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54.舞者猝死之谜

一、遗失的密函本案那个猝死的舞女，名叫史红瑛，供职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仙乐门”。“仙乐门”是一家中等档次的舞厅，不过在民国时的南京地面上有点儿名气。这倒并非是这家

“仙乐门”是一个中档歌舞厅，但民国时期在南京地面上已经有些名气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舞厅本身的设施和服务出色，也不是因为它有多少著名的红舞演员，而是因为抗战爆发那年的除夕夜，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民国财神”（即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前来拜访。当然，以孔二小姐的消费观念，她不可能去“仙乐门”跳舞，但她却开着摩托车，单枪匹马来到——，就是为了追捕一个名叫吴哲的空军少校。据说孔二小姐原本和吴哲少校相处得很好，但后来吴哲却突然不理她了。孔二小姐派人打听，原来吴哲正在和“仙乐门”一位十七岁的舞女谈朋友。孔二小姐闻讯勃然大怒，于是当晚，即1936年12月31日晚上十点，持枪驱车前往“仙乐门”，将其杀害。

然而孔二小姐并没有杀吴哲，而是出丑了。她一进门就拔出了枪。她那杀气腾腾的样子，吓坏了舞厅雇来的保镖，连忙摆手让开。保镖的动作幅度很大，舞池里跳舞的吴哲一眼就看出来，认出那个女妖就是孔二小姐。他迅速将舞者从怀里推开，跳到旁边的乐队那里。孔二小姐见状，喊道：“闲人躺下”，然后向空中开了一枪。吴哲知道来的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认为唯一能逃脱的办法就是给她点颜色。他还带着手枪，于是他立即拔枪，对准孔二小姐，开了枪。吴哲是空军著名的神枪手。一枪打飞了孔二小姐所戴的宽边厚绒帽。她惊得脸色惨白，呆呆地站在那里。吴哲趁机从舞厅后门逃走。

这场不流血的枪战被媒体报道后，“仙乐门”顿时名声大噪，生意红火。吴哲，经过这次劫难，当然不敢再露面了。另一方面，那个舞者立刻就受欢迎了。每天结束时，她总是拥有最多的舞票。这位舞者就是石红英。

不过，这种热度其实是新闻媒体炒起来的，效果不会持续太久。石红英红了半年多，但势头开始减弱，逐渐走下坡路。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北方战事，紧接着就是淞沪之战。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日本战机时而飞越南京上空。可想而知，无论是舞厅还是舞者都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就算孔二小姐拿着两把枪去“仙乐门”闹事，真的把吴哲打死了，恐怕也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再往下，11月13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南京的富人们开始计划逃亡。石红英算不上有钱人，但也算是个糖爹。几天之内她就消失了。据说她跟人去了武汉。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主张“保卫武汉”。但以当时日军的气势，上层人士预计武汉可能不安全，于是跟随政府机构前往重庆。很快，重庆的熟人就看到石红英身着珠宝，在街头闲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很快，石红英也回来了。这位受欢迎的舞者不再是以前的她了。不知道她在重庆交到了什么样的人物。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有钱人。等回到南京，她就有底气毫不皱眉地花大把的钱了。由此，石红英成为“仙乐门”三大股东之一，占股30%，且仍是大股东。这个分享是从哪里来的呢？ “仙乐门”的主人任志贵，在日伪时期担任过区维护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政府列为汉奸。他被“军长”逮捕，歌舞厅被当作敌产没收。恰在此时，石红英“回京”，得知消息。后来，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样的关系。不管怎样，只用了三天时间，任老板就被释放了，《仙乐门》也完好无损地还给了他。为了表达谢意，任老板将舞厅30%的股份捐赠给石红英。

石红英似乎对舞蹈家这个职业有着特殊的感情。虽然她已经是富婆了，但她仍然为“仙乐派”效力。任老板让她当领班，她拒绝了。如果能成为一名舞者就好了。石红英也因此成为南京唯一一个不受老板、领班控制、其他舞者也不敢排斥的特种舞者。直到南京解放，石红英仍是她的舞者。

1949年12月31日，也就是孔二小姐持枪冲进“仙乐门”整整十三年后，“仙乐门”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是除夕夜，建国以来生意逐渐衰退的各个歌舞厅显得比平时热闹多了。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挤满了舞者，但情况却比平时“不温不火”的情况要好得多。这一天，“仙乐门”的营业时间比平时晚结束，直到半夜，也就是元旦凌晨两点以后，才送来最后一批舞者。离开。趁着舞者们卸妆的时间，任老板、收银员、张先生、领班清点了账目和舞票，下班后给舞者们结算了各自的收入，并现场发了钞票。舞者们都欣喜若狂，因为拿到了平时两倍的报酬。正当他们准备跟任老板说“再见”赶紧回家时，勤杂工老李匆匆出现在会计室门口，喊了声“老师”，并把一张折叠成梅花形状的票据递给了任老板。志贵。

任志贵接过纸条，说道：“这是谁给我的？”

老李说：“没有人给你的，是我打扫舞厅的时候从沙发底下扫出来的，估计是来跳舞的老师不小心从口袋里掉下来的。”

任志贵打开纸条，看到上面写着：“莲花，我珍惜你，珍惜过去的快乐时光。不知道我是否可以重温？请考虑一下。谢谢你！今天的心雨。”

任志贵读纸条的时候，他身后的舞蹈领班白小梅踮起脚尖，目光越过任志贵的肩膀。她看清楚纸条上的字，忍不住笑了出来。她的笑声绊倒了其他急着离开的舞者，纷纷问她看到了什么。任志贵看完纸条上的字，白小梅才开口。看完后，他有些不以为然地问道：“这不是一句话吗？白小姐，你笑什么？”

白小梅问道：“老师，您认为这张纸条是写给谁的？”

任之归摇了摇头：“我们‘仙乐派’里没有一个叫莲花的人，不应该为这里的人而写。”

白小梅道：“看来老师，您对我们姐妹还不够了解，是吗？”

顿时有两三个舞者大笑着答应了。就在任志贵感到奇怪的时候，一位名叫宋静芬的舞蹈演员说道：“老师可能不知道石姐的小名是莲，她是农历六月出生的。”

任之贵恍然大悟：“原来是留给石小姐的，石小姐今天没来上班，如果是要给她留纸条的话，就应该交给柜台的，为什么要给她留条子呢？”扔到沙发底下？”

白小梅道：“我觉得那个人有点心虚，他把纸条放在沙发底下，期待舞厅关门打扫的时候有人发现，然后转发给石姐，恐怕那里根本不像他说的‘欢乐时光’只是为了抹黑时姐！”

任志贵道：“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妇女翻身当家，这件事咱们就别废话了，要不你让宋小姐把这张纸条寄给石小姐吧？我听说了。”你家离她很近，当然不能说是老李打扫卫生时发现的。她知道是谁签名的辛是谁？”

宋静芬和石红英确实住得很近，是一条巷子里的邻居。两人都是苏北人，与宝应同乡，但在宋静芬来到南京谋生之前，两人并不认识。抗战胜利那年，石红英入股“仙乐门”股东后，宋静芬应聘了舞蹈演员的工作。任老板对她不太满意，但石红英一听到她的家乡话，立刻就决定收下这个女孩！因此，宋静芬一直对石红英心存感激。两年前，她嫁给了一个鳏夫，石红英帮忙安排了这门亲事。至于两人成为近邻，则是宋静芬的丈夫老罗介绍给石红英的房子。石红英对这套住所非常满意。

宋静芬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心想石红英肯定已经睡熟了，不方便敲门。她的丈夫老罗原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局的一名刑警。南京解放后，经过筛选，发现他虽然没有欺民暴虐的不良记录，但他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没有保留。失业三个月后，他在长江客运码头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这项工作实行两班倒，早上和晚上。这段时间，轮到老罗上早班，五点钟就到了码头。由于家较远，骑自行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宋静芬回家时丈夫已经起床了。宋静芬把纸条的事告诉了丈夫，并给他看了。老罗看了一眼，没什么兴趣，但他有点担心妻子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绿豆大小的疖子。他说不应该让它生长。这个位置的疖子非常危险，通常被称为“口疮”。如果不这样做，你的生命将会有危险。说着，他找出了碘酒和棉签，和妻子一起擦拭。擦完后，我发现煤油炉上的牛奶已经沸腾了，快要沸腾了。我尖叫一声，扔下棉签，关掉了炉子。

老罗把牛奶倒进杯子里，切了两片面包，中间夹着红肠，端到桌子上给老婆吃宵夜。这时，老罗看到了桌子上的东西，忍不住轻声惊呼了一声：“哎——”

什么？原来，老罗刚才因为着急，把用过的棉签扔掉了，正好扔到了桌子上摊开的纸条上。纸条的空白处出现了淡蓝色的字迹。老罗毕业于国民政府中央警官学校，接受过正规的刑侦培训。他还喜欢读一些侦探小说，知道碘可以揭示用某种隐写液体写在纸上的文字。这时，他二话不说，立即拿了一根新棉签，蘸上碘酒，轻轻擦拭纸条上其他的空白处。顿了顿，空白处出现了两行浅蓝色的字迹。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太不可思议了！”

这两行文字是：“所提交的方案已提交峰会审核，认为可以尝试一下，所需资金和设备将在筹集后按数额进行分配。”

就连从未接触过警察工作的文盲宋静芬，听到丈夫念给她听后，脸色都变白了：“这肯定是敌特之间的秘密通讯，看来是要搞破坏！这……” ……难道诗姐是间谍？”

老罗说道：“这不是你我现在考虑的问题，看来我们需要立即向公安局汇报，一旦去公安局，我上班就要迟到了。”

然而，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在乎自己是否迟到了。快速报告很重要。夫妻俩其中一人刚下班顾不上休息，另一人也顾不上上班了。他们立即出门，顶着刺骨的寒风，直奔附近的白下公安局。

这张纸条引起了足够的关注。第二天元旦，分管政保一线的张副主任本来轮到休息，但他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从住处赶来，把领导和领导叫到了一起。市局政治保卫科副科长、指导员等科室负责人。轮流进行研究的专职侦查员侯建坤聚集在了一起，分析了这张纸条，一致认为这张纸条确实是敌特在“仙乐门”留下的。至于是故意放在沙发底下等待“莲花”来捡，还是不小心丢失，然后无意中被人使用。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被踢到了沙发底下。由于“仙乐门”不属于白下分局管辖，白下分局无权决定是否立案侦查。根据工作纪律，立即向南京市公安局（当时的全称是“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报告。

当天上午十点，市局责令“仙乐门”所在区鼓楼分局成立专案组，对纸条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市局政保办调查员侯建坤提前结束了在白下分局的调查工作。到鼓楼分局担任专案组顾问。鼓楼分局专案组共有4名侦查员，组长为齐明德。巧合的是，侯建坤和齐明德都是解放区人，彼此很熟。齐明德参加公安业务培训班时，侯建坤也给学员们讲课。两人一见面，都非常兴奋。玩笑了一会后，大家坐下来分析案情。

不料，正当几人仔细阅读纸条，还没开始分析案情时，突然传来“仙乐门”昨晚被盗的消息，要求警方出动分局。齐明德和侯建坤同时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侯建坤说道：“这一举动恐怕和那张纸条有关，我们去看看吧。”

2. 凌晨盗窃

当专案组五名成员赶到舞厅时，鼓楼分局刑侦大队派出的三名刑警已经到现场勘查。准确来说，“仙乐门”被盗事件应该发生在今天早上，因为歌舞厅关门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最后离开的是任老板、会计张先生和杂工老李。老李在任、张面前锁上了门。里面有两扇——玻璃推拉门，外面有一个铁栅栏门。用铁链拴住，用大铜锁锁紧。这种预防对于普通小偷来说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估计光顾“仙乐门”的盗贼技术一般，对付不了那两把大铜锁，于是爬进天窗进入了现场。天窗玻璃被打碎，侦探在窗框上发现了手套的痕迹。不知道犯罪分子是为了御寒还是不想留下指纹。窗框上也有明显的绳子系在重物上的痕迹。估计犯罪分子打碎天窗玻璃，将绳子绑在窗框上，顺着绳子进入现场，作案后抓住绳子攀爬。然后出去。

