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职场女性穿搭(三十五岁职场危机)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漫画：一草
策划刘梦妮
采访客人
杜江永：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李志强：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闫天：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陈：达内科技CEO
张旭：高级公关经理。
刘建斌：欧方天使基金创始人
编辑评论/注释
快消行业员工老胡准备跳槽时，发现很多企业要求应聘者“35岁以下”；某中央部委员工小刘，想换一个同单位的部门，但对方“原则上”要求35岁以下.
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朋友圈，35岁本应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却在一些行业成为了年龄上限。
这种若隐若现的贯穿体制内外的分界线在哪些行业比较明显？是否涉及隐性年龄歧视？如何处理个人职业规划？企业管理者是怎么想的？
本期，商会邀请了四位35岁以上的专业人士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的故事有焦虑和压力，也体现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同时，“问”平台邀请了多位法律学者、企业高管、互联网评论人士等。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证人的话
幸运的是，我逃离了职场焦虑。
金融从业者莹莹
高税收、好福利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人们对升职加薪不那么焦虑了，有些人甚至停薪留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今年36岁，现居墨尔本，在澳洲四大银行之一担任机构银行数字化副总监。中文翻译叫“副主任”。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35岁日程的幸运女人。
当然，我也有我的焦虑。我很恼火，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职场去生孩子。但在35岁左右，我慢慢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跨过了为温饱发愁的阶段，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我今年23岁。从复旦经济系毕业后，我加入了渣打银行管理培训生项目。26岁转到新加坡。29岁时，我怀着孕申请了INSEAD MBA。第二学期，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我在学校学习，却看不到醒着的儿子。回忆起那段时间，还是觉得有点遗憾。
毕业后，我留在新加坡也不是不可能，尤其是考虑到新加坡交通便利，回国方便，容易找到合适的家政人员。但是我更喜欢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所以在31岁的时候，我离开了亚洲，搬到了墨尔本。
即使是在金融行业，我仍然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我一周至少能去三四次健身房，周末也不加班。比较适合照顾家人，也可以和老师一起自己带孩子。
身边很多人似乎都不把升职加薪当做最重要的事情。在我这个层次，有三四十岁的同事，也有五十岁的同事。
高税收和良好福利的一个影响是，人们对晋升和加薪不那么焦虑了。有些人仍然会停薪留职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妇女每生一个孩子就休一次年假。身边似乎没有人因为人到中年而感到职场焦虑。
在我看来，岗位招聘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这是赤裸裸的歧视，没有任何逻辑和理由。
在澳大利亚，不仅年龄不能作为招聘要求，性别和种族也不能。很多公司甚至要求高管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配额。虽然这样会带来另一个问题，比如——，我很讨厌因为这个名额的存在，别人会说我因为是女的而升职。
但我还是很庆幸，这里的职场环境让我不再焦虑。目前我的生活不是没有压力和挫折，但它们更多的是来自于我的银行工作没有给客户提供应有的价值。
我是一个逃脱了中年职场焦虑的幸运儿。
职场上没有我的位置。
唐宝儿，无业
三年前，我辞职离开了北京。我回到家乡省会城市后，一直找不到工作。采访了几家当地企业，都
三年前，我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省会城市后，很难找到工作。采访了几家本地企业，都是35岁以下。
礼貌的HR会礼貌的拒绝我，不礼貌的下面就不提了。我只能安慰自己HR也会变老。
几次碰壁之后，自信心受到重创，所以一直待在家里。
在这之前，我的简历其实很好看。本人211毕业，有国企和大公司工作经验。在我上次辞职之前，我的公司在中国排名前十。
我丈夫和我年龄差不多。在此之前，他是通信运营商的工程项目经理。几年前，他当时所在的分公司不盈利，就调到了新的分公司。
我老公到新分公司的时候，38岁。他被安排爬塔安装设备，要爬到50米甚至更高的高度安装天线。
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一天爬三座塔很容易。老公本科毕业。虽然他年轻时也做过这样的工作，但因为体力不支，一天只能爬一个，心理负担很重。
虽然爬塔有安全设施，但是这么高的地方，风这么大，真的很怕有一天不小心掉下来。
他总是告诉我，我死了没关系，但你和孩子怎么办？
因为压力太大，后来老公辞职了。但是他这个年纪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开始工作。好在滴滴为我们这些中年失业的人提供了工作，让我们可以养家糊口。
滴滴也很辛苦，但是辛苦得到的更多。我老公一个月净收入5000到10000，看他一天工作8小时还是15小时。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健康问题。老公说了很多次我腿疼，背疼，肩膀疼。
再说说我身边的其他中年职场人士。我的同龄人很少有高管，除了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女同学，大部分都有很强的危机感。
有个同学在500强外企工作了十几年。现在，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利用公司的资源自己开店。
另一个在央企的同学经常跟我说，他担心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因为他只会写材料，没有一技之长挣钱。
别人自己做，很辛苦。比如像我老公一样，可以开个滴滴，也可以自己开个小厂或者小店，做点小生意。
感觉职场没有中年人的位置。
