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行业最糟糕的工具。他所经历的潜规则不是最黑暗的，只是更黑暗的。

01.1954年，中关村南大街建了国务院西郊招待所，用来接待苏联专家。后来招待所改为“友谊宾馆”，开始接待来京旅游的外宾。90年代初，友谊宾馆一晚上房价180元

01.

1954年，在中关村南大街修建国务院西郊迎宾馆，接待苏联专家。后来，招待所改为“友谊宾馆”，开始接待来京的外宾。

20世纪90年代初，友谊宾馆一晚的价格为180元。被王朔老师称为“北京文化新势力”之一的北京视觉中心，花巨资招募了一批人在这里创作，24小时供应热水。吃喝玩乐都好，就是为了让这些人买点正宗的东西。要知道，180元是当时演员拍一集电视剧的片酬。

只比当时北京的平均工资少了100元。

北视找到的这群人来自“海马工作室”，这是一群作家成立的“私人编剧组织”。全盛时期，刘震云、苏童、莫言都参与其中。当时大家都在“聊电影”，聊了一个《编辑部的故事》。然后作品分，朱小平领衔4集，王朔领衔6集，苏磊领衔6集，冯小刚领衔6集，葛小刚领衔2集，魏仁领衔1集，傅绪文、马未都领衔4集、1集。

那时市场经济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正经的编剧可供聘请。文化界是来赚钱的。这些人与电视制作单位、导演、演员的关系不是市场劳动关系，而是“艺术同志”。

我们大家共同朝着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向进行创作，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食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地位远高于导演和演员。

剧本被送到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张永靖手中。张组长看到后欢呼道：

“故事里的这群人充满了活力和勇气，特别是他们的创新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经典《编辑部的故事》”

在那个时代，创造力是如此重要。说是“艺术同志”，乘着文革后的文化热潮，好的编剧其实就是领导者。一部好剧填补了历史空白。《编辑部》一经播出，葛优立即升职，冯小刚也受到北京电视台的高度重视。 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和民间资本的介入，王先生靠着北视积累的声誉，赚了上百万，买了一张意大利沙发。

王老师不仅自己发了财，而且在写《爱你没商量》的时候，还带出了后来写《牵手》的王海宇。接受《我爱我家》后，梁佐被推荐给英达。这件事我之前已经写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唯一想说的是，梁佐早年写相声，50块钱一篇。为了让他专心创作，英达给他开出了巨额薪水。

据贾志国同志介绍，艺术出身的宋丹丹老师每集片酬为1000元，关灵则为50元。梁老师一集的稿费是宋工资的2到3倍。

宋丹丹就更不用说了，蔡明以每集400元的价格客串出演。大学刚毕业的张越，就是未来主持《半边天》的人，工资比蔡明还要高。

《我爱我家》自首播以来已40集。你自己算算梁老师赚了多少钱。

02.

与《海马》编剧具有同等“艺术同志”地位的编剧是西影工作室的卢伟。鲁伟原本是一名艺术艺术家。他在《他们正年轻》与周晓文合作时，参与剧本讨论并表示，“我觉得这个剧本不够严谨”。周要求他修改草稿，但不幸的是它被拍下来并没有发布。

紧接着，周小文拍摄了《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这两个作品都是艺术家鲁伟写的。写好剧本让西影赚了很多钱。尤其是《疯狂的代价》，卖出了300多本，瞬间名声大噪。不久之后，张艺谋凭借影片《红高粱》获得了奖项。正在美国留学的陈凯歌坐不住了，赶紧回来拍《边走边唱》。在筹备电影的过程中，陈凯歌看到了卢伟关于周晓文的文章，非常喜欢，两人也因此认识了。

由此产生了《霸王别姬》的合作。

京剧迷鲁伟收到小说后非常高兴，并向陈凯歌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要干涉讲故事，让我负责。当时陈导还很谦虚，所以鲁伟就独立担负起编剧的角色。《霸王》中奖后，老谋子再也坐不住了，让卢伟编了《活着》。两部电影的改编细节采用了不同的手法。卢伟后来多次提到，作为编剧，他对故事有很大的发言权，故事中没有资本的干扰。他和导演也互相启发。

“《霸王别姬》已到影院。”

但1992年后，随着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兴起，“同志关系”迅速发生变化。

在策划体制下，大家都以创作精品为目标。市场介入后，获得国际奖项的陈凯歌、张艺谋，以及通过北京卫视打响名气的冯小刚、赵宝刚。这些获奖、出品的导演，地位一下子水涨船高。投资者正在向他们砸钱。于是，编剧的工作逐渐成为导演的附属工作。

