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为什么热爱摩托)

本应平息的新冠肺炎疫情最近又回到了北京，唤醒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享受漫长的夏季。
正如琼贝克韦尔所说，“城市生活让你感受不到季节，但步行能恢复你的感知。”我那双被囚禁了冬春的脚，最初在夏天被释放，积极地参与到共同生活的“复活”中：在菜市场漫步，在公园散步，在郊外远足.现在又要被禁足，困在无形的围栏里，和这个夏天保持一个口罩距离。
没有这漫长的疫情，我们可能很难意识到“出去走走”会是一种奢侈。远程办公，交通中断，街道封锁.再次加深原子社会中人与人、人与城市、甚至人与自己的差距。当然，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的“封锁时间”也给了我们反思的空间。
长期局限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比如在家办公，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现代隐居方式，而人会因为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双重挤压而产生身心障碍。毕竟，即使是能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的狄更斯也会忍不住哭出来，“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需要它们(街道)……我可以在一两个星期内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写很多……然后我可以在伦敦呆一天，再这样工作。但是没有那盏神灯，日复一日的写作将是一项巨大的劳动。”
( 《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 )
我们需要与我们的城市有直接的关系，以及一定程度的社会联系。而“步行”，就像人形成的河流，本来应该以另一种交通网络的形式流入城市，模糊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界限，让干涸的城市留住水。
为什么我们渴望走上街头，与城市和他人交流？透过“行走”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如何被试图打破的。
作者|林
1走在城市里，
历史上并不总是体面舒适的。
走在城市里，历史上并不总是体面愉快的。
在18世纪初的英国，徒步旅行仍被视为底层人民的象征。“只有徒步的‘拦路者’三三两两，穷人、乞丐、流浪汉以及更一般的穷人三三两两，才能走。”随着经济转型和道路系统的完善，步行
(当然更多指的是花园散步等贵族休闲方式)
慢慢成为新中产阶级的一种时尚休闲方式。此后，随着文学浪漫主义和环保主义的兴起，行走的概念越来越丰富。当它落入文学、宗教、文化地理等不同领域时。产生了很多变形：城市漫游、朝圣、徒步等。
《行走的历史》，查德布莱恩特/阿瑟伯恩斯/保罗雷德曼编辑，张远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5月。
《行走的历史（1800-1914）》这本书指出了行走的历史演变。在“行走与劳动”一章中，作者伊丽莎白柯金沃马赫(Elizabeth Corkin Womach)通过分析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的论文《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将我们推向“行走”的最初原型之一，即劳动的行走。
“事实上，如果工人不按部就班地走，许多职业过去是、现在也是不可能的.”
(《行走的历史（1800-1914）》前言)
对于街头小贩来说，走路就是“为了卖货，我们要走得更远。”她进一步区分了劳动行走和空闲行走。“在《伦敦劳工》中，‘走’基本上是劳动的意思，‘走’或‘走得慢’或‘转’可能表示工作是值得的。”
伊丽莎白还引用了亨利梅休在《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中描述的一个短篇故事。一个卖豆瓣的8岁小女孩，每天在伦敦走来走去，每天走9到10英里，却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公园。“公园！在哪里？”女孩惊讶地问。阻碍女生入园的不仅是工作时间过长，还有社会地位。
对于真正以行走为生的人来说，那不是游手好闲者眼中的浪漫漫游，而是真正的流浪。更直接的区别是，劳动行者的行走时间是其工作时间；闲行者的行走时间是工作之外的时间。
你和我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人群中的人”
当今社会，公共场所的空间障碍基本消失，城市的包容性远超过去两个世纪。在这里，阶级差异和社会身份似乎被模糊了，我们暂时从事类似的行为：散步、俯瞰湖泊等。而行走，则取消了交通工具附加在人身上的身份标签，将我们还原为两条腿的动物。原本相互疏远的城市人甚至有了一种无声的亲切感。你我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人群中的人。”