我不后悔去体制外。
互联网从业者王宜智
离开体制一年多，实际的“焦虑”比我辞职时预想的还要强烈。同时，焦虑之外还有惊喜。
35岁那年，我离开“委办局”，来到“公司”，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时心里充满了对未来职业和生活的不确定性的焦虑。
但我还是选择跳槽。多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当我35岁的时候，开始思考我人生的下一个十年，我决定不只是看，而是要全身心投入。
现在，我离开体制已经一年多了。回顾过去，从“古”的角度看现在，我有些感触。
从大学毕业到去年离职，我在体制内一个我引以为傲的单位工作了十年。其间，他还被派往贫困地区进行临时救助。十年来，我从一个充满激情却眼高手低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一个将激情转化为日常实际工作的部门主管。在过去的十年里，我获得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友谊。我会永远为我曾经的“单位”感到骄傲。
保持对“单位”和事业的热爱，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不求得失，大胆实践，是我在体制内外一直坚持的原则，所以得到了体制内的青睐和体制外的认可。这也是我理解的体制内外常见的。
体制外工作，其实远比我辞职时预想的“焦虑”强烈。在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打破自我认同的固有认知并不容易。尤其是和体制内的“官僚”职员打交道时，很容易让人错过过去地位的光环，从而产生消极的对比和挫败感。但其实我打破了自我限制，变得更广阔了。
第二是对快速变化的反应。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也决定了市场化公司的具体战略、架构、人员都在快速变化。如果我们能拥抱这种改变，化解这种压力，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强，更好的自己。
然后就是时间管理。离开体制，“朝九晚五”的工作作风一去不复返了。不仅要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还要留出锻炼和休息的时间，为家人提供高质量的陪伴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也逐渐有了更强的时间管理能力。
总之，我不后悔35岁的选择。
35岁辞职“看世界”的女老师这样说.
“最感伤辞职信”当事人顾少强
我辞去某重点中学教师的时候已经35岁了。我心中没有担忧和恐慌。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担心以后的生活。我相信这个世界总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对物质的要求不是很高。
2015年，35岁的我写下了风行网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信被戏称为“史上最感伤的辞职信”。
辞职前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心理学老师，工作稳定，工资也不错。但是我辞职的时候，心里没有一点担忧和恐慌。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担心以后的生活。我相信这个世界总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对物质的要求不是很高。
另外，家人也给了我支持。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一个人要独立，要勇敢，不要依附，不要被一些所谓的物质所困。我妈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一个人走遍天下的人。
现在我也教我女儿同样的事情。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规划。至于好与坏，要自己经历过才知道。女儿的外号叫“小鱼”，意思是“孩子不是鱼，但你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选择好的生活与否，不是父母能说了算的，而是要让自己去体验。
写辞职信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可以有新的篇章了。因为在之前的11年里，我作为心理老师的生活已经很充实了。我有了足够深刻美好的经历，开始新的旅程。我有很多梦想，想做很多事情。
辞职后，我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从城里来到一个相对偏僻的古镇，过着特别简朴的生活。以前当老师需要备课讲课，但作为一个客栈的女掌柜，我需要打理客栈，处理客栈的各种问题。
但我觉得我们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精神，越是遇到挑战，越是兴奋。在这四年里，我遇到了很多挑战。比如客人喝醉闹事，或者客栈突然停电，或者水管突然爆裂.每次我都能冷静处理。如果让我现在经营一家客栈，我应该可以轻松处理80%以上的问题。
客栈开了四年，我看到的世界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基本上每年都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去旅游。
辞职的时候写了那句话，不是简单的说想看看自然景观。精神世界本身就是我这个心理学老师想看到的。
客栈开业期间，我有了自己的女儿。她三个月前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和我老公还有我一起旅行了。到目前为止，除了西藏和新疆，她去过所有其他的省份。
现在，女儿快三岁了。她会从幼儿园开始，慢慢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又想当心理学老师了。毕竟我对这个职业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那年我辞职了，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我有很多其他的梦想。
所以我最近搬到了绵阳，那里有一群有趣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心理工作。
目前我的打算是把心理学专业做得更好，服务更多的人。至于未来，我没想那么远。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远处还有更精彩的世界可以看，那我们一家三口可能就要一起开始新的旅程了。
未来的事情会因为未知而更加精彩。
专家问答
职场“老人”要扬长避短。
记者：职场“35岁危机”是怎么产生的？
陈：就程序员这个职业来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职业：30岁以后，如果还在写代码，不做管理工作，那就是失败的人生。