刑警向专案组侦查人员介绍了侦查现场的情况。犯罪分子在舞厅计数室、舞者休息区、舞者更衣室、卫生间等处留下了脚印，表明他曾去过这四个地方。从脚印来看，他是一名身高在1.7米至1.75米之间的男子，身材比较瘦弱。动作灵活。会计室的写字台和舞者的化妆箱都被撬开了。需要舞厅老板、会计老师、舞者分别盘点后才能计算损失。发现舞厅事故的人是杂工老李。每天他都是第一个来歌舞厅上班的，一般都是中午11点左右到达。打开门后，他打开窗户透透气，点煤炉，烧水，打扫房间。完成这些工作后，老板、会计老师、舞女们都陆续来上班了。今天也是一样。没想到走进去一看情况不对，我立即向分局报了警。

当刑警介绍情况时，任老板等人就来上班了。清点后，会计室任老板和张老师的办公桌抽屉被撬开，大约一百万张（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汇率为一万比一，下同）钞票被撬开。被盗；舞者的储物柜全部被撬开，但由于没有放置钞票或贵重物品，只有五件质量好的衣服被盗。

专案组侦查人员重新勘察了已经勘察过的现场，果然有了发现。 “仙乐门”的厨房大约有20平方米。刑警勘察现场时，只是站在厨房门口往里看，厨房的地板被擦得干干净净，别说是脚印了，甚至还散落着豆子大的杂物。没有任何。而且，当时刑警已经对签到室和舞者更衣室进行了检查，基本确定了小偷潜入舞厅的目的。这家伙是为了钱而来的，而厨房里没有钱，只有少量的剩菜，所以应该是“禁止入内”。

对于专案组的调查人员来说，想法有所不同。他们专门来调查一封疑似敌特的密函。调查才刚刚开始，人物还没有写好，他们的脑子里还没有什么框架。他们只是觉得“仙乐门”的事情似乎有些太巧合了。昨晚同时发生了两起案件，先是一封密信，然后是一起盗窃案。这间营业了二十八年的歌舞厅，从来没有被小偷光顾过，这不是很奇怪吗？然而，如果让他们说出什么是奇怪的，他们却毫无头绪。

因为我没有头绪，此时重新审视现场，就像摸黑摸象一样，需要一步步找到路。侦查员徐东升进入厨房后，没有注意地面。确实没有任何踪迹。不过，地板上没有痕迹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没有痕迹。小许只是俯身，就看到桌子上有几个不太明显的指纹，和舞池上方天窗玻璃上的指纹一模一样。他还穿着棉纱布。手套留下了。转眼间，我发现角落里的水槽旁倒立着一把拖把。萧旭心中不禁有些感触。当他走过去一摸时，发现拖把是湿的，水可以挤出来。徐东升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厨房的地板被小偷擦过了吗？

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另一名调查员姜天飞来了。徐东升把这个理论告诉了江逸，江天飞二话没说就去找垃圾桶了。垃圾桶放在煤炉旁边。它原本是一个空油箱。通过安装循环和回收废物，它被改造成垃圾桶。只见桶里的垃圾堆得有点蓬松，而且一侧高，一侧低。和平时打扫卫生时从簸箕里倒进垃圾桶后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侦查员立即把杂工老李叫了过来，给他看了垃圾桶。老李说看起来确实不是簸箕里倒出来的。他又问为什么拖把是湿的。老李已经不知道了。他只记得因为昨晚舞厅关门很晚，所以他没有打扫厨房。他只洗完晚饭后大家留下的餐具。他今天上班的时候想把它清理干净。已清洁。

侦查人员立即对厨房地板进行排查，发现地板与墙壁的缝隙里有细小的垃圾碎屑。他们用回形针把它挑出来，仔细辨认。他们发现了一些鱼刺和蔬菜残渣。老李说昨晚的晚餐有鱼和青菜。青菜上有一些黄叶，他一边帮着做饭一边摘了一些。这些都被扔进了垃圾桶。他们是如何钻进夹缝的？

侦查人员分析，昨晚潜入舞厅的小偷进入厨房，将垃圾桶内的垃圾倒在地上，并翻箱倒柜。他在寻找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勤杂工老李打扫卫生时从沙发底下扫出来的那封——密信！

专案组临时征用了“仙乐门”会计室，五名成员昨晚重构了案件事实。估计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敌特以舞者的身份来到“仙乐门”，想要给部下送去一封密信。这个下属可能是歌舞厅的工作人员，比如舞者、服务员、老板、会计、杂工（新中国成立后，歌舞厅已不复存在，他需要的是舞厅里不可或缺的“保镖”之一）。过去），或者可能是光顾“仙乐门”的舞者之一。然而，密函并没有成功提交。或许是跳舞时不小心丢失了密信，被人无意中踢到了沙发底下。舞者当时并没有注意到，直到演出结束离开“仙乐门”后才发现。当时的情况显然不允许他再回歌舞厅搜查，所以他只好采取“入室盗窃”的方式潜入“仙乐门”。他先是在舞池附近寻找，但一无所获，接着想到了厨房里的垃圾桶，心想可能已经被杂工清理过了。为了掩盖犯罪目的，他在离开厨房前用拖把擦了地板。至于闯入房间和更衣室，那纯粹是为了让“入室盗窃”的伎俩更加真实。

专案组到达后，舞厅聘请的做饭、烧水的厨师也来工作了。她带来了一则消息，说她路过前面的巷子时，看到巷子周围有一群垃圾桶在互相议论。她喜欢看热闹，所以走近一看，居然有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包衣服。厨师此话一出，突然发现周围听她说话的舞女和服务员神色有些奇怪，于是问道：“你们怎么了？”这时她才意识到昨晚舞厅被抢劫了。厨子从梦中惊醒，说这也难怪。当他们打开行李时，我看了看里面的衣服，看起来有些眼熟。也许他们在这里被偷了？

这时，其中一名舞者忍不住冲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任老板拦住了她，告诉她，公安局的同志正在调查，随时可能会叫我们一个人来接受询问，包括我和张老师。等公安局的同志调查完之后，请不要离开。保安局竣工。说完，他转身去了会计室，向里面的侦查人员汇报了情况。专案组组长齐明德让任老板派人去看看那袋衣服。

衣服拿来后，丢失衣服的舞者纷纷认领。因此，专案组刚才关于变相入室盗窃的判断是有强有力的支持的。当然，小偷从账房偷来的钱是不会被扔掉的。专案组随后分析，伪装成舞者的敌特来到“仙乐门”，到底想把密信传递给谁呢？

侦查人员此前从宋静娟夫妇口中得知，“仙乐门”“股东舞女”石红英的绰号是“莲花”，但很难判断这个女孩是否是敌方特务的目标。成为敌方特工？经过一番讨论，五名侦查人员认为，所谓“莲花”并不一定是指特定的人，只是随意使用的。当然，也有可能，收到密信的人确实名叫“莲花”，是“仙乐门”舞厅的成员。 ——可能是一名舞者。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敌特之所以来到“仙乐门”传递密信，就是为了避免被发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在舞厅这个特定的地方，他当然应该利用舞池来跳舞。国际通讯机密信函。那时灯光昏暗，音乐悠扬，舞者相互倚靠。这是传递秘密信息的最佳机会。所以，下一个人应该是一个舞女。

按照当时的行业规则，舞者进入舞厅时，首先要购买舞票。每支舞都会给舞者一张（或多张）舞票。舞者最终与舞厅平分舞票。舞者只能与舞厅内的舞者一起跳舞，否则舞厅会立即将其驱逐，甚至会有“台下弱者”出现对违规者进行殴打。新中国成立后，舞厅不再撑起舞台。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会被赶出去。中途如有纠纷，由派出所民警处理。这时，警察通常会站在歌舞厅一边，因为歌舞厅是按照行业规定合法经营的，而行业规定是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

由此，侦查人员认为，敌特一定是来与舞女相会，传递秘密信息的。然而，他一定对自己的使命没有成功感到非常遗憾。为什么没有成功？不可能，因为没有机会。舞者只要购买了舞票，就有权邀请舞厅内的任何舞者跳舞。只要舞者没有和其他舞者一起跳舞，她就不允许拒绝，更不允许看不高兴的舞者。这是职业道德，也是行业规则。当然，舞者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每个级别的舞蹈门票价格都不同。如果你想获得高端服务，就必须支付高端服务费。既然如此，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名敌方特工没有看到收到密信的舞女。

12月31日晚，《仙乐门》哪些舞者没有来上班？调查人员致电会计师张先生询问。石红英只有一个——。此时，专案组不得不考虑密信上明确写着的“莲花”与石红英之间的联系。

“仙乐门”现场的十五名舞者被专案组一一叫到账房谈话。他们没有问别的，只是询问石红英平时在舞厅的情况。对十五名舞者一一询问后，办案人员觉得石红英确实可疑。不止一名舞者在跳舞时发现一名舞者在石红英的口袋和手臂里塞了一些东西。没有人能看出那是什么。调查员估计该物体很小。但它不可能是舞会门票。舞者通常在每首歌结束后将舞者送回休息区的座位时公开给舞者门票。舞者通常也希望此时给予舞票，因为灯光明亮，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舞者送出的不仅仅是一张舞票，而是几张甚至一把，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荣幸。所以，舞者给石红英的不会是舞票，而只能是钞票，或者是和这次发现的类似的钞票。

根据舞者的说法，调查人员认为这更有可能是一张音符。如果是塞钱的话，舞者必须有计划。不可能塞一次钱就完事了。必须趁热打铁，连续打。通常的做法是先塞钱，演出结束后请他们出去吃晚饭。那么发展方向有两个：一是针对中低端舞者，直接提出让他们租房或者回住处；二是针对中低端舞者，直接提出让他们租房或者回住处；另一种是对付高端舞者，那就不能直接做，一定要“慢火慢炖”，一点点加热，不仅是钱，化妆品、皮鞋、服装也都要一次又一次地给予，而且应该给予最慷慨的。比如，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与舞女张约会时，还送了汽车、房子作为礼物。这期间，不可避免的一步通常是，除了每天晚上去舞厅预约舞者跳一场狂野的舞蹈外，你还得邀请一帮朋友来支持你，有关系的人会问报刊纷纷写文章赞扬她。

侦查人员查阅了南京解放后八个月内“仙乐门舞厅”舞者的计费记录，发现石红英的伴舞虽然票价一流，但邀请她跳舞的舞者数量却并不多。非常大。舞厅在高端票价的五位舞者中排名第三；据其他舞者透露，最近没有任何人或团体舞者邀请石红英跳舞。因此，专案组认为，从舞者反映的向石红英塞东西的舞者应该不是一般那种“一定有什么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向他传递秘密信息的敌特特工。由此看来，石红英可能是敌方组织的秘密交通员。这也与专案组此前的判断一致，即敌特并没有看到收到密信的舞女，因为石红英当天并没有去“仙乐门”上班。

3、舞者猝死

专案组决定传唤石红英。当时的司法程序不像现在那么规范。传票是可用的，但传票可以在没有传票令的情况下立即进行。专案组来不及发出传票，一行五人立即前往石红英位于白下区尚书里的公寓。

然而石红英并不在家。我问邻居彭太太，她说早上看见史小姐从外面回来，提着一个菜篮子，里面装满了鱼、冬笋、白菜等。今天是元旦，她显然是准备在家招待客人。然而没过多久，我就看到她急匆匆地出去了，并让我帮她搬被子，因为阳光照在她旁边的空地上。