(波德莱尔)。
“行走”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但在消除界限的过程中，却遇到了更隐秘、更坚定的界限。然而，正是这种渴望模糊界限、跨越界限的张力，构成了波德莱尔的“城市漫游”和梭罗的“征服荒野”……也构成了这些古老却依然时髦的问题最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没有褪去，走路体现出来的阶级差异，也悄然出现在其他细节中。走路的姿势，速度，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会发出一个关于个人身份的信号。拾荒者在街上行走时，更愿意贴着墙，以微微倾斜或摇晃的姿势前行，尽量避开迎面而来的人的视线。他们与周围的一切都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完全融为一体。另一方面，通勤路上的典型白领更加自信。即使他们很匆忙，他们也以更有力的方式行动，他们对周围的事情有更多的控制权。
对于“城市漫游”的追随者和闲散的行者来说，走在街上就像在读一本书，能迅速捕捉到众生最鲜活的片段。“他无拘无束的个性是他对把人分成各种职业的劳动分工的抗议”
(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
波德莱尔迷恋走在街上的感觉，仿佛通过自由行走消除了有形的地理边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无形的心理边界。
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漫游的乐趣有一部分来自于快速建立和快速解除关系的过程。串成一条街，短暂地进入一个陌生人生活的剪影，却不真正为他的生活负责。
如黄灿然的诗《他我》:
清晨路过天后地铁站附近的公交车站，
看到像我这样的男人，
坐在路边花圃的石边等车，
他和我差不多大，戴着和我相似的眼镜，
像我这样的胡茬，头发比我还黑。
但可能是因为被蒙在鼓里；他在抽烟，
那个手势和我的一样。我能感觉到。他只是
我一直在观察路人，仰望星空，
想到一些神秘的东西，因为他的脸
还有刚才状态的痕迹。我仍然能感觉到
他在我找到他之前找到了我，
把目光移开，假装不认识我，
但是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我身上，
我的眼睛在闪光。
某种程度上，在城市中行走打开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隧道，又关闭了它。人与人相互吸引，却只能在交错的目光中止步。这种渴望触碰却又无法真正确立关系的过程，就是都市生活中闪现的“冷漠中的一点温暖”。所以，我们更能理解鲁迅所说的“人类的喜怒哀乐是不相通的，而我只觉得它们是嘈杂的”，是一种怎样的真诚的“冷漠”。
3行走速度，
和个人订单。
在游手好闲者眼中，除了对社会边界的挑战，“行走”还扮演了——对都市时间的另一种反抗。
在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中，生活在19世纪的波德莱尔积极投身于城市生活，同时又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否定其存在的秩序，反抗城市生活对个人的规训。他以自己为样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现代都市中，通过“行走”来暗中反抗，建立自我秩序。
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城市漫游是建立个人时间的一种方式。“在大街上，他用自己的时间在所有人面前展示自己的闲适和懒惰，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在强调有效时间生产的资本社会，波德莱尔通过漫游非劳动来“浪费时间”，书写城市的各个方面。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危文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
而我们呢，依然生活在一个工作时间大大超过休闲时间的社会，这种渴望通过休闲散步来对抗城市时间的传统依然存在。回顾一个典型的都市白领的一天，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椅子上，或者晚上直接躺在床上。他们的双脚几乎总是被禁锢在有限的范围内，个人的时间和价值也相应地被定义在工作范围内。走路，出门，徒步，都成了我们对机械时间的抗拒。
在随笔《明天不散步了》中，穆写道自己是“一个行走中会迷路的人。我知道生活是什么，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今，我们可能一直都知道该做什么。时间以一种隐秘但更强大的方式嵌入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无论你怎么抬脚，最终都会落入网中。
