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袭击(无人机袭击恐怖分子的电影)

文/纳赛尔侯赛因；翻译/龚思伟
编者按：当地时间8月29日，喀布尔机场爆炸袭击三天后，美军在对一辆汽车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监控后，派出“收割者”无人机向其发射导弹。军方表示，ISIS的炸弹在车辆中，将对喀布尔机场的部队构成威胁，并称此次袭击是“正义的一击”。但《纽约时报》在调查了视频证据，并采访了司机在喀布尔的十几名同事和家属后，发现美军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包括车辆内是否有爆炸物，司机是否与ISIS有关联，导弹击中汽车后是否有二次爆炸等。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被打死的司机叫泽马里艾哈迈迪，是一个美国援助团体的长期工作人员。他那天的行程其实是接送同事上下班，而军方看到的画面可能是艾哈迈迪和一个同事把罐装水放在车辆后备箱里，准备回家带给家人。军方官员回应称，无人机发射时不知道汽车司机的身份，但认为他很可疑。他们解读了他当天的活动，认为司机可能去过ISIS的一个安全屋，曾经往车里装过可能是炸药的东西。美国军方表示，无人机袭击可能造成3名平民死亡，但《纽约时报》报道称，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针对无人机这种新型战争机器，纳赛尔侯赛因2013年的文章《恐怖之声》分析了无人机提供的感官体验。对于无人机操作者来说，无人机能提供的只是无声的画面，它的超脱感和超然感让操作者不再抗拒杀戮。但以当地被袭击过的人的经验来看，无人机的悬停伴随着恐怖的嗡嗡声，预示着未知时间会有袭击。这种不对等的战斗方式，让经营者不必担心被反击，同时又心安理得地将目标“刑事化”，从而为暴力打击提供了理由。
在西方世界的背景下，伤亡人数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无人机带来的持续而分散的恐惧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长期的影响。家长不再敢让学生上学，议会不敢开会，商店被迫关门。这些情况导致了当地人大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预期焦虑。另一方面，无人机攻击需要大量相关人员的参与，建立简单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全球大规模设立无人机配套基地，使其得以建立“基地帝国”，甚至可能使全球目标和平民陷入恐惧。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纳赛尔侯赛因是阿姆赫斯特学院法律、法理学和社会思想系的副教授。
“无人机太可怕了。从地面上看，当它们在头顶盘旋时，不可能确定它们在追踪谁或什么。远处螺旋桨的嗡嗡声不断提醒人们死亡即将来临。”记者大卫罗德在2008年被塔利班绑架并关押了7个月。他描述了在地面上听到无人机的感觉和声音。然而，在美国关于无人机使用的争论中，这样的报道很少被提及。相反，这些辩论似乎陷入了僵局。反对者称，无人机袭击违反国际法，造成不明平民死亡。支持者坚持认为，由于无人机的侦察和打击能力比战斗人员更精确，它们实际上挽救了美国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否则它们将被部署到危险的地面行动中。如果使用无人机的替代方案是漫长而混乱的地面行动，那么无人机攻击在人员伤亡方面的优势是无可争议的。我无意在此提出任何异议。
然而，这场辩论只是对“无人机背后巨大的资金支持和政治成本”、“对社区的持续打击，虽然没有那么致命，但却是一种长期而强烈的伤害”等问题给出了片面的看法。这种短视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的全面了解；为了开阔我们的视野，我提供了关于无人机攻击的现象学，研究了无人机相机镜头下的世界，以及地面上人们的经历。看着无人机的镜头，或者在下面等着它的攻击是什么感觉？无人机的镜头捕捉和掩盖了什么？
“死神”
当代无人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观察和侦察能力。无人机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越南战争，而导弹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瞄准个人或离散的地点。UAV最初是一种基本的侦察机，在90年代中期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中首次使用。但到了2001年初，无人机已经配备了火力。自911后头两年在反恐战争中首次亮相以来，无人机就被视为反恐战争中显而易见的全球资源和“走出去”的手段。第一代“捕食者”在9/11后在阿富汗投入使用，装备两枚“地狱火”导弹，有限射程400海里。2007年，第二代Reaper无人机改变了这一切：它配备了4枚地狱火导弹和2枚5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能够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飞行16个小时以上，飞行距离为3200海里。这款新型无人机是“第一款专门制造的狩猎无人机”。“收割者”还配备了全天候昼夜雷达，与传感器球相连，传感器球上装有图像增强和红外摄像头。然而，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监视能力与新一代无人机“Gorgon Stare”相比相形见绌，后者将“收割者”的单次视频传输增加到12个，最终达到65个视频信号。因此，“现在，盯着房子或汽车的无人机可以连续监控1.5平方英里内几乎所有移动的东西。再过一年，这一容量将翻倍至3平方英里。”