另一位邻居老米证实石红英确实外出了。当时，老米正好骑着自行车从外面回来。到了解放路和尚书里路口的时候，他正好看到石小姐站在路口，挥手叫停一辆马车，然后就上了马车。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些读者可能不理解这句话。运输？马车可以通过解放路、尚书里等地区吗？你是不是搞错了？是的，没错，确实是一辆马车，而且是有车牌的客车。这是民国时期南京遗留下来的一幕。不过，老米当时并没有留意这辆马车的车牌号。专案组无奈，只好向非机动车运营行业协会寻求帮助，要求该协会帮助查明10点左右在解放路与尚书里路口是哪辆运营车厢载有石红英这样的乘客。早上的时钟。

下午四点左右，行业协会找到了载着石红英的马车。车夫老顾说，女乘客是在中华路“大德酒店”下车的。侦查人员致电“大德酒店”，询问这名女子是否在中午之前到过该酒店。酒店会计翻了旅客登记簿，问她是不是“仙乐门”的石红英小姐？她住在204房间，调查员报出了她的身份，并要求收银员帮忙看管她，不让她离开酒店。如果您有访客，请想办法留住他们。

五名侦查人员赶到“大德酒店”，会计称石红英上午11点前入住酒店，她本人没有登记。大约两个小时前，一名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到酒店给她登记，并向收银员出示了一张盖有“仙乐门歌舞厅”店章的证明。调查员问，石红英搬进来后，有人来看过她吗？当时，中档以下的酒店没有专门的服务台。值班茶水服务员除了打扫卫生、烧水、倒茶外，还负责迎宾。登记、安排客房、收费都是会计老师的工作。会计老师白天都呆在会计室里，晚上也呆在里面，所以他清楚地知道是否有人来访以及谁来访。现在，会计老师告诉调查人员：“没有人来看她，她也从来没有出去过。”

调查员让服务员上楼敲门，但无人应答。他敲门、打电话，但仍然没有声音。一群侦查员意识到情况不妙，果断闯入。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室内就已经天黑了。打开灯，只见石红英靠在房间靠窗的双人沙发扶手上，低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就像一块厚厚的黑丝绒。侦查员徐东升上前轻轻抚摸她，说：“很难啊！”他撩起她的头发，露出她苍白夹杂着蓝灰色的脸。虽然五名侦查人员都没有见过石红英的真面目，但早上去“仙乐门”勘察现场时，大家都看到了舞厅门外海报橱窗里张贴的五根“堂柱”。大照片，包括石红英。这一刻，我一看，立刻就断定，死者确实是石红英本人。

那天是元旦，法医正在家里休息。市局派来接他的车司机开错了路，耽误了一些时间。等到法医赶到时，侦查人员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勘察。当殡仪车没有到达时，专案组接受了法医的意见，并与酒店进行了协商。他们在酒店后院的仓库里清理出了一块存放杂物的空间，安装了门板，并打开了灯，作为尸检的地方。工作场所。尸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死者是中毒身亡。酒店房间内留下的保温瓶、茶杯、剩余茶叶被侦查人员收走，送往市局技术室进行技术鉴定，茶杯内剩余茶叶中发现剧毒成分。

鉴于石红英临死时神情平静，衣服整齐，房间内也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因此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猜测：自杀和他杀。专案组对此进行讨论，最终排除了自杀的可能。石红英去市场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鱼肉蔬菜，准备在家请客过年。她没有理由突然改变主意。不仅招待客人和晚上聚会的计划被取消了，她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而她不是

死在自己家里，而是雇了马车从住所赶到旅馆，事先还让人拿着舞厅证明预订了房间。种种迹象表明，史红瑛应是死于他杀。

侦查员根据法医解剖、技术鉴定以及现场勘查、向旅馆了解到的情况，对史红瑛入住“大德旅馆”后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虚拟还原——

上午，那个中年男子持盖着“仙乐门舞厅”店章的证明前往旅馆给史红瑛订了一个房间。办理登记手续时，账房先生因对方手续齐全，所以什么也没问。预付了一天的住宿费后，来人提出要去房间看看。于是茶房领其上楼。那男子看了房间里的一应设施，没说什么，临末拿起沙发茶几上的茶叶筒，打开看看，闻闻，说这是炒青，而且是秋茶，不咋样，问是否有好一些的茶叶。茶房说先生抱歉，敝号就准备了这样一种茶叶，是从夫子庙“六品香茶庄”买来的。对方笑笑，说还“六品香”呢，我只闻闻就知道不是好茶，一股青草味儿。早料到你们没有什么好茶叶，我自己准备了，回头让史小姐喝这茶——说着，他把茶叶筒递给茶房，变魔术一样手一晃，从身上掏出一个一两装的茶叶纸盒放在茶几上。这茶房自十六岁学生意到现在，已经在这一行干了三十个年头，练就了一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吃饭本领，却也没看清对方那茶叶盒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那男子留下茶叶后就离开了，临出门前，对账房先生和茶房说： “那就这样了，一会儿史小姐自己会过来的。”

男子离开后不到一小时，一辆客运马车就在“大德旅馆”门前停下，茶房出去迎客，从马车上下来的正是史红瑛。茶房把她引领进房间，随即送上去一个热水瓶，指着茶几上的那个纸盒告诉对方，这是刚才给您预订房间的那位先生留下的，他说敝号的茶叶是秋茶，可能不合史小姐的口味。史红瑛微微一笑，点头致谢。茶房刚要离开，被史红瑛唤住，掏出一张一万元钞票递给他，说是小费。茶房婉言拒收，说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新社会新风气，敝号响应行业公会的倡议，已经停止收小费了，谢谢小姐。

茶房下楼后，账房彭先生问他： “刚才上楼的那位小姐，你知道是谁吗？”茶房说不认识，头一回见。彭先生说，当年孔二小姐持枪闯入“仙乐门”，差点儿把空军少校打死，就是因为她。茶房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自然听说过此事，却从未见过史红瑛。当下不住咋舌，说怪不得这么漂亮！彭先生当年也是舞厅常客，买过头等舞票和史红瑛跳过数支曲子，见茶房大惊小怪的样子，不由微微一笑： “今天史小姐是素颜淡妆，家常便服，如若你看见她当年下舞场时的那副模样，只怕眼珠子都转不动了。”

专案组分析，如果此前“仙乐门”发现敌特密函一事果真与史红瑛有关，目前的情况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释——

昨晚敌特传递密函不成，离开舞厅后又发现密函丢失，不得不冒险采取夜盗“仙乐门”的下策。可是，潜入“仙乐门”一番寻找的结果令其大失所望。这样问题就大了，如果密函被舞厅方面发现，史红瑛就面临着暴露身份的危险，一旦她失风落网，很可能会供出整个组织。于是，敌特方面决定采取一了百了之法，将史红瑛灭口了事。他们派人在“大德旅馆”订了房间，然后通知史红瑛火速前往该旅馆。史红瑛嗜茶，即使在舞厅伴舞时，也是每跳一曲下场后必饮茶。所以，她进入旅馆房间后，立刻自己动手沏了一杯那个中年男子留赠的茶叶，结果一命呜呼。

离开“大德旅馆”，专案组立刻前往尚书里史红瑛的住所搜查。史红瑛租住的是一座三层楼房中位于二楼的小套房，有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准豪华型”了。看得出，她平时很讲究整洁，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所有物品都摆放得很整齐。搜查下来，除了发现有半本盖着“仙乐门舞厅”店章的空白证明外，没有其他可以和案件联系起来的东西。侦查员还特别留意了那个装满鱼肉蔬菜的竹篮子，甚至把那条三斤多重的青鱼肚子也剖开查看过了，并无异物。

上午专案组组建时，面临的问题是要认定并追查“仙乐门”发现的敌特密函的传递情况，如确认系敌特交通员传递给舞厅某个人员的，那就控制此人，然后顺藤摸瓜。了解侦查工作的人都知道，这种调查由于范围小，所涉及的调查对象也少，通常是比较容易发现线索的。在当天的实际工作中确实也是这样，很快就排查出了疑犯史红瑛。可是，眼下的情况就不同了——疑犯被灭口，继续追查的线索断了。

专案组长齐明德向顾问侯健坤请教： “现在该怎么办？”

侯健坤说了一个字： “等。”

“等？等什么？”

这回侯健坤说了两个字： “市局。”

齐明德恍然大悟。史红瑛被灭口之事已经向市局政保处领导报告，领导肯定会考虑增派人手。从案件管辖地来说， “大德旅馆”属于白下区，按理，市局应该通知白下公安分局调派侦查员前来参加专案侦查。如果现在绞尽脑汁分析案情，一会儿新力量来了，而且有可能是替代他这个组长的，那就还得把分析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向人家介绍。如此，倒还不如先休息片刻，待新成员来后一起分析案情。于是，齐明德说今晚就到此为止吧，大家休息，明天上午再说。

次日上午，诚如侯健坤估计的，专案组一上班就接到市局命令，专案组增加白下分局政保科派来的康杰民、郑福厚、宋三献三位同志，其中康杰民担任副组长；专案组驻地仍设于鼓楼分局。

充实新力量后的专案组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分析案情，讨论侦查方案，最后决定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开展调查：一是顺着那个中年男子预订房间所使用的“仙乐门舞厅”的那纸证明进行查摸，指望能够发现线索；二是调查敌特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史红瑛前往“大德旅馆”的。

那么，凭什么断定窃贼没有用店章偷盖过空白证明呢？张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释： “刚才听您二位同志介绍情况时，说到‘大德旅馆’在办理预订房间手续时验看了那个男子出示的证明，上面跟‘仙乐门’有关的有两点，一是店章，二是那张证明使用的是印有舞厅抬头的竖排信笺纸。那批信笺纸还是抗战胜利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春节后由我去‘大煌印刷社’印的，一共二十本，到去年夏天已经用光了，我又去‘大煌’印了三十本。新社会流行横排印刷，我就让印刷社给印了横排抬头。所以，您二位说的那纸用于预订房间的证明，只能是以前留下的空白证明，肯定不是前夜窃贼潜入舞厅时用店章盖的证明。”

侦查员马上想起了搜查史红瑛住所时发现的半本空白证明，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周永贵开口问道： “那么您所说的‘以前留下的空白证明’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回是任老板予以说明了。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逮捕，幸蒙史红瑛营救。为谢其大恩，任老板以舞厅百分之三十的股权相赠。 “仙乐门”重新营业后，尽管史红瑛再三拒绝做舞厅经理、襄理抑或大领班（任老板专为史而设的一个统领包括领班在内的全体舞女的职位），但任老板寻思，还是要表示出对她的充分信任，以便日后若不幸再遇难事可以得其相助，所以就在刚启用新店章后，盖了一本空白证明给史红瑛，让她随时使用，用完再取。当然，凭史红瑛能够从“军统”手里救出任老板的能耐，这种空白证明对她来说不足挂齿，后来她也未再向任老板要过，更没听说她在外面使用过。

周永贵、蒋天飞暗忖，在史红瑛的住所搜查出的那半本空白证明，应该就是任老板说的那本了。而那中年男子用来预订旅馆房间的证明，是那本证明中的一张，估计是之前从史红瑛那里获取的。

对空白证明的调查就此画上句号。虽然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可是，于案子却没有什么帮助。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的调查情况，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敌特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史红瑛前往“大德旅馆”的。专案组预计到这项调查的工作量可能比较大，特意安排了六名侦查员，其中包括组长齐明德和市局顾问侯健坤。他们先是对史红瑛的几十户邻居逐家访问，详细了解元旦上午在家门口看到过什么情况，着重点是史红瑛和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一轮走访进行下来，未能获得什么线索。有不少邻居看见史红瑛提着空篮子出门或拎着一篮鱼肉蔬菜返回，无论是出去还是返回，她都是一副乐呵呵毫无心事的样子，至少跟七位邻居说过话，都提到了当晚要请客之事。至于史红瑛从菜场回来后立刻又匆匆出去的情况，除了之前看见那一幕的两个邻居外，又走访到了四位。其中一位张姓大嫂说，史红瑛再次出去时，神情看上去有点儿着急，和自己擦肩而过也没打招呼，张大嫂还以为她买菜时落了什么东西要去找呢。