在这种职业观的驱使下，很多人在职场初期，专业能力一般的时候，没有充分锻炼自己的硬核能力，就匆匆忙忙转型做管理。
这种人三十多岁以后，如果职业有波动，找工作真的不再容易了。这就是互联网行业“35年危机”的现状。
从年龄上看，这类人应该是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但是品质经验比较短，这个阶段的人对收入要求比较高。当然，这将导致企业招聘更年轻、要求更低的人。
我接触过很多年长的美国程序员和职业经理人，和他们共事过很长时间。他们五六十岁，专业能力强，经验丰富。这些老程序员是团队的宝贵财富。年龄带来的经验给他们加分，并不损害他们的职业竞争力。
张旭：有些工作和职业是需要经验的，比如医生和律师。但需要承认的是，有些职业是与精力和体能相关的。比如某些行业，加班996的情况比较多。客观来说，这些行业的中年员工在时间分配上会有一些挑战。
这就要求职场中有比较资深工作经验的人，要扬长避短。与其花时间和精力，不如总结经验和方法，学会深入思考，用匠心做好生意。让自己在职场永远保持竞争力，终身学习。
刘建斌：作为一个投资人，我注意到不仅在职场，在创业圈也有一个35岁现象。过去10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80后甚至90后创业者。他们有创新，但不擅长控制成本和风险。Ofo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社会不仅要关注职场35岁现象，投资人也要警惕创业圈年轻化现象。
谨防变“年轻”成形式主义
记者：一些公司淘汰了中年员工，人员结构年轻化。如何看待此类事件？
杜江永：人员结构年轻化的现象多发生在互联网公司等新兴行业，以及一些较低层次的人才招聘。这些岗位大多对知识和技术要求不高，年轻容易成为优势。另一方面，现代企业竞争激烈，达不到岗位要求的会被辞退，而不仅仅是35岁以上的。
李志强：很多行业，尤其是互联网，具有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复杂、知识更新快等特点，呈现出人才淘汰周期越来越短的趋势。外界在解读互联网行业普工的群体特征时，应结合行业自身特点进行评价，而不是单纯从从事该行业人员的年龄特征来判断“违法”。
严田：“一刀切”在年龄基础上淘汰大龄员工。直觉上很可能缺乏充分的正当性，夹杂着“年纪大了就做不好”的偏见，涉嫌构成歧视。
但年纪大的员工“年纪大，年纪小”，家庭负担重，身体状况往往比年轻员工差；在一些知识结构更新较快的行业，年纪大的员工虽然有经验优势，但也可能会落后。根据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希望“以旧换新”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问题是，法律是否应该接受这个理由？大龄员工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的失业会严重影响其他家庭成员。大规模失业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国家对此必须谨慎。
丁道师：今天，互联网行业的复兴已经成为“政治正确”。一些企业，尤其是巨头企业，为了“队伍年轻化”的政治正确，在短时间内裁撤了大量的老人，把大量的年轻人放到了核心管理岗位上。这是“为复兴而复兴”的形式主义错误。从团队稳定和公司长远发展来看，弊大于利。
一些“年龄门槛”是必要的。
记者：如何判断招聘中的“年龄门槛”是否构成歧视？
杜江永：中国的相关法律和中国2005年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对年龄歧视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只要是与工作的具体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的不合理的年龄限制，就可以认定为年龄歧视。
但是，企业在招聘时设置了“年龄门槛”，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年龄歧视。对于企业来说，工作性质不一样，工作要求不一样，所以对工人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工作对年龄、学历、经验等有特殊要求。这种情况下，根据具体岗位要求招聘，设置年龄限制，无可厚非。
李志强：企业招聘时询问年龄是违法的。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者行业、岗位有特殊要求。
虽然我国《劳动法》等基本法律明确规定企业有用工自主权，但前提必须是依法行使。因此，企业不能以此为由将年龄作为明确的招聘条款，这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禁止歧视的规定。
闫添：所谓就业中的年龄歧视，一般是指在没有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对不同年龄的求职者或从业人员区别对待。
并非所有的“年龄门槛”都构成年龄歧视。比如，首次报考公务员的职位，大多要求报考人员年龄不超过35周岁。公安部要求A1驾照开公交车的司机年龄不超过60岁，等等。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合法的。
判断“年龄门槛”是否构成年龄歧视，关键在于“门槛”的设定在法律上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一定的年龄是胜任工作所必需的，那么“年龄门槛”就是合法的；反过来，如果年龄与主管岗位无关，设置“年龄门槛”纯粹是出于偏见，当然是违法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年龄和能力的关系没有那么绝对，很难判断。
提高自己的含金量才是王道。
记者：虽然有些招聘没有明确的年龄要求，但是超过一定年龄的应聘者是不会被考虑的。对于这种隐性的年龄歧视，申请人可以维权吗？
李志强：从理论上讲，没有办法处理隐性歧视。比如，对于案件中申请人提出的就业歧视申请，可以通过正面询问的方式要求用人单位说明未被录用的正当理由。如果不能说明，可以视为就业歧视。
对于群体案件，以35岁为例。如果35岁以后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被录取，但大部分是35岁以前被录取的，用人单位可能会以成绩明显存疑为由，要求其说明正当理由。如果不能说明，可以视为就业歧视。此外，在实践中，首先要明确谁是依法享有查询权的法律监督或评价主体，并给予其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障。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制度设计思路，实践中很难完全消除或根除隐性歧视的现象。
杜江永：对于隐形年龄限制的问题，现行法律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应对年龄增长带来的危机，劳动者提高职业含金量才是王道。
严田：隐性歧视往往是在法律对显性歧视打击有效的情况下产生的。目前在我国，用人单位基本不可能因为这种隐性年龄歧视而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