经济世界主义也受到质疑。人们用各种论证来说明经济世界主义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马克思和后来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在大力发展自己的同时，有自我毁灭的因素。它对贫穷国家和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最终会激起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反抗和革命，而资本主义的自毁功能之一就是为自己培养大量的掘墓人。此外，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也给人类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过度的开发和消费也会耗尽世界的自然资源。因此，经济世界主义的批评者认为，经济世界主义者或全球主义者未能注意到全球自由市场的副作用，全球化的实践增加了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诸如此类。
此外，伦理世界主义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这种形式的世界主义的批评者认为，指向伦理世界主义的心理学假设是不可行的。普通人往往对自己国家或民族的成员有更强烈的爱和依恋。如果要以全人类的名义去赞美一个道德共同体，淡化对同胞的依恋，无疑会伤害同胞的感情。因为这样一来，伦理世界主义就会让一大批人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人们主张需要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感来发挥它的作用，而那种民族认同感需要对与自己有相同认同的其他人给予必要的依恋。随着人的逐渐发展和成熟，他们会发展和培养出更广泛的忠诚，从对亲人的忠诚到对整个人类的忠诚。但是，这些不同形式的忠诚在程度上还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适度的伦理世界主义是可行的。
目前，世界主义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学术界不断被不同学科的人讨论甚至争论。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世界主义在翻译中的意义是什么？翻译如何协调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这是本文下一部分将要讨论的内容。
三。翻译作为文化协调的功能转换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处于冲突、协商和协调的状态，翻译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它可以协调不同的民族文化。这种观点我们并不陌生。在这里，文化翻译类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转换。作为文化翻译者，任务是在全球文化地图上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这种重新定位中，某个民族原有的“真实性”可能会丢失或混杂，但也引入了一些世界性的因素。同样，它的一些民族主义因素也进入了世界主义的大文化概念。因此，这种翻译的使命显然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但即使如此，这种文化翻译也不能脱离语言这一载体。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aba)是西方世界最早倡导这种文化翻译的学者之一，也是英语世界最会玩文字游戏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鸿沟，以至于一些边缘文化可以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漂移，这样文化翻译就可以对这些边缘文化起到重新定位的作用：“这种在‘中间’(in-between)之间漂移流动的文化，这种小众的立场使得文化的不可译活动具有戏剧性；这样做，就使得文化挪用问题超越了民族同化主义者的梦想，或者完全传达一个‘主题’的种族主义者的噩梦，而倾向于接触到分类和混合的模糊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标志着对文化差异的认同”(巴巴，1994: 224)。
作为一个坚定的世界主义者，巴巴生活并活跃在各种文化的夹缝中，这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在各种文化之间扮演“翻译”和协调的角色：一方面，他将主流文化的一些概念引入边缘文化，旨在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逆向翻译，主流文化变得混杂，失去了它的“纯真”，最终削弱了它的霸权地位。由于他的多元文化身份，巴巴对全球化的理解明显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他认为，一方面，全球化使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霸权文化可以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弱小文化，但另一方面，弱小的第三世界文化也不甘示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无声的、无形的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反渗透上，所以文化
巴巴致力于文化翻译的文章之一是《文化的定位》(新鲜感如何进入世界：后现代空间、殖民时代和文化翻译的尝试)，在这篇文章中，巴巴指出：
这种游离的“新事物”或少数民族话语必须在medias res中找到：进步主义者划分过去和现在，或古代和现代，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被收录到“原作和复制品”的模仿中。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形象总是偶像式的，而不是清晰明确的；在这两个例子中，时间的差异被再现为与一个原始认识论或模仿理论的距离。翻译的新奇就像本雅明所描述的“语言的外来性”(——)。繁殖的问题对于繁殖本身也是自然的。如果说保罗德曼侧重于翻译中的转喻，那么我将突出文化翻译的“他者性”(227)。
那么，什么是文化翻译的“他者”？在巴巴看来，它既不是古代的现代成分，也不是对原作的模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共享两者主要特征的“第三成分”。所谓“第三空间”:一开始可能显得“与众不同”，但细心的读者一下子就能看出文化母体的影子及其不同的变异特征。
应该说，巴巴的学术生涯是这种不同文化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协调的成功范例：他出生在印度，留学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在远离英国文化学术中心的大学任教。但是，他不断从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最后，他去了世界学术中心哈佛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了人文中心的主任和安娜罗森博格英美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他游走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把第一世界最新的学术思想翻译到第三世界，同时又从第三世界和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一些“另类”的东西带入第一世界的霸权文化，使之混杂不纯，最终失去霸权和主导地位。此外，作为一个擅长语言和文字的批评家，他还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巴巴特色的新词语和术语，如“在之间”、“过渡”、“杂合”、“第三空间”等。巴巴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中国文化和学习走出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无独有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night)于2009年5月2日应邀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翻译文化、翻译现代性与中国翻译”系列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场会议上做主题演讲。她的主题演讲题目是《新鲜的东西是如何进入世界的：后现代空间， 后殖民时代和文化翻译的试验》(翻译作为文化中介)。这显然符合她主持的大型项目“全球媒体研究”的宗旨，也将她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不仅是同一语言文化语境中的转向，也包括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当然，这种翻译的转变已经跨越了国家和语言的界限。因此，在巴斯奈特的演讲中，主要讨论的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翻译的“协调”效应。如果我们考察翻译在当今数字时代的新功能，它的功能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巴斯奈特就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2002)第三版《作为一种文化协调的翻译》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具有翻译研究特征的文化方法和语言方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这个时候正在逐渐消失，部分原因是语言学的变化，即该学科的开放的文化转向，部分原因是那些积极探索植根于文化历史的翻译的学者不太积极捍卫自己的立场。[3]