除了军事能力外，它还可以从数千英里外的控制中心远程操作，这为无人机增添了传奇色彩，成为科幻小说的素材。指挥无人机和发射导弹的飞行员是在实时视频数据的基础上操作的。所以，无论无人机的视野有多广，或者它发送的图像看起来有多自然，无人机看到和杀死的物体都是被摄像头捕捉到的。无人机攻击的视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电影，但它仍然是一个视频记录，由摄像机拍摄，在屏幕上可见。其电影性质值得关注。
在镜头内
空中力量和视野之间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从飞行员驾驶双翼飞机飞越沙漠和山脉的原始状态，到无人机眼中的红外摄像镜头，航空视觉属于马丁杰伊所说的“现代视角系统”。Paul Viriglio的经典著作《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写于无人机出现之前，但其整体论点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从步枪上的双筒望远镜到复杂的控制相机，光学设备调整并产生瞄准行为，调整眼睛和物体之间的假想轴。正如维里利奥解释的那样，“瞄准的行为是一种几何观察，它是一种技术上沿着一个假想的轴排列视觉感知的方法，这个轴在法语中被称为‘信仰线’……从眼睛，通过窥视孔和瞄准器，最终到达目标物体。”视觉在维里利奥的叙述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在世纪之交，电影和航空似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刻。到1914年，航空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飞行和破纪录的手段；它正在成为一种观察方式，甚至可能是终极的观察方式。”
《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
我们已经变得太习惯于从空中观察，这违反了我们世俗和脚踏实地的视野中所有熟悉的几何图形和视角。在早期的飞行描述中，鸟瞰或上帝视角让人感到兴奋，这种快感源于超越人类极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航空与现代视觉模式密切相关，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与摄影和电影表演联系在一起。拍摄电影或专注于一个目标不是一个廉价的双关语，而是一个共同血统起源的提醒。事实上，这种观察方式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忘记了通过光圈观察会产生特定的局部视觉结构。
空中视野可以立即扩大视野，聚焦于一个感知到的目标。但是这种需要精确目标的向内聚焦不仅仅是其他观察方法之一。相反，无人机眼睛的准确性不仅关乎视觉，它塑造了我们思考、交谈和评估轰炸的方式。我们专注于目标和产生影响的时刻。我们争论的是损失以及目标之外有多少平民死亡。这些问题开始盖过所有其他问题，比如这种全球军事装备使得攻击成为可能，无人机对平民造成的除了死伤以外的其他伤害。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看看无人机的视觉状态。让我们看看无人机能(和不能)看到什么。一段随机选取的视频显示了一架无人机的图片。许多评论者担心这样的画面是“电子游戏战争”，但这种比较既夸张又不恰当。与无人机镜头相反，视频游戏提供了一个深度沉浸的环境，至少玩家的虚拟生活处于危险之中。也许，将无人机镜头与电子游戏相提并论的原因是它们共同的脱离现实的感觉。令人担忧的是，异化削弱了司机杀人的能力。
陆军上校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在他的研究报告《论杀戮（On Killing）》中，有力地论证了距离与杀戮难易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一方面，将无人机的录像传输到很远的地方，正好符合格罗斯曼的“最大射程范畴”:“如果某种形式的机械辅助3354望远镜、雷达、潜望镜、遥控电视摄像机等。不被使用，杀手不能探测到他的个人受害者的距离。”格罗斯曼在报告中写道。在这个距离上，“我没有发现任何会拒绝杀敌的人，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这种杀人类型有关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无人机可以将视野放大到地面以上几百英尺，拍摄的画面出奇的清晰。最后，我们不应该太在意无人机摄像头的调整如何增加或减少飞行员的拍摄意愿，因为这个决定分散在一个复杂的指挥链中，军事界称之为“杀伤链”；我们应该关心的是，简单的视觉质量如何强化关于控制和不对称暴力的特定条件。
仔细看司机收到的信息。有一个元素显然是缺失的：声音。虽然飞行员能听到地面指令，但没有对应无人机摄像头微凝视的麦克风。这个由屏幕上移动的哑角色组成的无声世界，对我们的影像体验有着特殊的影响。正如米歇尔基翁(michel chion)在《电影中的声音》中指出的，尽管声音或言语很容易被图像吞噬，但它仍然是构建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电影声音的创作者，——的声音工程师、音响工程师、调音师、导演才知道，如果你改变或删除了这些声音，画面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在无人机空袭的场景中，声音的不同步让画面呈现出鬼魅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在被杀死之前，人似乎也没有生命。凝视的眼睛盘旋在寂静的天空。无人机的批评者所担心的一些超然来自于相机的沉默。
无人机的角度永远不变：俯视镜头。顾名思义，俯视镜头不包括正面和负面镜头，即构成面对面对话的一系列正面角度和片段。通过使用头顶镜头，消除了向后看的可能性。俯视镜头既不邀请也不允许物体参与它的视觉对象。是电影层面“不对称战争”的代名词。