侦查员在史家附近一株大树下会合，就地交换了意见，认为从史红瑛前后迥然不同的情绪变化来判断，至少在从菜场回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接到敌特同伙向其发出的速往“大德旅馆”的通知，回家后发现该通知，才匆匆出门。她离开住所时什么都没带，也未换装，由此估计通知中没向她示警，也没让她逃跑。这说明她对自己12月31日晚没在“仙乐门”出现而导致敌特交通员没传递成密函的事并不知晓，当然更不知道丢失的密函已落到警方手里。那么，史红瑛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接到让她前往“大德旅馆”的信息的？

众人七嘴八舌小声议下来，认为从史红瑛元旦上午买菜前后的情绪变化来判断，她应该是在从菜场回到家后的短短数分钟里获知那条信息的。从邻居提供的情况来看，这几分钟里，并无别人去找过她，也没有沿街叫卖的小贩在尚书里这一段街面出现过，所以应该排除该时段从外界传递信息的可能。可是，史红瑛却是真真切切就在这几分钟里获知了信息。她的住所并无电话机，搜查也没发现无线电收发报机，该信息是怎么被其获知的呢？有侦查员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她去菜场买菜时，有人利用短暂接触的机会通过隐蔽手段向其传递了纸条，可能是夹在找回的钞票里，也有可能是在和她擦肩而过时，把揉成团的小纸条放进了她的菜篮子。她回家后发现了纸条，于是匆忙前往“大德旅馆”。

接下来就是去菜场调查。史红瑛去买菜的那家菜场位于解放路尚书里路口，是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后，效法上海英租界1868年修建沪上首家室内公共菜场之举下令修建的一家室内菜场，启用伊始就有专人管理，摊主须交摊位费。南京解放后，由工商部门接管，是南京市一家比较有名的公共菜场。这给专案组侦查员的调查提供了方便，过去找到市场办公室，马上有人接待，积极配合。

侦查员向对方提供了史红瑛元旦上午在菜场购买的荤素菜的名称，市场办公室向相关种类摊区了解后，打听到了几个摊贩，带来接受专案组调查，并未发现有甚嫌疑。正失望时，一个市场管理员从外面进来，说有摊贩向他报告，元旦上午曾看见史红瑛买完菜后在菜场3号门外驻步跟一个男子交谈过数分钟。

一干侦查员顿时一个激灵：莫非有戏？

四、两条线索

提供线索的是菜场3号门口两个卖冬笋的摊贩。这是一对嫡亲兄弟，姓甚不详，都患癞痢，故人都唤他们“大癞痢”、 “小癞痢”。元旦那天上午，太阳光很好，这对癞痢兄弟就把原在大门内第一个位置的摊位移到门外，一边晒太阳一边做买卖。这是违规动作，按说是不可以的，但对于癞痢兄弟却是例外，因为卫生局张贴的疾病防治宣传资料中说，癞痢患者要经常晒太阳。那时候，人们特别把政府部门的话当回事，癞痢兄弟这样做，连市场管理员都默认了。史红瑛是这一带的区域名人，南京解放后她不再雇佣保姆，一切都是自己动手，隔三差五来菜场买菜，她不认识摊贩，摊贩却都认得她。所以，元旦上午史红瑛买完菜步出3号门和那男子说话时，就被癞痢兄弟留意到了。

癞痢兄弟告诉侦查员，那个男子大约四十来岁，身材高大挺拔，浓眉大眼，肤色黝黑；穿一件带海虎绒领子的空军皮夹克、黑色马裤和一双中高帮黑色皮靴，走起路来“笃笃”有声。那副架势，跟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的宪兵军官有一比。这人应该是住在附近的，因为之前癞痢兄弟也曾看见过他，此人还数次光顾过他们的冬笋摊头，买东西很爽快，不还价，付钱时还凑整数多给几个零钱。元旦上午，那人在3号门外欲往菜场里走，而史红瑛买好冬笋正好拎了菜篮子往马路对面去。两人在马路中间相遇，不约而同驻步，史红瑛叫了一声，好像是“秦先生”；那男子点头，也唤了声什么，正好有辆汽车开过，鸣了声喇叭，把他的声音盖过去了。然后，两人就到马路一侧说了几句话，这才分手。

侦查员寻思，既然这人常来买菜，穿着和体态特征又如此明显，菜场的摊贩中应该有人对其有印象。分头向各摊位菜贩询问下来，有小一半都说曾见到过此人，可是，谁也说不出这人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否住在附近。

专案组只好去派出所求援了。派出所民警听了侦查员的描述，马上就对上了号： “哦！管段里有这样一位，他叫寻钟山。”

“姓寻？不是姓秦？”侦查员诧异。

《尘封档案》系列54.舞者猝死之谜

民警肯定地说，是姓寻，他的户口原在泰淮分局，最近才迁过来。这边是他妻子的娘家，岳父母在南京解放后双双病亡，他的妻子继承了房产，全家把户口迁过来了。侦查员估计，可能是癞痢兄弟听错了，把“寻”听成了“秦”。正说到这里，派出所王所长从外面办事回来，听说侦查员要了解寻钟山的情况，便说他跟此人比较熟悉。原来，南京解放前老王从事地下工作时，在泰准区双龙街上开了一家小酒馆为掩护，正好跟寻钟山是邻居，寻隔三差五去小酒馆喝酒，有时则买些卤菜带回家，交道打久了，就成了熟人。

王所长介绍，寻钟山是南通人，年轻时就读于上海医学中专，学的是外科，毕业后进国民党军队做了一名见习军医，两年后成为正式军医，中尉军衔。到1948年下半年，寻钟山已是上校军医主任。年底，他被中共地下党策反，参加起义，交出了国民党军队储存的数量不菲的西药和医疗器械，这是解放军最需要的后勤物资。他因此而立功，原准备安排他去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任职，可是他再三坚辞，要求回南京老家。于是，发给一笔奖金后就让他回南京了。寻钟山回到原籍后，很快在长航医院谋得一份外科医生的工作。至于寻是怎么跟史红瑛相识的，王所长就不清楚了。

元月3日，专案组通过长航医院领导，悄然把寻钟山约至医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专案组顾问侯健坤、组长齐明德和侦查员郑福厚、宋三献与其见面，当面向他了解情况。

寻钟山说，他跟史红瑛在抗战后期相识于重庆。当时，他供职于国民党陆军重庆兵站总医院，负责该院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管理方面的工作。这在当时算是一个肥差，因为抗战进行到1943年时，正是最为艰难的当儿，西药、医疗器械极为紧缺，特别是从美国进口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紧俏异常，别说寻常百姓了，就是高级官员，没有路子也很难获得。可想而知，寻钟山当时是何等受人追捧。

一日，寻钟山接待了一个“军统”特务，对方姓薛，也是南京人，跟寻钟山攀得上一丁点儿亲戚关系。薛某是抗战前就已参加特训的老“军统”，这时已是上校军衔。他来找寻钟山，是为介绍一个病人到兵站医院求诊。这名患者就是史红瑛，她患上了中期梅毒，百药不治，据说只有打盘尼西林了。史红瑛钱钞不愁，却没有获得盘尼西林的路子，就找了薛某的“军统”上司牟少将。牟少将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薛某跟寻钟山是亲戚，就安排薛出面找寻钟山解决这个难题。

寻钟山不好驳薛的面子，亲自给史红瑛开了盘尼西林，终于将其彻底治愈。史红瑛从此把寻钟山当救命恩人看待，逢年过节总要寄些礼品。抗战胜利，史红瑛回了南京，寻钟山则被排挤去了湖北，后又辗转多地，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南京解放后，寻钟山获准回来定居，搬迁到其妻继承的宅院后，有一次因其妻忙碌，代妻子来菜场买菜，跟史红瑛不期而遇，这才知道双方已是邻里。史红瑛还记得寻军医对她的帮助，仍要恢复以前在重庆时那种逢年过节送礼的做法，被寻婉拒了，说现在新社会新风气，要听政府的倡导。

至于元旦上午跟史红瑛在菜场3号门外相遇，纯属偶然。两人驻步谈了数分钟，史红瑛三言两语说了她的近况——蛮好；更多的话题则是替舞厅的一个姐妹咨询治疗梅毒，寻钟山说现在盘尼西林仍很紧俏，不过政府允许私人向海外购买，但邮寄进关后须凭医院治疗梅毒的证明前往领取。

专案组就此排除了寻钟山涉案的嫌疑。两人单独谈了六七分钟，如果寻是通知史红瑛前往“大德旅馆”的，哪里需要这么长时间，还不是一见面就递过话去？

下午，专案组正为断了线索发愁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有个小偷自称元旦那天曾往史红瑛的衣袋里塞过一张小纸条！

被称为“小偷”的那位年龄不小了，这年刚好五十挂零，人都称其“戴老四”，大名不详，据说在民国时留下的刑事卷宗中记载的也是这个名字。戴老四是句容人氏，自幼父母双亡，六岁行乞到南京。十岁那年，他被一个诨号“妙手真人”的道人收为弟子。 “妙手真人”是北方人，多年前来到江南，说他是“道人”而不说“道士”，是因为他不过一身道家信徒打扮，却从未从事过跟道家有关的任何活动。他的谋生手段是扒窃，其技艺高超到可以用“出神入化”来形容， “妙手真人”的诨号即由此而来。后来， “妙手真人”定居南京，在玄武湖畔盖一草庐，以竹篱笆拦出一个院子。完工后，大江南北广撒“英雄帖”，集聚了三四百江湖人士，当众“金盆洗手”，宣布从此退出江湖。

此后，江湖上不再听说有“妙手真人”作案的传闻，不过，很快就有消息说“妙手真人”自开香堂，广收门徒。这种情况倘若发生在今天，那警方肯定要登门拜访，予以阻止。但那时是清代晚期，官府衙门的捕快听说此事，反倒额手相庆，因为这表明“妙手真人”金盆洗手之说属实，他们可以省心省力了。至于他老人家所收的弟子何时出道，出道后作案水平如何，那是若干年后的事儿了，先不必去考虑。

“妙手真人”收了多少门徒？江湖上有一个说法是：“收徒百人，入室十八”。就是说， “妙手真人”一共收了百名徒弟，但大部分是寄名弟子，真正的入室门徒不过十八个。而戴老四这家伙，竟然是那十八名入室弟子中的一个。据说那天“妙手真人”喝多了酒外出转悠，过桥时正好遇到小叫花戴老四，没来由地生出了收其为徒的念头。这个念头使“妙手真人”后悔不已，因为这小叫花看似聪明伶俐，其实资质平平，不肯刻苦练习，而且胆子也小，反应也迟钝，反正种种不适宜成为一个“优秀扒手”的特点他几乎都具备了。 “妙手真人”教其整整八年，其扒窃水平还及不上寄名弟子的一半。戴老四十八岁那年，年过七秩的“妙手真人”一气之下，不辞而别，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

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两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戴老四也折进了局子。原本是要判他重刑的，幸亏承办法官阅卷还算仔细，发现戴老四也曾为“军统”、 “中统”出过力，尽管人家是给钱钞的，属于有偿服务，但有偿服务也是服务，所以只判了他三年六个月徒刑。戴老四服刑期满释放后，其以赃款购买的那套小宅院自然被国民党接收人员作为敌产给没收了，那两个舞女也早已不见影踪。戴老四想寻份工作做，但高不成低不就，最后还是“自食其力”重操旧业。

