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一定是未来吗(如果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不会成为科幻作家)

今年4月8日，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去世，过着传奇的一生。1982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大趋势》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它已经在57个国家出版。在肯尼迪总统任期内，他还被聘为助理教育专员。在他几近迷茫的时候，他离开政坛成立了“城市研究公司”，专注于对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洞察，并被埃森哲选为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此外，他还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大学担任学术顾问和重要的访问学者。
约翰奈斯比特(1929年1月15日-2021年4月8日)是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1963年，约翰奈斯比特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助理教育部长，同时担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主要著作《大趋势》，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和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部巨著”。《大趋势》这本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1400万册。
他的足迹横跨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奈斯比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未来学家曾经是一个热门群体。从20世纪初开始，这群有着奇特大脑的人“来到”了一个宗教和巫术被祛魅的时代，他们以震耳欲聋的未来预言成为了现代先知。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奈斯比特、阿尔文托夫勒、凯文凯利、里查德巴克明斯行福勒……他们的“第三次浪潮”、“数字生存”、“地球村”、“大趋势”等潮流概念已经成为时代的界碑。
之所以称之为界碑，是因为我们在当今社会看他们很多人的作品，会觉得是在看历史书，而不是未来派的作品。毕竟，对于Z世代的年轻人来说，“数字生存”似乎是一出生就注定的命运，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这是一个连《黑镜》的名声都会逐渐走下神坛的时代：科技进步的速度已经无限逼近人类想象的门槛，高速更新迭代的社会让一切所谓的对未来的预测看起来都像是对现实的描述。除了感叹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很难苛求几十年前就做出预测的未来学家。
写过《神经漫游者》的著名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未来已经来了，只是还没有流行起来”。这句话被《中国之火》中的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奉为圭臬，也可以用来形容未来学家一开始的职业生涯。如今，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方兴未艾。“未来”不仅来了，而且似乎已经流行起来。应该如何看待未来主义者在时代中的地位？曾经围绕未来学者的争议和批评还在继续吗？本期《阅读》将与你分享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有趣观点。
作者刘亚光
现代先知：捕捉未来的“信号”
奈斯比特生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1996年，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会见了奈斯比特，同他就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成立了自己的“城市研究公司”后，奈斯比特还在中国天津成立了中国研究所，并于2009年撰写了聚焦中国的后续《大趋势》。2013年，奈斯比特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左图为约翰奈斯比特的英文版《中国大趋势》，右图为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译本。
事实上，正在进行大力改革的中国，一时间吸引了很多类似的专家。未来主义者与生俱来的与“前进”和“前沿”挂钩的气质与改革开放的精神不谋而合，双方可谓一拍即合。虽然未来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未来主义”作为某些思想的先行者，出现在更早的时代。19世纪英国教会将其作为神学理论提出，20世纪初思想艺术界将其发扬光大。他们认为过去没有未来重要，“时代不断前进”的价值烙印在未来主义者的深层精神气质中。