《霸王》拍摄结束后，路威告诉陈凯歌，他会找机会回顾一下。十几年过去了，陈凯歌没有去找过吕伟。后来拍摄《风月》时，在“导演中心制”的加持下，陈导的声音扩大到无穷大，根本听不到任何意见。连旭枫都压制不住，剧本越写越扑朔迷离。

鲁伟也知道，如果以后再次合作，作为编剧，他将不再与张艺谋等人平起平坐：

“那时候我们还是一群有志气的人，注重电影艺术的品质，平等合作，携手共进。现在这种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我们的身份和面貌都变了。”

就这样，编剧的地位一夜之间从“艺术同志”变成了“导演助理”。也正是在市场崛起的过程中，1995年左右，专业编剧队伍变得越来越大。趁着影视行业的繁荣和资本的涌入，编剧的收入从每集1000元增加到10000元。 2000年的时候，据说连枪手都能拿三五千。

许多会写作的人开始从事编剧工作。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石康做了一年程序员，随后开始撰写自由文章，靠写小品和MTV剧本谋生。 1993年，他接到了第一个电视剧剧本，每集1200元。看了几本书《电影文学》后，我开始工作。后来他写了17集，稿费涨到每集2000，三天一集，比什么都赚的多。到了1999年，石康一集的片酬就涨到了2.5万。 2000年，他给冯小刚写了《大腕》，拿了5万作为预付款。

《大腕》神预言》

同样致力于编剧的还有刘震云。 1992年，《农民日报》的一位同事找到他，说家族生意开始了，他想把《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刘震云去德国开会时，躲在酒店里写完剧本。本来想和第六代演员张远一起拍这部电影，但当时张远已经上了黑名单。剧本几经辗转，最终落入王朔和冯小刚手中。

刘老师记不清一部电视剧10集的版权费是6万还是12万。他只记得同事戴着墨镜，穿着风衣，还给了他一袋钱。

最大面值仅10元。

毕竟，人是有组织的。

而一大批中文系、新闻系、能写几个字的大学生，都选择了这条路。

不管你是否出名，你都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就有了“潜规则”。

03.

随着市场的繁荣，混乱也随之而来。

首先，有所谓的“枪手”。虽然编剧是导演和资本的附庸，但无论如何，他也是在名利圈子里的。在当时的策划体制下，导演毕业生首先会担任布景经理、导演助理，然后是联合导演。在那里工作大约十年后，他们可以根据资历晋升为独立导演。市场体系下，形成了一套新的“资历排行”。

新人必须从底层开始。

想赚钱、出名吗？

你好，出去左转去拿枪手执照。

石康曾经是一名枪手。当时，不少影视公司都在北影宾馆“寻找创意”。石康把故事一层一层地讲了，就指望卖掉了。当时为了赚快钱，他们会先拿到30%的剧本预付款。剧本写完后，他们就会出去和投资人一起绕团队。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剧本就无效，剩下的钱也拿不到。如果你不签名也没关系。

因为剧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写了《北京杂种》的蓝小龙也曾是一名枪手。蓝小龙早年是个混混，后来翻身考上了编剧班。为了学费，我当了一名“匿名编剧”。对于那些日子，蓝小龙的反思是，可以用它来赚钱来救急，但不要一直这样做。那样的工作非常耗费精力，也淹没了编剧的尊严。在各大电视台上映后，全年全国电视剧和射击需求爆发。直到去部队之前，蓝小龙还在当炮手，贴补家用。

对于新人来说，《枪手》是一条出路。很多资深编剧、著名编剧接手后，都懒得自己写了。他们首先想出故事、概念、想法和框架，然后找到一群枪手来填补空白。所谓工作室，带徒弟，就是让新人帮忙救剧，赚钱。新人喜欢吹嘘“我是某某大编剧的枪手”，以此出去寻找机会。

娱乐行业最糟糕的工具。他所经历的潜规则不是最黑暗的，只是更黑暗的。

“《士兵突击》是蓝小龙人生的转折点”

但成为枪手就等于进入“血汗工厂”。

我们著名的烦人编剧于正先生早年曾在《士兵突击》导演李惠民的工作室当过“学徒”，揣摩剧情，填补剧本空白，兼职做编剧。私人助理。当时，于老师只敢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一间充满下水道恶臭的房子。冬天，他的脚趾冻烂了，每天都要自掏腰包打车去工作室。他参与了《新龙门客栈》的编剧工作，并获得了红包。