再说元旦那天，戴老四前几天刚从火车站扒得一个钱包，钱钞不少，于是就去了一个旧相好家。那是个半老徐娘，守寡不诚，客串暗娼。戴老四也属于“有钱就任性”那种类型的主儿，仗着腰包有点儿钱钞，让那寡妇另外招来了一个老姐妹。戴老四在那里昏天黑地混了三天四夜，元旦早晨掏空了口袋方才离开。出门不远，来到解放路尚书里的一家包子铺前，忽然觉得腹中空空，一摸口袋，也是空空如也。干脆就地找了个目标，把那人的钱包掏了。刚要进店堂去用早餐，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他还以为与哪位熟人朋友不期而遇，转脸一看，呆了——竟是失主！

那汉子中等身材，瘦而精悍，鸭舌帽下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戴老四想起当年“妙手真人”说过，具有这种眼神的人都不是寻常之辈。果然，对方脸带笑容，嘴里说着“老哥，多日没见，兄弟想得慌啊”，伸手握住他的手，看似轻轻一握，戴老四的感觉却是自己的这只手已经进入了老虎钳的卡口，痛得几乎失声惨叫。幸亏那卡口立刻松了，他知道遇见了克星，不敢得罪对方，只得强装笑脸： “哦！是兄弟您呐！请！请——咱里面用早餐去。”

“鸭舌帽”摇摇头，指指对面的那家高悬“红羊大面”招牌的面馆： “还是我请老哥吃面吧，这家的羊肉面不错。”

进了面馆，两人在僻静的雅座落座，戴老四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退还赃物。但那人却不收，说既然老哥看上了这个钱包，兄弟自当相赠。戴老四在抗战时期类似这种把戏碰得多了，凡是合作方要找他办事，基本都是这话，所以并不吃惊，当下点头致谢，用目光询问对方要办什么事儿。 “鸭舌帽”点点头，说老哥看来您倒是懂行的，兄弟我没看错人。稍一停顿， “鸭舌帽”把一个折成梅花状的纸条放到戴老四面前，说麻烦老哥把这东西放到一个朋友的口袋里。然后，说了对方的年龄、相貌，生怕戴老四分辨不清，又特地告知那个小姐在南京一度有点儿名气，名叫史红瑛。

这个名字戴老四并不陌生。像他这种职业扒手，舞厅、戏院、电影院、溜冰场等公共场所乃是经常光顾之地，当年史红瑛刚出名时， “仙乐门”生意兴隆，正是扒手作业的好机会，他曾特地去过数次，每次都有不菲的收获。只是，如今应该到哪里去找这个史红瑛呢？

“鸭舌帽”说前面尚书里不远有个室内菜场你知道吗，就去菜场转悠，她今天上午肯定会在那里出现。戴老四寻思，这活儿对于自己来说易如反掌，不过得赶早，否则去晚了万一人家已经买了菜回家去了，那明天还得跑一趟。于是匆匆吃了几口面条，起身告辞。 “鸭舌帽”满意地点点头，说那个钱包里有二十来万钞票，就算是给老哥的辛苦费了。不过，这件事你必须圆满完成！戴老四说没问题，你若不放心，暗暗跟着我察看就是。

就这样，戴老四轻而易举地赚到了这笔钱钞。二十万元在当时的南京可以吃两三桌酒席，戴老四人品尽管不佳，但在江湖上总还有几个狐朋狗友，手头有了钱，就邀约了四个朋友前往秦淮河“昶盛酒家”喝酒。席间，喝多了老酒的戴老四信口胡吹，把这段事儿说了说，以显示自己“身手不凡”。

那四个狐朋狗友中有一个姓申的络腮胡子，人称“申胡子”，是个闲汉，即如今所说的无业人员。这人在失业前就经常偷自行车，现在没了工作，要吃要喝，其“工作积极性”就更高了，隔三差五出动，不获“战利品”决不收兵。元月3日上午，申胡子八点多钟就出动了。不过这天运气不佳，刚把一辆女式车偷到手，跨上去骑了要走的时候，被人抓个正着，揍了一顿之后扭送鼓楼分局。

那时，偷自行车属于“小偷小摸”，通常是派出所管，而像申胡子这种直接被群众扭送分局的，则由分局治安科管。南京解放前，申胡子运气不佳时也走过麦城，被拿下后，轻则关到晚上，中间还会让他做点儿打扫卫生、擦玻璃之类的劳役；一般的就送拘留所，关半月释放；严重的，那就要刑事拘留了。那时候拘留时间有长有短，短则三个月，长的呢，三年以上的都有，申胡子最长被拘留过五个月。

这次折进局子，申胡子的运气不太好，撞上了老关。那是个留用警察，以前对人犯很凶，南京解放后成为人民警察，态度似有改变，不那么凶狠了，可是却讲究坚持原则，落到他手里处理的人犯通常都是凶多吉少。此刻，申胡子的承办员就是老关。两人是熟人了，老关一见是申胡子，说了声“你又来啦”，伸手就从抽斗里取刑事拘留证。申胡子一看势头不对，马上大叫“关叔手下留情”。老关说要我留情也可以，你得有立功表现。申胡子情急之下，倏地想起戴老四胡吹的那段，当下也不管是真是假，立马端出来当救命稻草。老关每天阅读市局下发的《敌情通报》，知道元旦那天发生的“大德旅馆”命案，立刻制作了一份笔录送交领导。

于是，专案组的运气来了！

五、错疑好人

专案组了解上述情况后，随即派员去找戴老四。可是，打听下来却有些迷糊——戴老四竟然是个无家无口亦没登记过户籍的主儿。无家，是因为他当初那套小宅院在抗战胜利后已经被国民党政权作为敌伪财产没收了；无口，是因其虽然好色，到处拈花惹草，却没有子女，至于同时娶得的那两个过气舞女，在其入狱后早已不知去向。刑释后他无处落户，也就成为无户口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角色并不鲜见，给城市治安管理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后来政府想出了对策，把这些人统统收容后送去开荒种田，然后又推出了“统购统销”，从吃穿源头上控制，防止这种现象出现。

那么，眼下专案组该到哪里去找这个戴老四呢？侦查员商量下来，认为戴老四既然是职业扒手，那肯定在南京地面上的黑道中大大有名，只要找到道上人士就能打听到其下落。这思路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天晚上，戴老四已经坐在专案组驻地鼓楼分局办公室里接受侦查员的调查了。

戴老四所说的情况跟申胡子交代的相同，侦查员不想白折腾一趟，盯着这主儿反复追问细节，终于问出了之前被戴老四忽略掉的一点——那个要他往史红瑛口袋里放纸条的“鸭舌帽”，当时随身带着一个红白相间的小网兜，里面装着一双四个轮子的旱冰鞋。

这是一条线索，说明“鸭舌帽”很有可能是准备去溜冰场溜早场的。江南地区不像北方那样，冬天有可供滑冰的天然冰场。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能力和科技水平，当然也甭想搞一处人工制造的滑冰场供人们活动。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水泥铺设场地，供人们穿着底部装了四个轮子的旱冰鞋在上面转圈儿。这就不像北方那样叫“滑冰”了，而是称为“溜冰”。民国时期，溜冰场属于娱乐场所，收费比看电影贵些，尽管玩起来使人感到刺激，但也容易发生危险，轻的摔得鼻青脸肿，重的骨折也不少见，所以只有掏得出钱钞，又有空闲时间且不惧伤痛的青少年光顾，偶尔也有中年人，多是带着子女去学溜冰的。当时，溜冰场还属于比较稀有的娱乐场所，而设早场的溜冰场整个南京市只有一家——总工会的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的溜冰场属于市总工会的产业，工作人员就是总工会正式编制的干部。而侦查员也是公家干部，干部遇干部，事情就好办了。接待侦查员的那位姓郭，三十多岁，人称“老郭”。他听了来意，说这个对象应该是溜冰场的老玩家了，因为他是自备溜冰鞋的。那年头经济状况不佳，老百姓愁吃穿的不在少数，而溜冰鞋价格不菲，能够自备溜冰鞋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溜冰场的巡场员，另一种则是小开阔少。工人俱乐部溜冰场的巡场员是在社会上雇佣的临时工，不属干部编制。老郭说着，把巡场员小杨唤来跟侦查员见面。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看年龄就跟戴老四所说的那个“鸭舌帽”大相径庭。

不过，侦查员还是请小杨坐下．因为老郭所说的另一类溜冰者既然自备溜冰鞋，那必定是经常光顾溜冰场的，对于巡场员来说该是熟人了，可以向小杨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小杨果然对这些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串人名或者绰号，有十七位之多，然后一一介绍了年龄、体态、相貌，却并无与“鸭舌帽”相似的对象。

元月4日，专案组再次分析案情时想到了一种可能，也许“鸭舌帽”并非是去溜早场的，而是溜午场或者下午场，他随身带着溜冰鞋，是为了先办事再溜冰。这样一来，访查的范围就扩大了，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走访了全市五家溜冰场。这回倒是从工作人员或者巡场员那里获得了几个听上去跟“鸭舌帽”有些相似的对象，于是决定当晚带上戴老四一家家溜冰场辨认。

辨认结果：零收获！

这下，专案组诸君瞠目结舌了。没办法，还是开会吧，群策群力，必有突破。果然，议了片刻，有侦查员提出一个假设，会不会“鸭舌帽”带的那双溜冰鞋并非是他本人使用，而是给别人顺带捎一下，而“鸭舌帽”本人则是从不光顾溜冰场的？这一说，立刻产生了启示作用。侯健坤说有道理，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想得开阔些，比如这双溜冰鞋是否有可能是刚从旧货店或者地摊上买的旧货，诸如此类。

专案组此时正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当儿，说得夸张些，只怕给个棒槌也当针了，再说这种推理还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全组侦查员跑了一天，走访各处旧货店摊，没有获得什么线索，只有侦查员宋三献说他跟摆旧货摊的老汉唠下来，人家说会不会那双冰鞋是送店铺去修理或者刚从修理店取回来？大伙儿想想，还真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戴老四确实曾说过那双冰鞋是旧的，后跟蓝色牛皮帮上印着的几个英文字母都快磨没了。抱着把棒槌当针的念头，专案组决定明天继续分头调查，走访全市修理店摊。

次日中午，一干侦查员到专案组驻地碰头。侦查员宋三献在距解放路与尚书里交界路口一里多地的一条小巷口走访到一个修理杂七杂八小物件的师傅，得知那个中年师傅修理过一双旱冰鞋，鞋后跟蓝色牛皮帮上印着的几个英文字母都快磨没了。师傅说，那双冰鞋是一个姓马的医生拿去请他修理的，那是一双女式冰鞋，应该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倾销携带来华的后勤物资时出售的。宋三献对冰鞋不是很感兴趣，他关心的是那位马医生。修理师傅说马医生住哪里不清楚，应该就在附近，因为他经常拿一些小零小碎的东西到摊头上去修理。据师傅估计，马医生应该是在鼓楼医院上班的，有一次修理师傅陪老婆去鼓楼医院看病，看见马医生骑着一辆自行车从里面出来，经过门卫室时门卫还跟其打招呼。

宋三献仔细询问这位马医生的年龄、体态，听修理师傅描述下来，还真跟那个戴鸭舌帽的主儿有些相似，而且马医生也喜欢戴鸭舌帽，有时戴黑色的，有时戴藏青的，还有一次，修理师傅看见他戴了一顶花格子薄呢的。元旦前两天，马医生拿着那双冰鞋到摊头上去修理，说好元旦上午去取，下午就要使用。元旦上午八点，马医生去摊头取了冰鞋，付了一万元钱。

于是，专案组就派人前往鼓楼医院打听是否有这样一位医生。了解下来，该院确实有这样一位眼科医生，名叫马斯理，回族，毕业于金陵大学医科，在鼓楼医院行医已有十多年，一向不问政治，没听说参加过什么组织。侦查员听下来，觉得此人并无涉案嫌疑，就决定与其当面谈谈。同时，从看守所把尚关押着的戴老四提出来，将其带往鼓楼医院悄然辨认。