而迷路，就像发呆一样，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各种地图app，电话把你固定在巨网里。即使你关掉了手机和闹钟，似乎你的心里仍然有一个时钟在不知疲倦地准确工作，提醒我们一系列的待办事项和下一个目的地。
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中揭示，我们对“繁荣”的体验其实是贫穷的。时间叠加，经济扩张，各种娱乐，其实“不是真正的复兴，只是一种掩饰。”以及“糟糕的体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似乎渴望新的体验。不，他们试图从他们那里解放出来。他们渴望一个贫穷的环境，一个能够纯净清晰地展现他们外在和内在的方面，从而从中产生真实的东西。”我们渴望再次“迷失”，因为我们渴望体验真正的自我成长，为自己的人生留下意外的可能。诗人孙蕾在诗《取向》中写道：“夏天散步，是为了等待一次爱情。违背它。来扭曲这种生活。”这是在自我叙述下建立时间的欲望，让你不能只活在单一的时间标准下。
个人时间相对于外部时间慢吗？那也不对。以两位诗人为例。在兰博和罗伯特沃尔瑟的行走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两种时间速度。
在书《论行走》中，作者将兰博的行走比作“逃跑的愤怒”。兰博很固执，但走路时充满激情。在他短短的二十五年生命中，他总是以一种迫切的状态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无休止地寻找能刺激他感官的东西。“走路其实是一种愤怒的表达，也是一种徒劳的决定。”这种迫切的状态和加速的时间也体现在他飞驰而热烈的诗歌文本中。
《论行走》，[法]弗雷德里克格鲁著，杨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8月
对于另一位诗人罗伯特沃尔瑟(Robert walser)来说，行走不是加快或减慢时间的过程，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意义。罗伯特沃尔瑟患有精神分裂症。他晚年住进了精神病院，逐渐丧失了写作能力，但仍保持着20多年来走路的习惯。“他在不同的精神病院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此期间，他的写作枯竭了。他的主要消遣是在乡下长时间散步——就像他冻死的那个乡下。”
(库切评论沃尔瑟)
对于沃尔瑟来说，行走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复动作，就像雪地上重复重叠的车辙。是对失去写作能力的生活的无声回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时间所附加的外在意义，更接近时间的本质。“在沃尔瑟的生活中，行走远比文学创作重要。他的一生可以用“走”字来概括。”
(范洁萍)
因此，即使是不同于“劳动行走”的“空转”，其速度也因人而异，有加速、匀速甚至停滞，而不是局限于“慢”的速度。如果说行走能给我们带来建立个人秩序的可能，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拥有个性化的行走自由的权利，更大程度上从实践意义上到精神意义上控制行走的速度、范围和时间。
四
还是回到街上？
目前，我们自由行走的权利被病毒侵蚀。长期困在房间里的人，加强了在其他纬度的“行走”:精神行走3354读书、云音乐会；情感行走——在线视频通话.我们在家里有数不清的休闲方式，甚至开始体会到隐居的美好，仿佛不再受限于不能出门。
然而，大脑活动永远无法取代双脚行走的快感。尼采说，“如果一个作者是在弓着背，坐了很久，独自面对墨水瓶，把头埋在一页纸里的时候得到他的思想的，我们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由于作者对肠子的长期压迫，我们似乎能通过这个场景感受到空气的稀薄，天花板的低矮，空间的局促。”
( 《论行走》 )
对于大多数中国都市人来说，我们无法长期忍受在小隔间里“不走路”的状态，也无法直接获得完全自由的行走生活。这就构成了当代大都市生活的尴尬。适合步行的街道成为缓冲生活节奏的中间地带。
当你走在城市的街区，你感觉你轻轻地扫过城市的皮肤，用你的肉体直接触摸它的肌理，你会对一座城市产生一种亲切感和愉悦感。这就是为什么街道文化越丰富，道路规划就越人性化，人们就能越快与之建立心理联系。北京街头死灰复燃的大排档，是用塑料薄膜包裹的城市里扎的几个气孔，让人久久地嗅到尘世的气息。
也许是因为这次疫情，我们突然意识到，即使在互联网发达、宅男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的身体依然在呼唤行走，我们的双脚依然需要踏入现实生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编辑：木子。校对：卓伟。封面素材来自电影《夜以继日》 (2018)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