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本刊记者/倪伟一把洛阳铲，直径几到十几厘米，一次能插进数米深的地下。一颗遥感卫星，飞行在200公里到3.6万公里的太空，一次能拍到半个地球

洛阳铲的直径有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一次可以插入地下几米深。遥感卫星在太空中飞行距离为200公里至36000公里，一次可以拍摄半个地球。两者现在都用于考古学。

今年是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100周年，考古技术已今非昔比。依靠洛阳铲和手铲挖掘地下宝藏符合人们对考古学的传统印象，但它远不是当代考古学的全部。如今，考古学家在进行实地勘察之前，经常使用卫星、无人机等方法来确定铲子的位置。

1986年浙江良渚翻山遗址发掘时摄影登记表。摄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经过四代人85年的考古发掘，于201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活跃于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间。它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式，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良渚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颇具戏剧性，良渚建筑工地的技术迭代也体现了考古的变化。

从池底打捞良渚文化

在良渚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份斑驳的考古报告。盖子是浅黄色的，有深色污渍。上面有两个大字：良渚，下面落款：石新庚。这份考古报告发表于1938年抗战时期，是良渚遗址的首次公开记录。

后来震惊世界的良渚遗址第一代挖掘机几乎只有石新庚一人。他第一次发现良渚遗址时年仅25岁，去世时年仅28岁。余杭县良渚镇人。 1936年，他在西湖博物馆担任地质矿产助理，参加了博物馆组织的杭州古荡遗址发掘工作。几把有孔的石斧他觉得很熟悉，似乎出现在他的家乡良渚镇。

受到启发，石鑫回到家乡，独自展开调查。他记录下了那个关键时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他路过一个因抽水灌溉而干涸的池塘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两块黑亮的陶器碎片”。

民国时期，农民参与考古遗址的发掘。图片/FOTOE

当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石新甚至主持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战事临近前，发掘工作匆匆结束，只留下了模糊标记的“棋盘墓”、“茂安阵线”、“沟山前后”等12处遗址。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杭州遭遇空袭。三个月后，日军登陆杭州湾北岸。是年年底，杭州沦陷。

当国破家亡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关心一个考古发现。与同时期殷墟的惊人发现相比，良渚也显得黯淡。杭州各类机构被迫搬迁。西湖博物馆馆长推荐石新根到瑞安县任抗日自卫队书记。石鑫更加绝望，决心将家乡的发现公诸于世。他仿照山东城子崖的考古报告，写下了《良渚》。 “我想写这本书来纪念我的家乡。”他在卷的开头写下了这段铭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学家王宁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石新耕虽然不是专业人士，但这份《良渚》报告写得相当标准。

他只知道一些古生物学知识，无法进一步解释自己手中的古物。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十几年，史前考古学的认识框架尚未建立，暴露出很多问题。

1972年，陕西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出土时清理遗址的场景。图片/FOTOE

基于有限的最新考古进展，他发现良渚的黑陶与几年前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有相似之处。因此，他提出考古报告的副标题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用黑陶来定位良渚，而不是后来证明更有意义的玉器。

可直接检测年龄的革命性技术“碳14”还要等30年才会引入中国。判断文物年代只能采用两种传统方法：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即通过埋藏地层的深度和器物的特征，将新出土的器物与已发现的文物进行比较，来判断谁早谁晚。定位时代。

就在该报告发表的第二年，1939年，28岁的石新感染猩红热和腹膜炎，在缺乏医疗的瑞安市去世。创始人直到去世才知道他所挖掘的废墟意味着什么。

后来夏乃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将其作为长江下游的独立文化写入文明史。苏秉奇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划分为六大区域，并提出了各区域独立起源和发展的理论。由于良渚文化的存在，环太湖东南地区成为六大区域之一。

竹签剥落触目惊心“王墓”

他们出现后，良渚遗址陷入了沉寂。 1963年春，第二代良渚考古学家代表人物牟永康来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苏家村，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他只找到了陶器碎片和半个玉琮。此后，发掘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全面恢复，成立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由于石鑫的《良渚》报告，该研究所将良渚遗址作为重点研究项目之一。 1981年，良渚考古重新启动，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王明达领导。此时，他已经毕业15年了，并在农场和保温瓶工厂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38岁时，他终于开始全职从事自己的职业。

