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泽谕吉名言(日本学者福泽谕吉说汲取欧洲文明)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时至今日，关于他的作品数不胜数，关于他的说法也往往众说纷纭。有人称赞它是推动日本文明的知识领袖，是自由和民权的先驱。有人指出他的思想中有“国家权力凌驾于民权之上”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还有人批评他的“脱亚论”是鄙视中韩、支持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渊源。
虽然现代人眼中的福泽形象可能是分裂的、矛盾的，但福泽大概认为“我的方式是一致的”。1899年，64岁的福泽谕吉在自传中说，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年轻时许下的“誓言”。追踪福泽的《海誓山盟》，或许可以找到一个相对统一的福泽谕吉形象，从而进一步了解这个已经成为“万元钞”的历史人物。
福泽谕吉论“万元纸币”
福泽的“誓言”
福泽年轻时希望成为一名自立的“洋学者”。
所谓“洋学者”，是指通过荷兰语翻译、研究西方文化的人，所以又称为“兰学者”。幕末，在“尊王与洋人熙熙攘攘”的风潮中，排外思想盛行，发生多起袭击、砍杀洋人事件。在当时的“蛮夷”看来，不仅要征服洋人，还要征服热衷于洋人的外国学者。他以深厚的斋藤优子学造诣和“天下第一兰学”而闻名于世。他曾经教过盛海舟、坂本龙马和吉田松阴的香山作健(1811-1864年)因此而被杀害。据说当时就算打着“洋伞”走在街上，也可能半路被“野蛮人”打死。据《福泽谕吉自传》 (1899)记载，从1861年到1873年的十三年间，Fuze在天黑后就不再出门了。
没想到，1868年，明治维新发生，“天下第一政府”德川政权被推翻。虽然社会上仍有“吵闹”的气氛，但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已经决定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因此，介绍西方制度、器皿和文化的作品畅销世界各地。福泽谕吉认为这只是一部《西洋事情》 (1866-70)的剧，包括盗版在内卖了20万到25万册。之后《劝学篇》 (1872-76)的销量更是惊人。这本倡导“独立、自由、平等”的启蒙读物卖出了300万册，包括盗版。当时日本总人口不超过3400万。福泽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洋学者”，他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
于是，福泽许下了第二个“誓言”，“把西方文明的新风吹进日本，从根本上扭转全国人心，在远东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国家，使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英国互不落后”(《福泽谕吉自传》)。
在《文明论概略》 (1875)中，福泽指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精神。外在文明易取，内在文明难求。”所谓“西方文明新动向”，指的是“内在的文明精神”。要建设新的文明国家，首先要从难寻的“文明精神”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转动整个国家的心”。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文明精神”作为支撑，单纯模仿西方的制度和器物，往往会形同虚设，成为一条狗。
如果福泽谕吉的“誓言”是要在日本播种“文明精神”，那么“文明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文明精神”？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先从江户时代的社会和精神状况说起。
《文明论概略》
“旧制度”和“旧精神”
福泽的前半生是在江户时代度过的(福泽活了66年，明治元年33年)。对他来说，江户时代的制度就是“旧制度”，江户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旧精神”。江户社会是武士主导的等级社会。与之相匹配，普通人形成以服从权力和权威为核心的价值观和心理结构。
江户以前的战国时代，没有严格的身份区分，农民和武士可以互相转化。最著名的例子是丰臣秀吉。陈封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将会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他立下战功，成为最高权威，获得“关白”的地位。然而，在陈封实行“兵农分离”后，武士成为世袭制，并与平民(农民)和市民(商人)区分开来。武士世世代代垄断军职和公共行政，脱离社会生产，具有韦伯所说的“家族官僚”的色彩。德川政府严格规定了各级武士的服装、通讯、出行以及房屋的大小和面积。整个社会等级森严。不仅人和镇民原则上不能升级身份成为武士(后来豪农富商“购买”武士身份的现象，实质上就是将自己或儿子收养给武士作为养子继承自己的武士身份)，而且低级武士也很难晋升为高级武士。这种把每个人都紧紧束缚在自己地位上的制度，像牢笼一样禁锢着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