不对称战争通常指正规军和游击队之间的冲突，但也可以形容双方都无法报复的冲突。施密特在《地球的诺莫斯》(地球的Nomos，1950)中对空中力量评估的持久意见是，空中力量使用中固有的技术不平衡，通过增加警备要素改变了冲突。空中力量的引入，结合了全球Nomos中特定空间的转换和武器技术的变化。施密特预见到空战不仅会导致“破坏性技术手段的加强”和“空间的丧失”，还会加剧不平等问题，让占优势的一方将敌人重新贴上罪犯的标签。施密特明白，空中力量将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那些掌握了天空的人可以监督和惩罚那些没有掌握天空的人。在施密特看来，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既是战争合法化的原因，也是战争合法化的结果。法治将战争概念化，成为警察打击罪犯的活动；
双方和武器种类有特定的关系。如果武器明显不对等，那么从平等角度构思的互战概念就不能成立。如果“战争双方都有一定胜算”的局面不复存在，对手就会成为暴力的对象，交战双方的对立就会成倍增加。从权力与法律的区别来看，被征服者会被归入正义战争(bellum intestinum)这个大范畴。胜利者认为他们在武器上的优势是他们正义的标志，并宣布他们的敌人是罪犯，因为“justus hostis”的概念也消失了。
2021年8月31日，沙特阿拉伯阿布哈，当地国际机场实拍。据沙特阿拉伯媒体当天报道，一架携带炸药的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阿布哈国际机场，造成8人受伤，一架客机受损。
对那些没有机会报复的人的空中轰炸不是战争，而是不平等的交换，本质上加速了战争变成警察行动，对手变成罪犯或者只是暴力报复对象的过程。警察行动的起点和终点是给敌人定罪。与空中力量本身共存的高空拍摄，不仅产生并巩固了不对称和犯罪化，进而为暴力提供了道德和法律上的理由。
无人机镜头的宣传和它的影像世界一样值得关注。为什么被认为机密的攻击视频会出现在YouTube上？谁发布了这个视频？这些视频片段由国防部通过其国防视频和图像分发系统(vids)网站发布。这些视频在互联网上的点击量超过1000万，吸引了大量观众(从评论材料来看，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对所描绘的内容进行评论，并相互通知新发布的内容。鉴于这些视频中的生动动作和人们对它们的痴迷，有评论称这种现象为“无人机色情”。这个恶心的名字并没有把这类视频等同于色情电影，而是提供了视频结构的线索。就像色情片迎合了男性的欲望，而所谓的昂贵镜头或男性高潮是影片的结构，导致它的动作追溯到观众的期待，所以观看无人机攻击视频的特点是对即将到来的爆炸即攻击时刻的期待。然而，虽然美国对无人机打击的讨论侧重于打击的准确性，但从地面来看，无人机打击的体验不能理解为单一的瞬间，而是结构化的现实。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个现实。
屏幕外
无人机能看到但听不到下面的世界，而地面上的人正好相反。因为无人机可以在30000英尺或更高的高度盘旋，所以下面的人几乎看不到它们。但是可以听到无人机的声音。许多来自巴基斯坦部落地区(FATA)的人将这种声音描述为一种低沉、持续的嗡嗡声，这是一种随时可能发生袭击的信号。当地人把无人机叫做蚊子。因为无人机可以一次对该区域进行几个小时的监控，每一轮监控都可能导致也可能不会导致攻击，所以平民的恐惧和焦虑是分散的和长期的。
当无人机袭击的图像作为幻想进入我们的文化时，无人机作为心理创伤进入这些领域。在采访中，人道主义工作者、医生和心理学家证明了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预期焦虑的发生。最近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关于伤亡人数的争论，更彻底地审视了持续无人机袭击威胁下的生活，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人们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并生活在对下一次袭击的持续恐惧中。无人机下的生活(Life Under Drones)是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就无人机袭击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影响进行的一项综合研究，包括对许多袭击事件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的第一手采访。一位受访者的话几乎揭示了教科书对预期创伤的定义：“天知道他们是否会再次袭击。但是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他们一直在我们头上，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攻击。”虽然在法律上，“迫在眉睫”这个词经常被用作辩护，但在这里，“迫在眉睫”有着完全不同的可怕含义，是通过声音来区分的。一名男子将对无人机声音的回应描述为“袭击社区的恐怖浪潮”。在另一份证词中，希沙姆阿布拉说，“当孩子们听到无人机声音时，他们真的很害怕，他们总能听到。”
其他屡遭袭击的国家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毁灭性的：父母拒绝冒险送孩子上学，部落理事会对会议持谨慎态度，商店倒闭破产。2011年4月，一名曾在美国做交换生的也门年轻作家在参议院作证，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无人机袭击：“他们(当地人)行动不规则，疯狂地指向天空。根据他们过去被无人机攻击的经历，他们告诉我们，在我们头顶盘旋的东西，那些看不见的，发出奇怪嗡嗡声的东西，是一架美国无人机。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很无奈。”