2021年3月20日，考古人员在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工作。新华社摄

1986年5月31日下午，天气闷热，雷阵雨正在酝酿。凌晨3点刚过，在良渚遗址一个叫翻山的山坡上，考古学家陈跃体清理出了勘探区的一块泥土，上面粘着小玉粒和漆皮。他小心翼翼地捧在队长王明达面前。王明达弯下腰看了一眼。他立刻从1.6米高的隔梁上跳进坑里，蹲在挖土的地方，观察了整整一刻钟。

截至目前，翻山遗址已发掘一个多月，但尚未发现良渚时期遗存。该研究所的专家此前曾怀疑挖掘地点不对，但王明达顶着压力并没有停止工作。他希望能在这里发掘出良渚时期的高级墓葬。

王明达强压着激动的心情，不敢用手去铲。他从土簸箕上折下一根竹子，小心翼翼地扒开一小块泥土，露出了漆皮和许多小玉粒。他不敢再开始。天色暗下来，他们悄悄地用尼龙膜盖上，并盖上土。这时，雨滴开始落下。他们把整个坟墓盖起来，冒着大雨跑回住处。当晚，他们兴奋地喝了一杯，睡前忧心忡忡，甚至还冒雨游览了一番。

随后，翻山的高层墓葬逐渐从距今5000年前的土层中剥离。当时的技术非常原始，整个考古遗址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现代化的设备。翻山墓中的玉器非常多，几乎完全覆盖了墓底，没有立足之地。考古学家独创了一种“土法”，在坑口放置两根大毛竹，并垂下四根绳子。绳子的下端还绑着两根毛竹。毛竹上铺着木板，就像一座铁索桥。人们或蹲或躺在木板上。伸手去清洁。 “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困难，背酸痛，人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

缺乏经验也会带来一些麻烦。王明达回忆说，他们以为坟墓原本是粘湿的。随葬品暴露后，他们专门用喷雾器喷水，保持墓内环境湿润。结果，当把玉取出来时，发现上面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或者光泽消失，或者镀层剥落。有了这个教训，所有的坟墓都不会再喷水了。

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王明达要求，为了弄清楚当时一座大墓中的数百件文物是如何放入的，必须保留记录。这次发掘，使我们对墓葬中玉器的原始位置、兼容性、组合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良渚玉器的研究也从单件的研究扩展到了拼件、珠子、镶嵌物的研究。这是一个突破。意义。

放眼全国，20世纪80年代是史前考古学全面开花结果的时期。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复杂社会；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发现5000年前大型聚落，以玉器为特色；四川三星堆遗址发现了接近商代晚期的独特文化。这些发现与良渚遗址的进展一起，引发了人们对五千年文明史的热议。

翻山墓发掘前一年，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浙江。他后来成为良渚第三代考古学家的领军人物，后来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良渚翻山遗址出土文物：丛王。

当时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系主任是30后的牟永康、40后的王明达、50后的杨楠、芮国耀、再加上刘斌，一共五个人，老中青三代人挤在了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刘斌赶上了好时光。加入研究所的第二年，他就做出了50年来最大的发现，而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

“从翻山开始，良渚考古‘开放’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学家王宁远说。良渚一时名声大噪。接下来的30年，良渚将给人们带来更多惊喜：1987年，发现了药山坛和贵族墓地； 1992年至1993年，莫角山宫殿出土； 2006年至2007年2000年古城墙的发现，与良渚遗址的首次发现、翻山墓的发掘并列为良渚考古的三大里程碑。

卫星图像打开“天空之眼”

2006年底的一天，刘斌在莫角山宫西200米处勘探时，洛阳铲碰到了地下3米处的一层岩石。起初他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回来后，他越想越觉得那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头，只是不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而且他想着他们就睡不着。他询问了当地村民，有几个人说已经打井了。他心中渐渐有了答案，或许就是城墙。

很多考古专家都表示，想象力非常重要。你只能挖掘你所想到的。翻山墓就是这样挖出来的，良渚城墙也是这样挖的。

刘斌等人一边寻找，一边思考着。 2007年，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的古城墙全部被发现，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的整体面貌显露出来。 “我不敢相信它如此巨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刘斌回忆道。