当时，她指的是更早的一批学者，他们致力于调查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并将注意力转向两种文化之间更广泛的转换。这样，从表面上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暂时偏离了语言的“本体”，转向了文化。但实际上，如果把语言也看作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是文化翻译和文化传播的载体，那么翻译并没有离开语言的本体，而是扩大了它原有的范围和疆域，渗透到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其作用更是无可替代的。即翻译中所使用的文化媒介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还包括其他文化形式，如视觉文化和各种图像写作。的确，在如今的“读图时代”，语言和文字的功能在逐渐萎缩，各种图像和影像的功能反而在上升。它们在语言中心主义时代只是充当“陪衬”，充其量只是用来进一步确认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在这个“读图时代”，图像的作用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有时甚至直接起到了表达意义的作用。作为一种“点睛之笔”，语言起着“陪衬”的作用。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应该如何应对？关于这种现象以及它带来的挑战，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翻译的中介和协调作用。作为中国的翻译和文化研究学者，当我们在全球语境中讨论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时，我们自然应该立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即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促进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在这方面，翻译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翻译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政治思想以及文学作品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大规模的翻译只是单向度的，即我们尽力翻译外国的作品和思想，却很少翻译自己的产品。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在翻译上尽了最大努力，但收效甚微。结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常常“失语”，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译者的缺位和无能。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即使我们的翻译家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我们又如何能让它们进入外国，尤其是进入强大的西方文化市场？此外，这种翻译不仅仅是忠实地再现语言。在这之前和之后，还有更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在起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说，也许我们没有有效地发挥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好的西文翻译。中国作家不会满足于这么简单的回答，于是马上追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不是文学内容本身而是它的语言表达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仔细想想，你很快就会发现很难说服大众。众所周知，文学首先应该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对语言表达的要求应该是非常高的。同样，如果把一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主要的西方语言，翻译作品的语言质量也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些不懂中文的诺贝尔奖评委和更大数量的西方读者要想了解和欣赏它，只能靠阅读翻译作品，那么翻译的再现不就占了很大的比重吗？这样，能否一下子打动他们，就成为这部作品能否顺利进入读者和评委视野，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一的重要因素。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并不认为翻译的作用很重要。充其量是认为现有的原创作品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没有任何创造性劳动。所以在国内很多学术机构里，翻译的作品，不管是文学名著还是学术著作，不管是翻译成外文还是翻译成中文，都不算科研成果。但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当中国经济腾飞，综合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当我们回头看中国文化和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时，就会感到惭愧。的确，在向世界有效推广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啊！然而，在过去坚持语言中心主义的译者看来，忠实于翻译就足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是最忠实的译者，对原文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主体意识越强，译者在翻译中就越容易流露出自己理解和阐释的痕迹。这一点从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的名著《翻译研究》中可以看出：经过斯皮瓦克带有主观意识的释意翻译，德里达的书已经成为英语世界人们渴望阅读的理论经典，而斯皮瓦克本人也通过翻译德里达的书异军突起，迅速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之一。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为什么德里达的思想和著作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我们还应该考虑其他几个因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孜孜不倦的解释和介绍，特别是被广泛阅读的书《论文字学》，日内瓦现象学批评学派的领袖希利斯米勒在批评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再加上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名校为传播德里达思想提供的场所和平台等等。解构主义席卷了英语世界的文学理论批评，并迅速取代了新批评的主导地位。今天，当我们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观念和文学作品时，借鉴这一经验或许是有益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译者的翻译实践。
在中国语境下，傅雷的翻译实践堪称成功典范。在原文中，巴尔扎克的风格是平淡而沉重的，但在傅雷的作品中，变得非常通顺，读起来就像是直接用中文写的文学作品，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今天，我们的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包括我自己，都通过傅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巴尔扎克的影响。相比之下，在法国文学史上地位与巴尔扎克平起平坐，甚至被一些西方理论家认为高于后者的雨果，却没有幸运地遇到这样的翻译家，所以雨果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还不如巴尔扎克。因此，优秀的翻译可以使原作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有“续命”甚至“来生”(本雅明，1992:73)。《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学巨著，也是英语世界众多汉学家和翻译家极力争取的经典之作。然而，在众多的英文译者中，由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戴维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称为《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在当今的英文图书市场上很受欢迎。的确，霍克斯的翻译如此流畅优美，英语世界的读者爱不释手。他的翻译在整个英语世界再版并畅销。我们甚至可以在英美任何一家比较大的卖文学作品的书店看到他的译本。因此，霍克斯有效地将《石头记》翻译成英文，使之成为英语世界的文学经典。相比之下，中国翻译家杨和他的妻子是优秀的翻译家。他们努力翻译了几乎一半的中国文学作品。杨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书名很忠实，英文叫《红楼梦》。客观地说，杨的译文在语言和文字上与霍克斯的译文一样忠实，但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忠实，而忽略了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因素。再加上翻译速度快得难以想象，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和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度自然被忽略了。特别是这两位译者离开英国多年，虽然经常回国熟悉英语中的最新用法，但他们远离英语语境，特别是远离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因此对当代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逐渐陌生。所以他们的译本在英美各大书店很难看到，只能在一些设有东亚语言文学系的大型大学图书馆看到。因此，我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和文学正在走向世界，我们更需要像杨夫妇这样的翻译大师，因为他们的翻译使中国文学能够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理解。当年他们的孤军奋战是历史造成的，但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通过其他方式与优秀的翻译家合作，让他们在翻译之前就在书展上宣传自己的作品，在翻译完成后帮助他们在国外图书市场推广，甚至在国外主流媒体或学术期刊上组织书评或讨论。只有这样，中国文化和文学才能有效地走向世界。[2]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评价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往往会将其与国际范围内的前辈或同时代人相比较。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这位作家或作品在绝对意义上的独创性，这样看来，人们对翻译的要求就更高。