福泽谕吉讨厌这种制度。在《福泽谕吉自传》中，他对他出生的金钟藩市(今大分县金钟市)的等级制度进行了如下批判：
“金钟这个地方，在封建制度下，就像把东西装在盒子里一样，建立了牢固的秩序，虽然几百年过去了，一点也没变。‘旧家’(掌管诸侯政府的重臣)生的孩子永远是旧家，‘光脚’家生的孩子永远是光脚。世代相传，旧家就是旧家，轻脚就是轻脚，夹在其中的人也是如此。几年下来，一点变化都没有。”
福泽的父亲福泽白竹(1792-1836)深受这一制度之苦。白竹虽然精通汉学(藏书1500卷)，却是出类拔萃的。由于身份卑微，他只能长期管理仓库。他45岁时因病去世。福泽对父亲的失败后悔终生，说“门阀系统是父亲的死敌”。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继续攻击这种制度，他说，“这就好像日本有几千万人被关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者被几千万堵墙隔离起来，根本无法动弹。这个边界就像一堵铜墙铁壁，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它。”
在这种“生而不平等，生而不自由”的等级制度下，往往会形成一种“权力偏向的风气”或“权威人格”。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独立、平等和自尊，也不知道什么是权利和责任，随之而来的只有权力和权威。福泽批评说，这些人在精神上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他人精神产品的奴隶”，而“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必须依赖他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害怕别人；害怕别人的人一定会奉承别人。如果他总是怕别人，奉承别人，渐渐成了习惯，他的脸皮就会厚得像铁一样。”(《劝学篇》第三章)见仁见智、阿谀奉承、抱残守缺的风气蔚然成风，导致整个社会“没有人不被压迫，也没有人不压迫别人”。
福泽认为，不打破地位等级制度，不打破只有权力和权威的价值观和心理结构，就不可能“创造新的文明国家”。明治维新后，“旧制度”基本废除，但“旧精神”依然根深蒂固。福泽主张，为了打破“旧精神”，建立新的文明精神，必须“说服学生”。
“说服学习”
庆应义塾大学位于东京湾边上的塔米町，毗邻东京铁塔。校门东临三田路，是一座宏伟的红砖哥特式建筑的骑楼。骑楼以三层楼梯通往校园内的三田山，顶部是象征清营精神的十字笔浮雕，寓意“笔力胜刀剑”。浮雕上刻着一行拉丁文：Homo NEC VLL vs CVIQVAM praeposite vs NEC SVBDIT vs CREAT VR，翻译过来就是“天不生人，地也不生人”这是
庆应义塾大学是福泽谕吉创立的，但“没有人生在天上，也没有人生在世上”这句话并不是福泽谕吉独创的。这句话源于《劝学篇》，“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福泽曾经翻译过这段话。
庆应义塾大学“十字笔”浮雕
如上所述，江户社会是一个武士主导的等级社会。江户时代的农民和商人作为“生产者”和“支配者”，承担着向吴政权缴纳贡米或赋税的工作。他们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很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甚至不需要像武士那样“修德”。简而言之，他们不被视为“国家”成员。他们不是“国民”，只是生活在“某个政府”下的客人。因为他们是客人，一个国家的安全与他们无关。福泽曾多次感叹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就是这个道理。
福泽所设想的“国民”的含义与法国大革命纲领《西洋事情》中的“公民”的含义接近。福泽强烈呼吁“人不是天生的”，目的是强调每个人生来权利平等。个人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个人享有受国家保护的自由，并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为了肩负起“文明与文明”的重担，个人要修“德”，勤于治国，勤于学习。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从“客人”变成“主人”，一个政府才能从“他们的”政府变成“我们的”。
虽然人生而平等，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福泽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学而不学”。因此，为了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个人应该勤于“学习”。但是，要治理的“学”不应该是“虚学”，而应该是“实学”。福泽的“虚学”指的是构成江户时代主流文化的儒家伦理道德理论，“实学”指的是贴近日常生活的科学，尤其是欧洲的近代科学。福泽说“文明的精神”包括“有形的数学科学”和“无形的独立心灵”(《人权宣言》)。《福泽谕吉自传》鼓励人们学习“实学”，唤醒他们的独立人格，恰恰对应了这两个方面(后来陈独秀在类似认识的基础上提倡“德性之师”和“竞争之师”)。
总结起来，福泽“誓约”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将近代欧洲的“科学精神”和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引入日本社会，改变国民原有的心理结构，打破江户时代基于身份序列的传统伦理，培养“四民平等”和“独立自尊”的新民族意识，为“建设新的文明国家”开辟道路。