他继续发挥想象力：按照中国传统的外城内城结构，良渚也会有外城吗？外城比内城大，用洛阳铲探索太困难了。

作为一次尝试，考古研究所首次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建立了遗址区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取得了惊人的发现：被挖掘了这么多年的莫角山宫殿遗址年，还有大大小小的莫角山和五桂山三座山脉。模型中清晰可见一个高平台。向城外望去，古城东南侧呈长方形结构，分北、东、南三面，环绕城墙。随后我们很快就对城墙进行了考古工作，找到了古城的外城墙。

良渚翻山遗址出土文物：青鸟。本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谓“数字高程模型”，通俗地说，就是将地图上相同高度的物体用相同的颜色绘制出来。这样一来，即使一座城墙被打碎成分散的小段，由于它们的高度基本相同，所以在地图上也会以相同的颜色显示出来，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墙的脉络。

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接下来，《地图考古》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惊喜。

今年5月初，在良渚遗址考古保护中心数字化实验室，王宁远指着一张覆盖半壁的卫星遥感影像，勾勒出了良渚水坝的轮廓。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良渚地区水脉纵横，北依山势。良渚先民先修防洪水利，后修筑古城。大坝沿北部山麓延伸，分为三段。西侧的谷口高坝和东侧的皮埃蒙特堤道在20世纪90年代后相继被发现。然而，这两段堤坝之间缺失了一段看似相关的段，多年来考古专家一直对此感到困惑。

2011年的一天，在美国任教的考古学家李敏发来了一张1969年科罗娜卫星拍摄的遥感图像。这张解密的遥感图像来自冷战时期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行动。在国外，卫星和飞机的遥感图像掀起了一股“太空考古探索”的热潮。考古学家“睁开眼睛”来识别古代建筑、道路和城市。根据图片，他们发现了一个比吴哥窟还要大的建筑。柬埔寨的中世纪古城，还有17座埃及金字塔等。

这是一张细长的遥感地图，显示了太湖周围植被茂密的山脉。王宁远放大浏览了很多天的细节。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一个发现。他用手指在地图上向下描绘。高坝和长堤之间，向南几公里处，两座圆山之间，隐约出现了一条笔直规整的堤坝。 “这两座山都受到了山洪的影响，总体来说没有什么联系，应该是人工遗迹。”立即进行了地面勘探并证实了他的发现。

这段平原低坝是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一段挡住山前的大型水利工程，完全像大雁展翅的形状浮现出来。

王宁远发现，良渚水利枢纽不仅能在汛期拦水，还能在旱季补水。大坝形成的两级水库向城市供水，保证生活用水和航运水位，非常科学。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据计算，良渚水库水位是杭州西湖的1.5倍，库容是西湖的4倍。工程规模巨大，绵延11公里，最高点15米，体现了惊人的动员能力。良渚水利系统再次提升了良渚遗址的地位。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科林·任福如认为，良渚大坝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此类规模的公共工程，也提供了良渚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证据。

高科技探索古城的兴衰

在良渚遗址考古保护中心地质考古实验室，几乎所有从附近山上采集到的石料样本都存放在收藏柜里，并标有经纬度坐标和深度。 2007年古城墙被发现后，考古学家收集了这些样本，希望弄清楚人们在哪里开采这些石头、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如何运输。

吉翔，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四代良渚考古学家，地质考古专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专业，硕士研究生时参与良渚遗址地质考古项目。

良渚翻山遗址出土文物：玉饰。

“这是为了研究良渚古城的生活、生产、社会等方面，对当时地区间的交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吉翔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石样的用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城墙垫石根据其纹理和形状分为脊。当时城墙垫石是用竹筏运输的，根据河道和采石点的位置恢复了可能的运输路线。

“以前我们只能用肉眼来粗略判断它来自哪里。现在，有了红外、荧光检测设备，我们可以分析石头、玉石、土壤的化学元素和矿物结构，并进行详细的比较， ”吉祥说道。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远的岩矿，距古城约100公里。对城内猪骨检测还发现，古城居民吃的猪与100公里外的嘉兴平湖遗址的猪非常相似，可能是同一批次。

良渚遗址考古保护中心设立了多个科技实验室，从地质、水利、动物、植物等多个学科对遗址进行了解。中心还与国内多所大学合作，还原了7000年前、5500年前、4200年前、3800年前等关键时间点的相对高精度的水文、地貌、气候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