我们应当同时考虑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差异性：若将其应用于文学批评，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文学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我们就应当将各民族的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评价其固有的文学形式和审美风尚，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带有普遍性，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又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它们分别是由不同的语言作为其载体的，因此我们又必须考虑其民族文学的固有特征和特定的时代精神。过分地强调上述某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至少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是同一种文学体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表达也是千差万别的，对此我们应该有着充分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会像一些人们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既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可以通过英语进行交流，那么翻译还有什么用？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翻译，尽管这种翻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层面的翻译，而更是深层次的文化翻译。各民族文学的深层次交流固然更是离不开翻译，因此以关注文学翻译现象为主的文化翻译就必然提到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议事日程上。
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向世界真正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几乎把西方的所有主要学术思想和文学名著都已译成了中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文学翻译史。甚至中国现代汉语也是在翻译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早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现象，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可以同时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因此确实离不开翻译，就像我们也同样离不开语言和文化一样，我们每天至少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接触到翻译过来的文化，因而它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渗透到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不得不涉及翻译问题。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学者都对翻译颇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所在。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霍克斯和杨宪益对中国文学英译的贡献，我认为，前者更注重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水平，因而在其译本中加入了许多解释性的段落，虽然从语言文字的层面来追究，这种添加有失“忠实”，但从一个更深层的文化翻译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它恰恰有效地把中国文学的精髓翻译到了英语世界，因此达到了更高一层意义上的忠实，其效果自然也更为显著；而后者则在一个大量翻译国外作品的年代敢于独辟蹊径，走一条更为艰难和寂寞的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这种精神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大力提倡的。总之，在使中国文化和文学有效地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离不开翻译的中介作用，同时，我们更不应当忽视翻译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所起到的协调作用。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的深入，这种文化协调的作用将越来越得到彰显。
注释：
[1] 关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计划的讨论， 参见Allen W.Wood, “Kant’s 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 ”in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 59-76.
[2] 就在我即将结束本文时， 我接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报道：由我担任首席专家和总主编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项目 《红楼梦》 (英文版) 的合作出版签约仪式， 于2012年4月18日下午在伦敦书展期间隆重举行。中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老师、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 出版社副总裁海因茨魏因海默(Heinz Weinheimer) 老师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部部长伊安丹尼森(Ian Denison) 老师分别在签约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一致认为， 六卷本英文版 《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 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版发行， 将促进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现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他们还充分肯定了译林出版社和斯普林格出版社此次强强合作对于加强中德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意义， 对中外合作出版具有示范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 全球化百科全书[C]. 中文版(王宁主编)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民族主义与想象[J]. 生安锋译. 文艺研究， 2007 (2) .
[3] 王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4] 王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5] Appiah, Kwame A.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M]. New York: W.W.Norton, 2006.
[6]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UK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3.
[7]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M]. 3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8] Bassnett, Susan Andr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0.
[9] Bassnett, Susan Andr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Clevdon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10] Beck, Ulrich Edgar Grande. Cosmopolitan Europe [M]. Cambridge: Polity, 2007.
[11]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 Illuminations [C]. trans. Harry Zohn, in Rainer Schulte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71-82.
[12] Bhabha, Homi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3]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4] Brennan, Tim. At Home in the World:Cosmopolitanism Now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 Calhoun, Craig.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14 (3) , 2008: 427-448.
[16] Cheah, Pheng Bruce8] Saussy, Hua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 Schulte, Rainer & John Biguenet.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C].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0]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Death of a Disciplin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