“三十一谷人”
福泽对“精神独立”的追求也体现在他的金钱观上。
现代人批评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在明治时期，福泽最受诟病的地方之一就是他的“爱财”。的确，福泽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甚至说“文明人的目的是金钱”(《劝学篇》，1886年10月)。
实现江户和平开城的德川政府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盛海洲(1823-1899)，一直看不起福泽，认为他“软弱”，“喜欢赚钱，总想赚钱”(《学者与町人》)。明治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教会主义创始人内村贤三(1861-1930)批评福泽是“财富福音的领袖”。“金钱就是力量，这是福泽在传播福音。在福泽的鼓吹下，拜金主义变成了毫不掩饰的拜金主义。”( 《新订海舟座谈》 )
福泽对这种批评不屑一顾，刻了一个“三十一谷人”的印章来回应。“我刻了一个印章，上面写着‘三十一谷人’。然而，这与任何山谷或地名无关。为天下合成三十一字是常有的事，把顾人的人安排成偏旁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这个印章的意思是‘世俗’”(《内村鉴三全集4》)。此外，Fuze还有两个有趣的印章。一个是“自由不自由”，一个是“没人没人”。“自由不是自由”是福泽对约翰穆勒自由思想的总结，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限。“我-他-你”来源于佛经，“我-他-你-我-你-我”大概是指文明会促进个人性格、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消除摩擦、冲突和斗争，形成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三十一谷人”印章
为什么福泽认为“钱”很重要？你为什么认为“世俗”是可取的？《福泽全集绪言》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次我哥哥(福泽美介，1826-1854)问我：‘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我回答说：‘是的！首先，要成为日本首富，并且尽量随心所欲的花钱。”我哥马上沉下脸训斥我。我反问道：“你呢，兄弟？”他只一本正经地回答：‘一辈子孝顺忠信！’我说‘是的！’我没有再说话。”
这个账号值得深入了解。文中提到，福泽努力把伦理道德(孝顺忠信！)的“虚拟学习”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实践学习”(贴近日常生活的学习)，打破了传统的唯权力服从的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福泽批判了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偶像，如为君主复仇的林佳树赤井和为天皇献身的楠木正成，认为他们的行为都是出于“私利”。为了实现“私德”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无益于社会发展。他接着指出，在日常社会交往中提倡“私德”无可厚非，但如果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公理”来进行，就会产生大量的伪君子(第11条，《福泽谕吉自传》)。为了鼓励人们拒绝虚伪的生活方式，从旧的“金钱知识”和空洞的儒家教条中解放出来，福泽肯定了“世俗”精神。福泽主张人们应以“世俗”精神为出发点，勤于治“学”，提高个人道德水平和参与经济生产，为社会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
福泽谕吉年轻的时候，经常欺骗他的“本番”(金钟番)赚钱。中年以后，他严格要求自己，诚实公正。福泽在分析这一变化时指出，在德川时代，封臣的名字是贵族，封臣的财产被视为“公产”(这里的“公产”与其说是“共有财产”，不如说是“公有财产”，即整个吴家政权的财产)。武士，包括他自己，其实就是这种社会。福泽用“猎奇”来形容自己向诸侯政府骗钱的心情。他骗的越多越好，还会偷偷吹嘘这件事。
“旧制度”崩溃后，福泽反思这是一种无耻的卑劣行为。他开始意识到“人生而为天”，欺骗和寄生是可耻的。个人要独立，要尊重自己和他人，要自力更生。个人应该重视金钱，但不应该被金钱所驱使。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福泽认为，经济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前提，只有能够独立生活而不依赖他人的人才能追求精神独立。
福泽的“矛盾”
福泽谕吉一生的著作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想法复杂，意见相争的例子很多。