马斯理来到工会办公室，听说侦查员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竟然显出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沉着冷静。一般情况下，普通人面对刑警的询问，要么紧张，要么好奇，可是，眼前这位马医生面对侦查员，其态度就仿佛坐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一样自然。侦查员核实过其姓名、年龄、民族，又不着边际地说了些时事新闻，然后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元旦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

马斯理的回答是： “在医院值班。”

“眼科节日也有门诊？”

“没有门诊，是医院组织的安全值班。”见侦查员不解，他又补充说，眼科节假日是不看门诊的，医院为保障节日安全，专门组织眼科、五官科、放射科等节假日不看门诊的科室医务人员日夜值班巡逻。这原是医院工勤人员的事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说劳动人民应该翻身当家作主，所以就安排医务人员来承担这活儿了。

侦查员请他具体说一说元旦那天来医院和离开医院的时间，下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冰鞋。马斯理却是摇头： “我没有冰鞋，也不会溜冰。”

这就奇怪了，他不是明明从修理匠那里取走了那双修好的溜冰鞋吗？为什么要否认呢？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工会副主席站在门口客气而又不无抱歉地说，市卫生局工会来电，让今天下午把一份材料整理出来后送去，资料都在这屋里，是否请您几位换个屋子去聊？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意味着戴老四已经带到，被安排在走廊对面屋里等着马斯理出去好辨认。于是侦查员说，马医生那咱们就换间屋继续往下聊吧。马斯理对此似乎根本不在意，和两个侦查员一起出门，进了隔壁的另一个办公室。他刚刚进屋背门而坐，门上那块书本大小的透光玻璃上就按上了一只手掌，又慢慢地捏成了一个拳头。

“大约九点前吧。”

“路上去过哪里吗？”

“路上？”马斯理仰起脸，仿佛是在努力回忆。这个动作在侦查员眼里显然有些装腔作势。接着，马斯理眨眨眼， “哦，在解放路上的一个修理摊前稍作停留，取一双修好的旱冰鞋。”

“冰鞋呢？”

马斯理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那是眼科护士长黄佩丽小姐的，取来就给她了。”

黄佩丽随即被侦查员找来接受调查，她证实那双旱冰鞋确实是她的，已经坏了几个月了。那天跟几个护士闲聊时说起找不到地方修理，太可惜了。这当儿，马医生来查护理记录，听见后说他家附近有一个修理匠擅长修理杂七杂八的小物件，收费不贵，他可以相帮带去交此人修理。黄佩丽大喜，就把旱冰鞋从家里带来交给马医生。元旦那天上午，马医生把修理好的冰鞋拿来了，收了一万元钞票。当天下午下班后，黄佩丽就去溜冰场溜了一场，鞋修得不错，她很满意。

黄佩丽的证词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旱冰鞋跟马斯理的涉案嫌疑并无必然的关系。侦查员当然倾向于相信老扒手戴老四的辨认，便继续盯着马斯理追查。如果不是因为考虑到政府的民族政策，没准儿立刻就要将其带到分局正儿八经地讯问了。继续往下追查，那就要搞清楚马斯理元旦那天上午的每一个时间段都在哪里、干了什么、有谁证明。这下，马斯理恼火了，他提出质问： “我究竟触犯了政府的什么律条，要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审问？！”

如此，医院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谈话场所了，侦查员不得不出示传唤证，将其带往分局。那时候办案流行粗线条，别说传唤了，就是拘捕，不出示书面手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过，专案组顾问侯健坤性格比较谨慎，侦查员过来之前，他特地叮嘱带上空白传唤证，这会儿正好用上了——毕竟马斯理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医界多少有些小名气，还真不便照“常规”行事。

马斯理进了分局，干脆一言不发了，坐在那里，目光冷冷地看着侦查员——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看你们拿我怎么办！侦查员正商量对策时，专案组长齐明德和顾问侯健坤过来了，听了简短汇报，齐明德微微皱眉，对侯健坤道： “我觉得这情况听下来似乎哪里有点儿不对头。”

侯健坤也有同感，稍一沉思说： “先去问一下戴老四，他在早点铺掏那个‘鸭舌帽’的钱包大约是什么时候？”

马斯理被带到分局后片刻工夫，戴老四也被押过来了，问话倒很方便。这一问，侦查员发现还真有疑问——时间不对！据戴老四说，他在对“鸭舌帽”下手行窃前，马路对面电线杆上装着的那个高音喇叭里刚传出“嘟嘟嘟”的报时声，电台播音员播报说：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九点整。”这说明他接受“鸭舌帽”的任务应该是在九点以后。而据对医院元旦那天与马斯理一起值班的护士长黄佩丽等人的调查，马在九点前已经抵达医院了。这么说来，戴老四在早点铺前遇见的“鸭舌帽”应该不是马斯理呀！

齐明德立刻下令： “叫戴老四重新辨认！”

戴老四第二次辨认下来，否定了之前的结论。专案组意识到弄错了，立刻放人，当然还得赔礼道歉。马斯理倒也好说话，表示理解，还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为消除此举可能对马医生造成的舆论方面的不利，也为表示警方道歉的诚意，专案组长齐明德亲自驾车把马医生送回医院。

马斯理离开后，侦查员们看着戴老四，气不打一处来，说这戴老四还有脸声称自己是“妙手真人”的入室弟子哩，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按说早该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没料想简直是有眼无珠，当面认人还出了差错，差点儿让咱们犯错误！

六、船厂老板

线索断了，只好重新研究如何往下侦查。元月6日，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该从哪个方向寻找切入点。开了半天会，最后决定从被害人史红瑛生前准备举行的“元旦晚宴”着手。专案组发现了一个之前被疏忽了的细节——据戴老四交代的情况，那个“鸭舌帽”之所以指派他去菜场往史红瑛的衣袋里放纸条，应是知晓史红瑛这天晚上要请客的信息，所以认定她上午会去菜场买菜。那么，大伙儿认为就有必要了解“元旦晚宴”是怎么回事，以及她准备邀请哪些人赴宴。

史红瑛是苏北宝应人，早年来南京谋生，不意成了一度颇有名气的红舞女，抗战胜利后又成为“仙乐门舞厅”的控股人之一。这在其苏北老家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桩新闻了，她也因此成了当地名人。史红瑛当初只身赴宁，乃是因为家乡遭灾，全家老小除她之外皆死于瘟疫，迫不得已才背井离乡。离家时，一干亲戚自顾不暇，哪有工夫关照她？后来她发迹了，亲戚这才来南京巴结，抗战胜利后，还利用重建祠堂的机会请史红瑛回乡参加庆典。和老家再次建立了联系，就有亲戚前来南京投奔，史红瑛接纳了其伯父夫妇和已故叔父那一支的一个堂兄一家，替他们找了工作、租了房子，并通过关系落了户口，成为正式的“首都居民”。都在南京，来往也就多了，她和伯父、堂兄平时经常走动，节假日则必会相聚。

专案组派出两路侦查员，周永贵、徐冬生负责对史红瑛的伯父伯母史名纲、金姜氏进行调查。他们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了解下来的关于那对夫妇抗战胜利后的落户情况跟史红瑛向邻居透露的一致。关于元旦晚上的聚会，夫妇俩说，那是冬至那天他们在家设席祭祀祖宗顺便亲戚相聚时，史红瑛跟他们和其堂兄说定了的。那么，当时是否听说过史红瑛还邀请了其他人参加呢？史名纲夫妇都摇头。再问平时是否听史红瑛说起过她跟什么人有交往等情况，那两口子也是一概不知。

另一路向史红瑛的堂兄史正道夫妇调查的是侦查员郑福厚、蒋天飞，与前一路一样，也未能调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这下，专案组诸君都有一种“傻了”的感觉，往下该怎么查呢？大家议来议去，总觉得向史红瑛的亲戚了解情况这条路尚未走完，应该继续往下走。尽管两路侦查员之前的调查结果好似“此路不通”，但一干侦查员都觉得不甘心。这时，专案组顾问侯健坤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把史红瑛的这些亲戚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召集来开一个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凡是跟史红瑛有关的事儿，不论大小详简，都谈一谈。也许，与案情相关的蛛丝马迹就隐藏其中。

《尘封档案》系列54.舞者猝死之谜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伙儿的赞同。专案组长齐明德马上向领导打报告，要求批两万元钞票，买些糖果、花生、瓜子、纸烟，把座谈会搞成茶话会的形式，气氛轻松些，大家无拘无束，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水果，那就免了，那时冬天水果稀少，价格奇高，估计写上去也会被领导划掉。

元月7日下午，专案组借用区文化馆的会议室召开了这个别具一格的座谈会。这个会从下午一点半开到五点，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尽管与会亲戚谈了许多史红瑛的情况，但都是生活琐事，诸如饮食嗜好、穿着打扮、性格特点之类，于破案没什么价值，这使全体侦查员很是失望，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就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道曙光！

史红瑛的堂兄史正道有子女各一，女儿史晓洁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可能受遗传影响，这个小姑娘的外貌、身形甚至性格都酷似姑姑，史红瑛特别喜欢她，经常买些零食或衣服相赠。史晓洁呢，跟姑姑也很亲，隔一段日子没见史红瑛就想念，星期天不上学的时候常去尚书里看姑姑。12月中旬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史晓洁又去看姑姑。那时的通信条件当然不可能提前联系，每次小姑娘过去都是不速之客，有时难免吃空门。这回也是这样，跑到尚书里一看，姑姑不在，在门口等了片刻，不见姑姑回来，只好悻悻而归。

走到尚书里解放路口时，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至马路对面烟纸店门前停下，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史红瑛！史晓洁大喜，拔腿就往马路对面跑，行至一半的时候，她看见了车里下来的另一个人——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胖男人，西装革履，外罩米色呢质夹风衣，头戴浅蓝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褐色宽边眼镜，双手握着姑姑的右手，满脸堆笑，嘴里说着什么，但因为过往车辆鸣着喇叭，没有听清。史红瑛说话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走近，这回是听清了的，史红瑛说： “那就这样吧，衣（伊）先生，再见！”

不过，史晓洁无法确定史红瑛说的是“衣”还是“伊”，因为她知道《百家姓》里这两个姓都有。

史晓洁提供的这个情况，被专案组认为是这次座谈会上获得的唯一可能值得追查下去的线头。自从案发伊始，侦查员就向“仙乐门”方面详细调查过史红瑛的社会交往情况，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可是没有任何收获。像史红瑛这样一个舞女，社会交际面当然很广，不过，自从她从重庆返回南京成为“仙乐门”股东后，尽管还在舞厅伴舞，但在社交方面却跟寻常舞女不同，跟她在抗战前的舞女生涯也不同。她对所有舞客都热情备至，没有寻常舞女的那种职业性的厚此薄彼的势利，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追捧，因此， “仙乐门”自老板、账房到舞女、杂役，都无法向警方提供任何可以作为嫌疑对象的舞客，专案组也很早就放弃了企图从“仙乐门”获得线索的努力。现在，史晓洁小朋友所说的那位“衣（伊）先生”给侦查员带来了希望。