在20世纪4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Ossip K. Flechtheim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现代未来学的创始人。他用模型来预测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特点也被后来的许多未来学家所继承。不过，早在1921年，凯根保罗等人的《大趋势》(今天和明天)》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未来学的轮廓。未来学的主要特征是，尽管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仍然充满野性的色彩，但他们逐渐从对神秘叙事的依赖中回归科学话语。
这套书记录了当时学者对未来的许多精辟见解。比如作者之一的遗传学家霍尔丹就直接预言了能源危机的来临，并提出太阳能将在未来的能源政策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预言了当时的基因编辑技术。
一个保守的专栏还记录了许多分散在20世纪初的有趣的未来主义预言。例如，一位名叫伯纳尔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一些人造器官的设计过程，包括可以“看到”无线电和X射线的眼睛以及可以听到超声波的人造耳朵。除此之外，伯纳尔还用一个思维实验来说明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罐子里的大脑”的观点，认为人的意识可能与身体活动分离。
可见很多早期的未来学者其实更接近发明家。他们的思维集中在一些先进的具体技术上，思想的细节相当丰富，与后来成名的很多未来学者不同。所以也有中国媒体根据思考点的不同把未来主义者分为狭义未来主义者和广义未来主义者。与前者相比，后者对未来的预测不仅更加天马行空，而且在格局上也非常宏观，从具体的技术设计到对社会结构和文明进程的判断。
电影剧照《今日与明天》 (1943)。未来学家不是一个新的职业。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很多人相信那些有特殊能力的人可以通过水晶球或者塔罗牌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
《EDUCAUS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当代未来学的一个研究机构，曾经列出了“像未来学家一样思考”的五步指南，其中关键的一步被命名为“关注信号”。所谓信号，是纷乱琐碎的事实背后隐藏的趋势。——，以奈斯比特作品的名义，是一种“大趋势”。例如，1995年易贝的出现似乎只是一个新的交易平台产品。在未来学者看来，这背后的“信号”是“网络声誉成为新的社会货币”。如果现象的改变仅限于某个领域，比如商业或者教育，那么信号的改变可能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整体重塑。“这不仅是交易工具的变化，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文章写道。从小我们就被告知不要和陌生人上车。现在，当我们和完全陌生的人进入优步时，我们根本不会犹豫。”
这些未来学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加上他们对未来社会整体预测的偏好，往往使他们的演讲充满了高度概括的隐喻。在阿尔文托夫勒的例子中，这个隐喻是“波”。他认为，当“第二次浪潮”席卷而来，人们的劳动由于时间的标准化而变得一致，工商业变得集中化，核心家庭逐渐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任何一个比喻性的词语似乎都难以比浪潮更好地概括这种变化。在被许多媒体学者视为未来学者的马歇尔麦克卢汉那里，这个比喻就是“地球村”。这种由于电子媒体的发展而实现全世界信息共享和充分交流的梦想基本上已经成为现实。
在今天的未来学家中，凯文凯利可能是最擅长使用隐喻概念的人之一。杂志创始人《水晶美人》在《必然》一书中提出了12个浓缩关键词，一口气预测未来。他用“成为”来形容科技永无止境的变化，用“再混合”来形容一切都有重新分裂重组的可能。每一个词都很难对应一个具体的指称，但是它的指称是可以找到的。不得不说，这确实有些“先知”气质。这些似是而非的预测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却很难挑出毛病，时不时还能准确击中未来的具体走势。
电影剧照《连线》 (2013)。
《江湖骗子》:预测未来是一门生意？