例如，在《劝学篇》 (1872-76)中，福泽主张日本与西方国家应“以自然与人道之原则交往，只要符合原则，就应畏惧非洲奴隶，尽管英美军舰，也应勇往直前。”模仿《劝学篇》的这句话*“我不自缩，虽棕阔，我不在乎；相反，“自缩，虽千人趋之”的论调，既能让人感受到福泽理想主义的光辉，又能让人联想到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理论。但是，在《孟子公孙丑上》 (1878-79)中，福泽说，“一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几卷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大炮和弹药不是用来主张已有的真理，而是从无到有创造真理。这让我们看到了霍布斯和施密特等现实主义者反复提出的冷酷现实。”(制定法律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威，第26章，《通俗国权论》)。
再比如，福泽为了克服空无论的“虚学”，主张“学以致用”，要求“学”贴近日常生活。但为了避免学习与日常生活的过度结合，他开始强调“学问不可为实用”，“学问必须高于一个人的志向”，寻求对世界有益的“大义”(第10条，《利维坦》)。《劝学篇》称人为“万物之灵”，是为了唤醒个体“独立不羁”的主观精神。但《劝学篇》 (1896-1897)主张人活着就要有“蛆虫意识”，在浩瀚的宇宙和漫长的历史中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无力”和“卑微、渺小”。
以他的政治权利观为例，《福翁百话》主张一种接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作为“国民”的每个个体自发达成的共识之上的。国家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的联合体”，是为“公民”提供便利的工具。这和股东以法人身份投资创办企业没什么区别。但在《劝学篇》 (1875)出版后，福泽逐渐放弃了这种激进的“国家企业法人论”，转而采用更为稳健的洛克和霍布斯式的“统治契约论”。这种契约理论不仅主张保护作为群体的“人民”，而且主张保护作为统治主体的“主权者”。这种契约论虽然肯定了人民的权利，但也限制了人民的参政。人民不得单方面驱逐“君主”或任意挑战社会法律和秩序。
福泽谕吉
如何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如何统一「理性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祝福？如何调和「学以致用」的福报和「学以致用」的福报？如何妥协「民权论」与「国家权力论」的加持？
福泽崇尚一种“独立不羁”的主观精神，反对对任何事情的“执念”(沉迷而不能自拔)。他主张通过不断的比较来把握事物。《文明论概略》开篇就提出“重量、长度、是非、善恶等词语，都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无光无重无善无恶。所以所谓轻，就是对比别人重的人轻，善就是比恶的人好。不互相比较，就谈不上轻、重、善、恶。”
福泽反对在分析判断事物得失时走极端，呼吁打开“两只眼睛”看事物。一只眼睛观察长处，另一只眼睛观察短处，通过比较来分析衡量。在有限的时间和场合里，人们只能确定“相对好的选择”和“相对差的选择”。如果时间和场合发生变化，人们需要重新分析和判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用《文明论概略》的话说，这是一种“得新，得新，再得新”的进取精神。这种不断比较判断的认知方法，在避免教条主义陷阱的同时，不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只有这种强烈的主体精神，才能保证文明社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尽管福泽的思想中有不同的内容和取向，但他的“誓言”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远东创建一个可以与英国匹敌的新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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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的“誓言”实现了吗？福泽在1899年说，“回头看看社会，虽然还有很多尴尬的事情，但是国家的整个局面一直在进步，逐渐向上……不能不说第二个大愿已经实现了”。福泽两年后去世，看不到后续的历史走向。
现代天皇制建立后，《教育敕文》颁布，鼓吹日本优越性的“举国体制论”传播开来，并逐渐上升为制度思想。“自由主义”和“民本主义”在大正时期(1912-1926)有过短暂的辉煌，但在1927年的金融恐慌中受到压抑。主流社会思想逐渐被右翼和军队劫持，法西斯主义开始形成。“515”和“226”军事政变后，军部控制了内阁，政党政治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全国总动员法》、《治安维持法》相继颁布。在军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自由主义精神几乎荡然无存。打着“振兴亚洲”、“抗击美英”、“超越近代”的口号，日本随后挑起太平洋战争，终于吸取了两颗原子弹的教训。由此看来，二战前的日本绝不是在建设“东方英国”的道路上。福泽倡导的“文明精神”没有在日本生根发芽，他太高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福泽谕吉再次受到重视。反思现代化道路，为战后民主化寻求出路的丸山正夫(1914-1996)激动地张开双臂拥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