一面是视觉，一面是声音。一边是聚焦，一边是扩散。正是这种感觉分布导致了对准确性的断言和对广泛伤害的否认。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无人机摄像头的视觉效果远远超出了它制作的视频，它构建了更广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讨论。例如，在美国参议院报告的证词《纽约时报》中，退役上校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ully)坚持认为，“无人机提供了更多的监督和准确性，因为它们可以在目标上空盘旋，不到最后一秒不放弃攻击，还有指挥系统和律师的监督。”在这里，长时间的悬停产生了可怕的嗡嗡声，同时也增加了视觉监督，将监视与法律审查结合起来。但监督的层次有效地疏散了声音的世界和声音产生的人际现实；争论这一击有多精确或不精确，有重点或无重点，还停留在视觉层面。这些争论集中在伤亡人数上，经常主导西方的批评。尽管美国政府声称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巴基斯坦没有“一起意外死亡”的离奇说法已被多个组织否认，但平民死亡的确切数字仍有争议。相反，强调分散但长期恶化的生活提供了更明确的平民伤害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拆解了无人机的视觉系统(其意图是全知、准确)。也开始打消了普遍的空中力量错觉。
但总的来说，空中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为混乱的地面部队提供了一个整洁的替代方案。飞机可以在某些原因无法派兵的地区行动；空中力量为“那些美国出于财政和战略原因希望减少地面部队的地区”提供了替代方案(例如，2010年夏天，在阿富汗增兵的辩论中，拜登的计划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略空袭，而不是增兵)。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以前对空中力量的期望一样，选择性无人机攻击被视为从非洲之角到中亚山区的地面部队的替代品。
现实中，无人机攻击往往需要增加地面支持基础设施，包括人员，起降跑道和基地的需求，以及定位目标的情报网络。事实上，无人机无人驾驶是一种误导。无人机本身没有飞行员(他们的官方称呼是无人机)，但它需要180到200名人员来支持一次战斗空中巡逻。此外，即使无人机可能从千里之外的基地进行操作，它仍然需要在活跃的冲突地区附近起降。从坎大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无人机由内华达州南部的克里奇空军基地操作，中情局无人机由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操作。然而，只有在无人机起飞后，控制权才移交给克里奇或兰利的操作员。这反过来要求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基地和简易机场。
想想2002年哈雷在也门遇袭。在那次事件中，无人机是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起飞的。911事件后，美国在那里的存在急剧增加。到2002年，曾被法国外籍军团占领的莱蒙尼尔营地驻扎了1000名士兵。在2002年12月的一次访问中，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预测这些设施将在未来几年继续运行。自2002年以来，该营地不断扩大，租约续签，并计划建造更多的永久性房屋和设施。无独有偶，在增加军事存在的同时，非洲之角附近海域也“需要加强警力打击海盗”。除了在吉布提的基地之外，在巴林也有一个反海盗基地，在塞舌尔共和国也有监视无人机驻扎。如同在哈雷的定点清除一样，所有这些地方的人都被怀疑参与了2009年9月在摩加迪沙南部定点清除Saleh Ali Saleh Nabhan的行动。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这个庞大的‘秘密无人机基地社区’正在迅速发展。在2011年关于政府决定杀害美国公民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辩论中，没有人注意到这次打击涉及中东一个未披露地点的新无人机基地，旨在使也门的无人机打击更容易实施。
所有这些都将以财政和政治为代价。2004年，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谈到了美国全球军国主义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一个大洲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网络，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帝国形式——3354基地帝国。它有自己的地理位置，但它的地理位置不太可能在任何高中地理课上教。”正如伊恩肖所说，“无人机世界是基地世界的进化。”现在不再有大型驻军基地，而是更多的小型设施来容纳无人机及其当地操作员。对于政治学家Andrew Bacevich和其他人来说，无人机并不是真正的替代品。Bassevich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一个更小的全球军事足迹。像许多早期关于空中力量的梦想一样，它们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对于被声音伤害的平民来说，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载体。
编辑：韩
校对：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