隐喻，或者说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为我们思考世界提供了框架，而关于未来的隐喻塑造了我们对未来的选择。未来学者Sohail Inayatullah认为，在分析未来的思维框架中，“神话”和“隐喻”是整个框架的基石。有时候，只有质疑基本隐喻本身，才能“我们想象另一个未来”。RSA的一个专栏，写于2020年，用疫情期间的“军事”比喻评论了这个观点。笔者认为，当我们选择将病毒更多地描述为军事敌人时，我们在未来的行动中会更加注重政府的动员，民众的服从和执行。当我们“用植根于生态学的隐喻代替战争隐喻”时，我们可能会将病毒的出现视为“自然和文化的许多方面正面临失衡”的信号，从而在未来的行动中更加关注遏制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在商业领域，未来主义者提出的比喻也很有力。凯文凯利在《安德的游戏》中提出的12个关键词中，也包括了“分享”。如今，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各种形式的共享经济几乎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指出了这一比喻的欺骗性。在网上叫车等被冠以“共享经济”之名的典型行业中，平台资本主义借助“共享”的隐喻，让劳动者和消费者都以为自己在平等地与资本分享各种便利。但平台仍然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攫取超额利润。
《必然》，[美]凯文凯利著，译词，东西方图书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月。
比喻的魔力，往往让未来的学者名利双收。据说麦克卢汉在他成名的那个时代在电视上家喻户晓，这使得他那个时代的媒体学者弗雷泽甚至不得不改变他的理论，以避免类似的部分。这些未来隐喻的魔力，让未来的学者们常常亲近商业。
与商业的亲缘关系常常成为人们批评未来主义者的目标。毕竟用这些神秘的隐喻做巡回演讲，看起来很像某些拼命炒作概念的初创公司的套路。2016年有一篇名为《必然》的文章引起关注。刺猬公社微信官方账号还发表了一篇互联网研究员方兴东对凯文凯利的批评。文章指出，与麦克卢汉和乔布斯相比，凯文凯利的思想从未真正在硅谷引起过革命性的影响，所以他在硅谷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但他却受到了马等中国商界领袖的追捧，因为他恰好迎合了中国初创阶段互联网的热潮。凯文凯利著名的《洋忽悠凯文凯利中国疯狂走穴》强调了社交网络的巨大潜力。互联网公司把未来学中“升级”的赞美标榜为自己的精神气质，共同创造了凯文凯利和他的《失控》的神话。有意思的是，在《失控》的专访中，凯文凯利确实承认，他在中国的《Tech in Asia》粉丝“肯定比美国的多得多”。
《失控》，[美]凯文凯利著，译词|新星出版社，2011。
更尴尬的是，如果未来学家让大家花时间和金钱听自己宣讲神秘概念，却让大家的期望落空，那就更难逃“江湖骗子”的骂名了。托夫勒的《失控》虽然做了很多成功的预言，但也有很多他没有说对的地方，比如人们最终会抛弃城市生活的方式。早在2002年，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就在《第三次浪潮》上的一篇文章中批评未来主义者：“我不相信未来学有任何科学依据”。在他看来，未来学只是“商业投机和时尚社会学的混合体”，预测未来完全靠运气。
《纽约时报》，作者阿尔文托夫勒，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
这篇文章还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98年，肯尼赫什霍恩在为摩托罗拉工作了17年后辞职。英国一家年轻的手机公司Orange PLC为肯尼提供了一份“未来主义”的工作，负责对公司的整体战略方向做出创新性的预测。退役后，肯尼曾对媒体表示，他的工作无法量化，因为“梦想的愿景永远无法量化”。同时，他没有对任何具体的发展政策做出价值判断，因为他只关注那些可能被埋没的替代技术可能性。公司应该雇佣未来学家吗？很多企业家学者争论不休，大家的担心都有一定道理。毕竟讲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很迷人，但确实很难验证。邀请的是骗子还是先知，谁也说不准。
话剧剧照《第三次浪潮》。
乐观主义：我期待未来主义者，因为我期待未来。
谈及2021年的未来，“后疫情时代”是无法回避的关键词。去年疫情激烈的时候，一些当代未来学家也在忙碌，为疫情结束后的世界出谋划策。有一些有趣的预测。比如，未来学家沙拉埃文斯(Shara Evans)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出了“黑天鹅场景规划师”和“隐私保护者”两个新职业崛起的可能性。前者是指企业或政府对大规模不确定事件的底层应对方案的设计，包括病毒疫情、大规模天文灾害等。至于后者，埃文认为，将疫情防控融入日常生活，会使人们隐私的边界不断缩小。随着全球各国对新冠肺炎传播路径监控的逐步完善，公民隐私被监控的风险需要得到更系统的保护。除此之外，埃文斯还提出了一些职业崛起的可能性，如使用专业工具对房地产进行远程资产检查的“虚拟现实房地产专家”，以及为个人定制个性化免疫增强服务的“免疫顾问”。
未来学家沙拉埃文斯。
然而，其他未来学家的预测多少会让人失望。比如一些未来学家预测在线办公配套服务的兴起，给人一种你邻居家有点生活经验的老人都能预测到的感觉。这种面对未来学家预言的厌倦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学家的现状。学者珍妮安德森(Jenny Anderson)在她的专著《黑镜》中指出，未来主义者在当代经历了一次转型。未来主义对未来的预测，已经从充满激进和梦幻色彩的个人想象，逐渐转变为计算机主导的系统工程。它用复杂精密的计算机模型褪去了梦想的宏大，同时又回归到了一些具体技术方向的预测。