侦查员之前向“仙乐门”的人员进行调查时，那些人谁都没提到过有“衣（伊）先生”这样一个中年胖男，说明这人从未光顾过“仙乐门”。那年头经济条件差，大腹便便的主儿罕见，如果有这样一个外形醒目的家伙去舞厅跳舞，别说舞女了，就是其他舞客只怕也会议论纷纷。所以，这位“衣（伊）先生”应该是史红瑛舞女生涯之外的另一类交往对象。专案组此刻最需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人，退一步说，即便这位“衣（伊）先生”跟敌特分子没有关系，但他能跟史红瑛交往到在马路上众目睽睽之下双手紧握不放的程度，就不能用“一般朋友”来形容了。他很有可能向专案组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可是，如何找到此人呢？侦查员们认为有两个方式可以一试：一是通过全市派出所查此人的户籍，此人不是姓衣，就是姓伊，这两个姓氏都很少见，再加上“中年男性”、 “肥胖”、 “有轿车”这几个特征，查找范围就缩小了，花点儿工夫，总能找出这个家伙的。另一个方式是先不查人，而是单单盯着他那辆黑色轿车查摸。可以从市局交通处调出全市所有上牌照的黑色轿车所属的品牌，把这些品牌的汽车照片拿去请史晓洁辨认，然后盯着这种品牌的黑色轿车排查。采用这种方式排查的好处是便捷、快速，因为当时南京市的轿车本就不多，比较容易查到车主。大家讨论下来，决定采用后一种方式进行排查。

于是，先把史晓洁请到分局，让她辨认轿车照片。她仔细辨认了一阵，指着一张“福特1940”的照片说： “好像跟这辆有点儿像。”

专案组派员前往市局交通处查找“福特”轿车的公私车辆登记档案，一共有三十一辆，其中公车有十四辆，先放在一旁；其余的十七辆私车中．有一辆的车主名字就叫衣世运。再看底卡上的那张照片，确实属于肥头大耳一类，于是侦查员断定：就是此人！

专案组随即对衣世运进行了外围调查。衣世运又名衣西阳，四十岁，江苏镇江人，南京“西阳修船厂”老板，1930年参加青帮，抗战前成为帮会骨干。江湖上传称，此人颇讲义气，乐于帮助朋友。不过，因其遵循“百善孝为先”的传统，对其母甚为孝顺，跟着老母笃信佛教，凡是帮会械斗他一概不参加，也禁止其弟子以及船厂员工斗殴。他在帮会之间所起的作用是调解矛盾，对帮会所作的贡献则是在必要时捐款捐物。

抗战爆发后，其船厂被国民党政权临时征用，不知出于何故，他扔下厂子上了清凉山，以居士身份居于清凉寺，一住三年，足不出寺。待到他重新出现在南京街头时，石头城已是日伪统治，船厂被汉奸殷老三占有，专为日伪修造军用船只。殷老三也是青帮中人，辈分比衣世运低，闻知衣世运出关下山，便前往衣宅相请，称愿意交还船厂。对此，衣世运自始至终置若罔闻，不予搭理。然后，衣世运置办了一副糕团担子，每天自制糕团，挑着上街摇铃兜售，靠着这些微薄的利润养家糊口。日本宪兵队鉴于衣世运在青帮中的影响，很想让他替日伪效力，曾数次指派汉奸甚至日本军官直接出面，登门劝说衣世运出任伪职，均遭衣世运拒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还都南京，各路接收人员争抢敌伪资产，中饱私囊，被老百姓称为“劫收”，可是，却没人动“西阳修船厂”，国民政府原封不动将船厂连同日伪留下的正在修造的船只和仓库内的零部件、原材料一并发还给衣世运。衣世运大模大样一一笑纳，别说请客送礼了，连“谢”字也没说一声。此举使人大跌眼镜，都不知衣世运这个怪人是什么路数。之后，衣世运重新经营船厂，盈利不菲。转眼几年过去，南京解放，对政治敏感的那些人都认为这下衣世运是逃不了被共产党执掌的新政权问罪了，因为他既是青帮骨干，又跟国民党政权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正是人民政府要追究的对象。可是，再次令人大跌眼镜的情形出现了，人民政府竟然没动衣世运，也没见有干部找过这个修船厂老板，他还是一如既往该干啥干啥。

1933年，衣世运娶浦口“仁义米行”老板之女王氏为妻，一直未有生育。王氏在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时逃难去了武汉，1940年底，衣世运从清凉山下来后，将其接回南京。这时，衣世运的岳丈在浦口的米行早已毁于兵火，儿子儿媳也被日寇所杀，王老板中风半残，与老伴相依为命惨淡度日。衣世运遂让妻子把老两口接到家中同住，生活开支全靠他卖糕团维持。抗战胜利后，衣世运收回了船厂，岳父岳母却双双病殁。1947年，衣世运的妻子王氏也死于肺结核。衣世运至今未娶，过着单身生活。

负责调查的侦查员把上述一应情况向专案组汇报后，侯健坤、齐明德两人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衣老板以前有可能系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或者是曾为中共地下工作出过力、立过功的人，再往下推断，目前有可能还在从事秘密工作。这种对象是不可贸然接触的，否则有可能会坏了他正在执行的使命。如此，专案组就决定把情况上报领导，请示是否可以对衣世运作进一步的调查。

领导当天就作出了答复，大意是，衣世运在1940年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系我地下情报组织的“运用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民解放事业做过一些事，故对其帮会身份不予追究；对其关系运用到南京解放前夕已经停止，如果专案组需要对其开展调查，可以进行，但考虑到日后万一仍需运用该关系的可能，建议最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调查。

元月9日下午，专案组组长齐明德、副组长康杰民和侦查员郑福厚、徐冬生请南京市船舶修理行业协会出面，以北京交通部业务调查员的名义约见衣世运。见面后，侦查员亮明身份，衣世运微微叹了一口气：“唉—是为史红瑛之事吧？”

“衣先生已经知道史红瑛的事儿了？”

衣世运点头： “是的。”

“我们想听您谈谈跟史红瑛相识和交往的情况。”

据衣世运说，他跟史红瑛相识不久，不过两个多月时间。之前，衣世运是青帮中人，对于社会新闻比较敏感，自然知道孔二小姐大闹“仙乐门”之事，对史红瑛也略有耳闻。不过，衣世运是出了名的孝子，而其母出身书香门第，讲究传统，自幼对他灌输的那一套当然是看不起舞女的，他出道后也从来不涉足妓院、舞厅、烟馆等场所。所以，对史红瑛不过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迷上史红瑛，甚至想让她嫁给自己作填房。

两人渐渐开始交往，衣世运这才得知史红瑛原来是舞女。不过，他觉得这个舞女跟其以往印象中的舞女有所不同，不但很有思想，而且每每跟他的想法合拍。史红瑛则向他透露说，她已经准备离开“仙乐门”，跳出这个行当，另外去找一份工作。衣世运便邀请她去“西阳修船厂”，说可以安排她担任庶务科副科长，凭其能力完全能够胜任。史红瑛说要考虑一下再作决定。这段时间，两人接触甚多，产生了感情，但双方都未挑明。衣世运正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其吐露真情，不料却传来了噩耗。

侦查员听到这里，互相交换眼色，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问题——史红瑛出殡时，怎么没见到衣世运出现？按说既然已经产生了感情，那就该去送她最后一程呀！于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衣世运稍一愣怔，脸上显出复杂的神情。

他说他原本是想去送史红瑛的，可是就在将要出门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要求他不必去出殡现场，也不要去史红瑛的原住所，总之，史红瑛人已死，你衣老板再怎么想她也没用了，就不要出现在她的熟人面前了。衣世运是青帮出身，别看胖得像一尊弥勒佛，性格却是外圆内方，否则当年日伪政府费尽心思企图拉他下水时他也不会始终不为所动。再加上因史红瑛的猝死心情大坏，当下就对着话筒吼道： “你他妈的是谁，敢在老子面前这么说？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了吗？”

对方轻声回答： “衣老板，我看不想好好过日子的是你。不信？好……”

衣老板不信邪，挂断电话就下楼了。出了厂部楼房，来到轿车前时，他却大吃一惊！

七、一个意外

衣世运喜欢驾驶汽车，虽然雇有司机，但平时除非有应酬需要喝酒的场合，一般都是自己驾驶。这天他照例自己开车，刚刚来到车前，正要开门，隔着车窗玻璃，他看到方向盘上用细麻绳吊着一颗手榴弹！

当时，民间对于发现军火——哪怕是炸弹，也不会特别惊奇。尤其是经历多次战火洗礼的南京居民，更是见惯了枪炮弹药，散落于民间的多着哩。民国时，人们遇到这种情形通常不会报警。南京解放后，政府收缴武器弹药，还大力宣传发现武器弹药要报告派出所，人们才有了这种意识。不过，衣世运此刻却不想报警，因为他经营着船厂，这种情况一旦张扬出去，肯定于往下的生意有影响——谁愿意跟一个随时会被手榴弹炸死的修船厂老板洽谈业务呢？所以，衣世运采取的措施是把正在楼梯间打盹的司机唤醒，让他去车间找一个当过工兵的工人来排除“故障”。

手榴弹很快从方向盘上卸下，那工人说后盖没打开，估计如此放置仅仅是吓唬一下，并不是真的要老板的性命。衣世运寻思头回吓唬，下一回只怕就动真格的了，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敢去参加史红瑛的葬礼了。

那么，对方是怎么混进船厂往车里放的手榴弹呢？这个问题衣世运也想过。船厂的主要业务是修船，常年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船舶停在码头、船坞，如果是船只大修，船主把船交给船厂后可以百事不管，全船人一走了之，如果是一般修理，船主都要留下船员看管船只、监督维修、随时与厂方沟通。即使是大修的船只，船主自己或者其指派的代表时不时也会来现场察看维修情况，了解进度。因此，船厂每天从早到晚进进出出的非本厂人员不少。如果要求门卫把船厂大门当监狱那样严密看守，对每个进出者都严格盘查，这当然可以做到，但船厂的生意只怕就一落千丈了。

一般来说，每家船厂的门禁都是很宽松的，只要出去的人不把厂里的物资捎带上，就不会被拦下盘问。在车里放置手榴弹的人肯定是受那个打电话的家伙指使采取的行动，估计就躲在船厂附近甚至某条船里，接到指令即刻行动，往方向盘上拴一样东西不过是举手之劳。至于是如何打开车门的，衣世运问过司机。司机说，他刚才把车窗打开通风透气，一直没有关上。

基于那个“不便张扬”的念头，衣世运就没有往下追查。至于那颗手榴弹，倒是留了下来，放在办公室写字台的抽斗里。后来专案组把手榴弹带到驻地，经检查，那是一颗抗战年代由巩县兵工厂生产的军用手榴弹。送往市局作技术鉴定，未能获取放置者的指纹。

当天，根据市局领导的指示，专案组对衣世运采取“保护性拘留”的措施。衣世运被侦查员带到市局看守所，但没关进监房，而是在监区以外的区域腾出间空屋供其临时下榻，伙食也不吃监区伙房的，更不让船厂或者亲友送，而是由侦查员给他出去买外卖。不过，那时公安局经费紧张，钱钞是衣老板自己掏的。衣世运由此意识到，史红瑛之死的背景颇为复杂，即便自己不想卷入，也难以置身事外。当晚，他辗转难眠。正好，专案组长齐明德和顾问侯健坤前来看守所给他送茶叶，三个人就在那间简陋的屋子里聊了起来。

齐明德和侯健坤跟衣世运探讨了一个衣世运自己也弄不懂，却和专案组一样感兴趣的问题：那个给他打电话的家伙之所以阻止他参加史红瑛的出殡，是生怕公安局方面知道史红瑛的交际圈里有衣世运这么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害怕公安局发觉衣与史有交往呢？看来只有一种解释——衣世运掌握了史红瑛的什么秘密！

可是，衣世运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自己跟史红瑛的交往中并未发现过史红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侯健坤说，衣先生您不必焦虑，今晚好好回忆一下跟史红瑛这段交往的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或许会有收获的。

衣世运想了两夜一天，这段时间，专案组又是开会分析又是围绕衣世运的平时活动情况进行紧张的调查，并未发现任何与史红瑛被害有关的疑点。一干侦查员正怀疑是不是又“山穷水尽疑无路”了，1月11日，市看守所来电说衣世运要求跟侯健坤、齐明德二同志再聊聊。齐明德放下电话，马上断言： “看来衣老板回忆起有价值的线索了！”

