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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暴》是一部德国影片，是32岁的年轻导演唐纳斯马克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于2006年3月23日在德国首映。该片以冷战时期德国被柏林墙分裂为背景，影片故事发生在

HGW XX/7

在电影中设置了一个很好的错位，在电影的一开始窃听者的角色就已经被定为好，窃听者在听被窃听者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在看窃听者，也在看被窃听者发生的事情，电影通过画面和声音使主客体之间不断转换，构成了一个巧妙有趣的结构。

在电影当中，视点权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话语权。监听者在电影中是缺席者却也成为了被看的对象，电影在拍摄监听者时采用了相对低机位拍摄手法，且监听者前方都有一定的遮挡物，这就表达了监听者既处在看的角度又处在被看的角度，以此给观众形成了在视觉结构上的权利层次。

电影中采取了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视点去拍摄监听者，比如监听者在监听的无聊之际在一一仓库中玩游戏，这时镜头采用的是完全俯拍的角度，给观众造成了监听者也在被监听的视觉效果。这种拍摄手法在于表达监听者也是一个“被监听者”，他只是一个在强权压制下为权利掌控者卖命的小人物。用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师来说，就是：谢谢神，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子下的活人之一。从叙事上看，从他接受命令到暗自反抗命令接受惩罚，都在诠释着“谁有权利看，谁只能被看”这句话这。也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中小人物被支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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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 Dreyman

虽然监听者时处在一个坏人的角色上，但是电影通过设置更坏的角色与之形成对比，使其更加通畅的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实现了维斯勒的一种英雄角色。维斯勒本身是一位尽职尽责的STASI（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军官，总是天真地认定东德的社会制度最是完美的。但是，影片出现了戏剧化的一面，维斯勒开始被德莱曼的生活吸引着，特别是关于德莱曼与女演员玛丽娅的感情问题。

当时赫姆夫也对克里斯塔-玛丽娅非常着迷，他命令维斯勒用些手段牵制住德莱曼，以扫除这个障碍。但是维斯勒选择了保护这位剧作家，这时维斯勒的角色定位已经开始转换，而他的同类——所谓的“监听者们”仍然还扮演者坏人的角色。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最后他偷偷带走了打印机被古比兹发现了其的叛变，恶狠狠地对他说：“你接下来的二十年就在拆信中度过吧。”此时，维斯勒的英雄形象已经高高升起了。

《好人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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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从多个细节之处体现着极权对人性的扭曲以及人性的自我救赎。在权威之下，个体小人物是极其脆弱的，作家雅思卡的死便是电影对极权带来的无以复加的恐怖的阐释。玛丽娅是脆弱的，她屈服在了权威之下，而剧作家选择暗中写出《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并发表，这是人性开始苏醒并开始反抗的时刻，他开始了自我救赎，但他依旧是懦弱的，所以当维斯勒从剧作家的家里当打印机拿出来那一刻是整个影片的转折之处，他把打字机藏了起来也是电影的高潮。魏斯勒完全是基于自己人性的良知而非功利得失的计算选择了为陌生的德瑞曼冒风险。这也就使得魏斯勒不再是权力的奴隶，而成为一个高贵的，拥有尊严、价值与值得敬佩的人。

Georg Dreyman在翻阅了STASI档案，惊悉窃听者所为之后，他非常感激那个窃听专家——那个人不仅是在暗暗地帮助与保护他，而且是在暗暗地帮助与保护帮助良知和道义。他投入艺术创作，写出了《好人奏鸣曲》并出版——书的扉页上写着：感谢窃听人员XX/7（维斯勒的代号），用他觉得最恰当的方式来纪念这个好人。影片最后剧作家知道真相后，以自己认为的最好的方式给予了维斯勒极高的赞扬和尊重，至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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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认为的“坏人”最后成为了“大英雄”，构成了多视觉多剧情的层次，这一奇妙的设置也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地方之一。该片通过多处细节和拍摄手法呈现了人性的反思和成长以及转换，赋予了该片深重的意义，值得人们深思。

参考文献：

[1]李素云.谈电影《窃听风暴》的叙事艺术.西江文艺2016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