《Medium》杂志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并指出它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时代情绪。笔者认为，上世纪中后期，尤其是世纪之交的未来学者，普遍有着极其强烈的乐观主义，他们更多的是将技术视为一种解决方案。前面提到的伯纳尔曾经描述过通过增强人类智能来实现“无线感官传递”的机制，认为人们可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思维蜂巢”，使人们的智慧可以随时相互交流。美国天才未来学家里查德巴克明斯行福勒甚至在《The Future of the World》中提出了“地球镜”的设想。他通过制造一种可以让人随时观察地球表面各处数据的仪器，实现了人的心理视野的拓展。他认为，人类在地球镜的启示下，自然会以“全球主义”的视角看待世界和自己，“自然消除民族主义”。这样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不能不说是一种近乎奢侈的乐观。另一方面，目前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往往充满了小行星碰撞、海啸、气候变化、基因危机等风险和威胁。技术已经从解决方案变成了焦虑的来源。
《关键路径》，作者里查德巴克明斯行福勒，共和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这也可以解释安德森的未来派转变。安德森在书中提到，上世纪末，许多未来学组织对剧变后的东欧国家青睐有加，他们也欢迎未来学的存在。安德森认为，这些国家“另起炉灶”的情况在未来学的视野中意味着可塑性、新生和未来，这将永远是未来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机会。或许，在一个经历了疫情冲击的世界里，日益不稳定的文明和自然，让未来学无暇思考宏伟蓝图，逐渐将想象力集中在具体问题的应对上。
相反，是“叶青会”的刷屏和“复古风”的兴起。在现在的人们心中，对过去的兴趣似乎比对未来的兴趣要强烈得多。一篇保守的文章甚至指出，我们的许多“未来技术”是用来保存过去的，这带来了更先进的档案馆和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说，奈斯比特的离去带走了世纪之交出现的对新千年的乐观愿景，以及弥漫在上个世纪的“前进”冲动。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未来主义会很尖锐，想象力的兴奋会收起，但也会不切实际。
未来学家对后疫情时代的平淡预测，让我想起了第一次看贾的电影《关键路径》 3354》时的感受，这部电影是根据四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的。当现实远比剧本魔幻，电影如何表现自己？这可能是电影目前面临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学家目前面临的挑战非常相似：当现实比科幻更科幻的时候，我们还能期待他们给出什么样的奇幻想象？
电影《天注定》剧照。
不过，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对人本身的信心。未来学者依旧是重要的，对他们的期待犹存，意味着我们依旧相信未来而非沉湎于过去。而从一个更长远的尺度上看，对看似天马行空，但具有颠覆性的情境的思考，可能终究有一天会帮助我们应对文明的僵局。面对疫情带来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真正的危机永远来自于想象力的丧失。
参考链接：
https://www。BBC。com/uk China/simp/uk _ life/2010/12/101224 _ life _ future ology _ trick
http://www.caiep.net/forum/content.php id=6496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约翰奈斯比特
https://www。今天的人事。com/HR/future ology-check-out-the-small-print/
https://www。ABC。网。au/news/2020-04-19/冠状病毒中的未来主义者的角色-疫情/12159952
https://www。ispo。com/en/trends/futurologist-horx-corona-changes-大趋势
https://数字未来学家。中等。com/未来学-预测-一个世纪前的今天-世界-bc6563cef627
https://对话。com/未来学-一群幻想家在一个世纪前看起来超出了可能，并预测了今天的世界-118134
https://www。技术感。com/talk/wired-联合创始人-中国-未来-独特-连接-亚洲
https://呃。教育事业。edu/articles/2019/3/像未来主义者一样思考的五项原则
中国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
作者|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王青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