衣世运确实想起了一桩他觉得不一定可疑但又有点儿让他想不通的事儿——

他跟史红瑛相识不久，有一次相约去“朝天宫饭店”品尝大闸蟹。那时的饭馆少有预约，他们去得晚了些，只好在二楼最差的一副座头上落座。那是一副四人座头，面对楼梯口，人来人往净打照面，别说席间有什么亲昵举止了，就是说话也不大方便。衣世运、史红瑛坐在那里正吃喝，忽然听见楼下传来跑堂的脆声吆喝： “哦——曹三爷您来啦，那班弟兄已经等候许久，催问了好几次。您楼上请，3号包房，主座给您留着呢！”

那个曹三爷“呵呵”连声，沙哑着嗓子道：“是老幺啊，一会儿劳你关照贵东来一趟包房，我有事跟他说。”

令衣世运惊讶的事情就是这时发生的。那位曹三爷一吭声，史红瑛神色倏变，突然起身，抓起一旁的坤包就往另一侧窗口角落的那面大镜子走去，站在那里补妆。直到那姓曹的上了楼，进了3号包房，这才返回，对衣世运说她身子忽然不适，先行告辞了。说着，也不等衣世运反应，转身下楼了！

衣世运说完这些情况，问道： “侯同志，齐同志，您二位说说，这算得上是一桩奇怪的事儿吗？”

专案组经过讨论，认为那个曹三爷跟史红瑛之间可能有什么事儿，但不能肯定必是与本案相关的情节。不过，还是有调查的必要。好在这个姓曹的主儿容易查，他跟“朝天宫”老板熟识，去找饭馆老板就能打听到这个人。

次日，侦查员周永贵、宋三献、蒋天飞三人前往“朝天宫”找老板闵一行调查。闵老板说跟曹三爷熟识，曹是南京地面上的国术高手，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的行家，还是气功专家，医治跌打损伤颇有一套，虽然不以伤科医生为业，但找其疗伤的人经常得排队预约。至于其他，闵老板就没啥可说的了，他跟曹三爷不过就是馆子和食客的关系，对曹的了解仅此而已。不过， “朝天宫”有个跑堂的知道曹三爷家住何处，侦查员便前往曹宅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了解。

派出所方面介绍说，曹三爷名叫曹惕吟，确是南京地面上的武术行家。此人年轻时曾是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的国术教官，不过并非军队编制，属于部队雇佣的技术人员。这倒为其在南京解放后的“历史清白”之说帮了忙，他没遵照市军管会的命令前往公安局登记旧军官身份，不久民警登门查问，他出示的吴佩孚的聘书上写的是“民间武师”，而不是军官。那相当于给旧军队打工，根据政策就没将其划入内控对象名单。后来，吴佩孚倒台下野，曹惕吟就回了南京老家，以开油酱店为生，兼带治伤接骨，收入不菲，日子过得很滋润。

那么，曹惕吟跟国民党特务组织是否有关系呢？派出所民警说，像曹这样的人，在旧社会肯定结交三教九流，跟“军统”、 “中统”不会不打交道，不过要说他是否参与特务组织的活动，为非作歹，那到目前为止派出所还未接到过群众检举。所以，这话不好说。

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把曹惕吟传唤到派出所当面接触一下，跟他聊聊再说。哪知，开口跟民警一说，民警说他已经去香港了。侦查员一怔，问是几时去的。民警翻了记事本，说去年12月中旬就去了，是去香港女儿处探亲的，至少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如此一来，不管此人跟史红瑛是否存在某种神秘关系，专案组在曹惕吟身上是做不成文章了，只好另外设法进行调查。好在齐明德、侯健坤两位这两天一直在商议，已经备好了后手——

在他们两人看来，衣世运所说的史红瑛跟他最初相识的情形似乎显得有些突兀。那天，衣世运去参加一位世交友人的生日派对。那人名叫杨锦国，是美国归侨。杨锦国祖籍南京，出生在檀香山，其祖父、父亲与衣世运的祖父、父亲是两代挚友。杨锦国与衣世运同岁，少年时曾在南京度过十个年头，就住在衣家，与衣世运一起上学、玩耍，相处得跟嫡亲兄弟一样。后来，杨再次去了美国，在那里读了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医生。这时，杨锦国的父亲已经病逝，他便自立门户，在纽约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经营得还不错。

抗战胜利后，杨锦国接到国内来函，说他的修女姑妈去世，留下遗嘱让他继承财产。姑妈年轻时嫁了个在上海法租界开五金行的法国老板，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从南京至上海途中，其驾驶的汽车被日本海军航空队战机误认为是国民党某个要员的座驾，一阵轰炸扫射，当场一命呜呼。姑妈痛不欲生，去修道院做了修女。十年后病危时，约见律师，留下遗嘱，将其亡夫的财产全部赠与杨锦国。

杨锦国带着其美国妻子和一对混血子女回国，继承遗产后买了房产，开了家专为高等阶层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小医院。其间，杨锦国得到了在南京各界都颇兜得转的衣世运的大力相助，两人的来往也十分频繁。1949年10月28日，是杨锦国四十岁生日。他按照西方习俗，邀请一些朋友参加了在中央饭店举行的生日派对。衣世运自然是受邀者之一，尽管他那天正被痛风折腾得苦不堪言，但还是出席了。他原本就不会跳舞，此刻连走路都有些费劲，自然不会下场。结果，就跟也没下场跳舞的史红瑛认识了。至于史红瑛为何要跟衣世运搭识，而且自此之后两人关系迅速升温，衣世运至今也弄不明白。

在侯健坤、齐明德两人想来，史红瑛此举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衣世运说不出，那么他的哥们儿杨锦国是否说得出呢？生日派对是杨锦国主办的，史红瑛也应该是杨邀请的，她跟杨医生又是什么关系呢？

专案组指派侦查员前往医院走访了杨锦国。这位海归大夫闻听后竟是一脸的惊诧，说他根本不认识史红瑛其人！杨锦国回国已经三年，但还是保持着在西方形成的处世严谨的习惯，说着拿出了邀请名单、购买请柬的票据以及来宾的签到本。受到邀请的来宾一共有三十人，全部出席，也都签了到。这就是说，史红瑛是悄悄混进来的。她为何要混进来呢？看来她是想结识衣世运。可她又是从哪里获得杨锦国将举行生日派对并且必定会邀请衣世运的消息的呢？

元月13日下午，侯健坤、齐明德在专案组举行的案情分析会上端出了这个“后手”，众人对此产生了兴趣，认为有必要盯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这时市局来了个电话，这个电话让侦查员们又惊又喜——那个往衣世运的轿车里放置手榴弹的家伙被船厂工人抓住了，已经扭送市局！

立功的是衣世运的司机姜钰民。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祖籍重庆，生于江宁，是衣世运的邻居。若说个人历史，小伙子有点儿不那么清白——他在抗战时随父母逃难去了重庆老家。他家经济状况还不错，而他也不笨，在重庆读完初中后又考上了高中，1944年上高三时，响应蒋介石发出的“十万青年十万兵”组建“青年军”的呼吁，投笔从戎，报名参军。部队分派他当了一名汽车兵，这在当时算是个洋差。抗战胜利后，姜钰民退伍回到南京。正好邻居衣世运收回了修船厂，弄到了一辆美国“福特”，需要聘用一个可靠的人当司机，姜钰民便顶了这个缺。

给衣世运开车可能是私家车司机行业中最舒服的差使，不但薪水可观，而且出车时间很少，因为衣世运喜欢自己开车。通常姜钰民上班后的事儿除了擦洗“福特”，就是待在衣世运让人以楼梯间改建的司机专用休息室里抽烟喝茶、看书读报，或者听收音机。而史红瑛出殡那天，姜钰民却觉得自己失了职——有人竟然在离他的休息室直线距离不过十来米的那辆汽车的方向盘上吊了一颗手榴弹！这件事发生后，尽管衣世运自始至终没说他一言半语，也没给过他哪怕一丁点儿脸色看，可是，他依然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就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姜钰民对此事作了分析，认为放置手榴弹的家伙肯定是本厂人员，否则，时间不可能掐得那么准。他悄悄联络了几个哥们儿，让他们不露声色地替他查摸。姜钰民是老板的司机，平时做人行事又豪爽，颇有一些朋友。别看这些人连同姜钰民在内谁也没学过刑事侦查，连侦探小说看得也不多，可是经过他们连日密查，最后竟然查出一个名叫陆金典的油漆工那天在那个时段曾在现场出现过。就在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的时候，姜钰民叫了几个弟兄在厂门口堵住了正要下班的陆金典，将其诱骗到厂里的地下室，私设公堂，当场讯问。陆金典当然不承认，挨了几下拳脚，就跪地求饶乖乖招供，接着就被扭送到公安局。

专案组对陆金典进行了讯问，他承认自己是“保密局”在逃离南京前发展的潜伏特务，属“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领导，其上线就是史红瑛；史红瑛死后，由另一名叫“老铁”的男子担任其上线。在衣世运的轿车内放置手榴弹，就是 “老铁”指令他做的。那天，老铁来船厂跟他见面，交给他一颗手榴弹，嘱咐他说，如果十分钟内他“老铁”没有骑车出现在厂部大楼旁边的那条通道上，就把这玩意儿拴到衣世运轿车的方向盘上。稍后，他就依言行事。

按说陆金典不应该知道“老铁”住在哪里，可是，贪婪的陆金典担心“老铁”不按时发给他活动经费，就在一次“老铁”约其见面递送情报后，让其妻周梅花悄然尾随。 “老铁”哪里料到还有这一招，结果就把自己的住址暴露了。此刻，倒是给专案组提供了方便，当晚， “老铁” （真名叫华昀）落网。连夜讯问， “老铁”供出了其掌握的三个联络对象。那三个特务落网后，又供出了各自的上下线。结果，两天内， “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员悉数落网。

至此，史红瑛被害案终于真相大白——

史红瑛在重庆时就已加入“军统”．抗战胜利回南京后“复员”，南京解放前夕应已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之召“归队”，担任“第二交通站”书记（在交通站中的位置仅次于站长）。 “保密局”考虑到史红瑛的舞女身份，还指令其在需要时兼任交通员，她的上线即是站长朱远铎，下线是陆金典。按照规定，史红瑛每周日须向朱远铎报告其下周的个人活动安排，以便在需要动用她那条线的时候能够及时传递情报。

这是一桩重大事故，情急之下，朱远铎于元旦清晨召集手下特务梁纲、鲁友余商量对策，认为舞厅方面肯定已经发现了那份急件，是否破译还不知道，但必须当作已被破译来处理，为安全起见，必须干掉史红瑛，以斩断公安的调查触角。于是，朱远铎指令梁纲物色对象向史红瑛递送前往“大德旅馆”的指令，鲁友余则负责在旁监视，看那对象是否确实把指令传递给史红瑛了。之所以不让梁、鲁直接跟史红瑛接触，是担心此时史红瑛可能已被公安盯上，传递指令时容易暴露。史红瑛收到指令后，果然前往旅馆与朱远铎见面，而朱则事先在旅馆房间的茶叶里下了毒药，致使史红瑛中毒身亡。

史红瑛与衣世运的接触，朱远铎是知道的，但这并非系他指使，而是台湾“保密局”直接向史红瑛下达的“组织使命”。至于使命的内容是什么，他并不知情。史红瑛死后，台湾方面给他发来密电，他奉命行事，才有了后来恐吓衣世运这出戏。朱远铎估计，此举是为了防止衣世运进入公安的侦查视线，以免台湾“保密局”的行动目标暴露。不过， “保密局”的行动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史红瑛已死，而根据“组织纪律”朱远铎也无权过问，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1950年4月29日， “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员被南京市军管会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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