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放弃城市生活，来到莫高窟，一呆就是56年，一千年复制了一半的洞窟。

1963年，北京。一场毕业典礼上，一位梳着两条麻花辫的江南姑娘站在人群边缘，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分配通知书。上面写着：“赴甘肃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有人劝她：“西

她叫林霞，24岁，复旦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年级毕业生。她本可以留在北京教书，进博物馆，甚至调到文化部。但她在申请表上明确写了三次：“第一选择：敦煌；第二选择：敦煌；第三选择：敦煌。”她说：“第一次在相册里看到莫高窟第220窟的《药师经变图》，眼泪就掉下来了。飞衣飘动如风，菩萨的眼睛仿佛会说话。我想，如果我这辈子能守护它们，那就值得了。”

就这样，她背着两箱书、一床被子、一套颜料，从上海出发，坐了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又颠簸了两天换卡车，终于到达鸣沙山脚下一个布满黄沙的小院——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接她的不是壁画中的仙境，而是现实中的“苦海”：她住在土坯房里，半夜里老鼠在头顶上跑；她喝了咸水，洗脸时皮肤很疼；冬天，零下20度，煤炉熄了，她就得蜷缩在床上写字。夏天，气温40度，洞里闷得像蒸笼，画一会儿她就会汗透三层衣服。更难的是孤独。她是研究所唯一的女大学生，同事大多是退役军人或当地技术人员。她每天爬进漆黑的山洞，用手电筒临摹壁画八个小时。为了还原唐代矿物颜料的色彩，她亲自研磨了青金石、朱砂、孔雀石。她的手指常年被染成紫色，洗不掉。有人嘲笑她：“你不是在画画，你是在苦行”。她回答说：“我不是艺术家，我是‘文物助产士’。”这些画快要死了，我必须让它们‘复活’。”

林霞最著名的成就是她花了八年时间完整临摹了莫高窟第45窟，这是唐代最美丽的一组彩塑和壁画。这组作品被誉为“东方维纳斯”，但由于年代久远，色彩剥落，线条变得模糊。她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进山洞，静静地坐半个小时，让眼睛适应黑暗，然后支起画板，用很细的画笔，一点一点还原每一根发丝、每一片花瓣。为了捕捉光影的变化，她坚持“同时临摹法”，只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阳光斜射进洞里的时候作画，以保证色彩与原作一致。为此，她常常要等三天才能拿到一笔钱。

林夏放弃城市生活，来到莫高窟，一呆就是56年，一千年复制了一半的洞窟。

她的爱也献给了这片沙漠。 1968年，她结识了地质队员陈志远。他在野外探险时迷路了，被风沙困在鸣沙山。林夏带领连夜搜救，将他从沙坑中挖了出来。两人坠入爱河。但他却劝她：“跟我回兰州吧，至少有暖气，有医院。”她摇摇头：“如果我走了，谁来继续在第61窟画《五台山图》？只剩下一半了。”

他沉默了许久，最后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职，调到敦煌研究院当后勤工。他们结婚当天，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举行宴会。他们只在莫高窟前种了一棵红柳树。他说：“你守护壁画，我守护你。”这种守护会持续一生。 1995年，陈志远因长期饮用含氟量高的水，在兰州因肾病去世。临终前，他握着她的手说：“下辈子……不要做敦煌人了，太痛苦了。”她捏捏他的手：“可是我受不了那些菩萨看我的眼神。”

丈夫走后，她变得更加沉默，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山洞里度过。有人说她“没心没肺”，但谁都知道，每逢清明节，她都会带着丈夫的照片去275窟，那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北凉弥勒佛像。她说：“他喜欢我看到的世界，所以我带他去看。”

林夏放弃城市生活，来到莫高窟，一呆就是56年，一千年复制了一半的洞窟。

“我不是主人，我只是个看门人。”进入21世纪，林夏的名字逐渐被外界所熟知。媒体称她为“敦煌女儿”、“国宝级画家”。大学请她做博士生导师，拍卖行愿意花几千万买一幅画。她都拒绝了。她在自述中写道：“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一个看门人。敦煌不是我的，它是几千年前无数无名画家的心血，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2018年，91岁的她最后一次走进莫高窟。工作人员扶她来到了220窟，那是她小时候梦想的地方。她颤抖着伸出手，轻轻触碰墙壁，低声说道：“我还记得你那时的颜色……真漂亮。”三个月后，她在敦煌研究院宿舍安详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入鸣沙山，随风而散。追悼会上，墙上挂着她的遗言：“如果有来世，请让我继续抄写，从第一个洞开始。”

如今，敦煌莫高窟数字展览中心二楼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名为“霞光厅”。这里陈列着她的绘画工具、日记、临摹手稿。

林夏放弃城市生活，来到莫高窟，一呆就是56年，一千年复制了一半的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