我打开一看，是500元。

于正吓得赶紧离开了李主任。

很多新射手做的工作没有尊严，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授权的权利。但为了积累资本，获得更高的头衔，我也只能忍了。据说现在枪手每集能赚三五千，懂故事结构和分镜就可以了。只要有活络，维持基本生活并不困难。

只要你参演的一部剧火了，你以后就有了议价能力，可以向别人吹嘘，然后获得更好的资源。于正从李慧敏的工作室出来，立即凭借李导演的名气勾搭上了另一位香港导演赖水清。虽然他没有为赖导写戏，但据说是合作者。

没有这些简历，谁会责怪你？

04.

枪手只是“潜规则”中的一个明显举动。

事实上，还有更黑暗的。

当年，《荆轲传奇》《渴望》是北视与“海马”文人群体合作拯救的。只是每个人的力量都很强大，写小说收集人的故事就是降维攻击。市场上涨后，很多剧继续走同样的故事讲述路径。只是大家都变得聪明了一点。

电视剧需求扩大后，质量就变得难以保证。蓝小龙写的是《编剧部的故事》，这意味着他在部队生活了很多年。王丽萍（《士兵突击》），中国相亲节目常年嘉宾。九美雨写了《媳妇的美好时代》，先体验了一年的生活。严歌苓写《少年派》。光是去日本调查的费用就高达数十万……

“写《小姨多鹤》，严歌苓专门去了日本。”

《小姨多鹤》《刘老根》《闯关东》《蜗居》这些剧都是取材于生活和研究，也依赖于编剧大量的阅读和个人经历。

这些好剧本不亚于文学作品。但投资人不可能等你作为编剧去研究、体验生活一两年才建项目赚钱。

等你把行业研究透了，摸清了人物之后，再写一两年，饭菜就凉了。该怎么办？

于是大家开了个会。

开会的时候，找到一个主编剧，然后找到一群不知名的编剧和拍摄者，讨论一个框架，然后回家保存自己的东西。最便捷的拯救方法之一就是找一些会写字的人，让他们回去看韩剧、好莱坞大片，学习剧情，提取剧情和笑点，换成中国模式，最后放到一起拍成电视剧。

最后，所有的钱都被套牢钱的投资者赚了。

从这里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长期以来电视上的烂剧那么多了。因为很多剧根本就不是严肃编剧写的，而是一些“实习生”的“行业练习”。只要在黄瓜外面刷一层黄色的果肉，就可以当香蕉卖了。

“黄轲靠的是《亮剑》翻身。”

真正想做编剧的人，还是会面临“不被签约”的羞辱、“不拿报酬”的欺凌。

2000年，一位导演想拍一部古装剧。它经历了几轮编剧，最后由两名应届毕业生参与。写完之后，导演就不给我钱了。学生们纷纷跑去讨债。导演直接找到了两个歹徒，把学生们堵在酒店里，拳打脚踢，钱也挥霍一空。

很多编剧不懂市场规则，就上来和投资人签约。按照边写边拿钱的原则，他们先拿一部分定金，但很多人都没有拿到尾款。他们要么被拖欠特许权使用费，要么受到投资者的威胁。或者如果你不给我第二部分，我不会给你这一部分一分钱。

有的人不懂套路，看不懂合同，无意间签下霸道条款，辛辛苦苦写剧本，结果连个签名都没有，就被送走了几万块钱。

也有新人出来，被某位大佬注意到。老板说，你很有才华，写一部戏，我投资你。写完之后告诉我这个不好，然后回去修改。还没等你修改完，第二天你发现电视上有一部新剧，和你修改的一模一样。老板只是把你原来的剧本交给一群枪手，低价重写，然后拍卖。

撕？你找谁来敲诈无名之辈？老板每天每分钟几千万。有时间和你做爱吗？

如果你想做这个生意，首先你必须有一个好主意。

不然不知道哪里有人挖坑。

05.

被“隐藏”的不仅仅是新人。

成熟的编剧也有过霉运。

2009年，李亚玲写了《黎明之前》，陈思诚参与并认识。没过多久，陈思诚拿着酝酿多年的《大丫鬟》找到了李亚玲。剧本是枪手根据陈思诚提供的故事梗概写的。

为了帮助陈氏实现梦想，李亚玲甚至没有签署正式合同，就修改了对方给她带来的前十集剧本，并打磨了后续故事的轮廓。

正是通过这个脚本，《北爱》吸引了投资。不过，电视剧火了之后，陈思诚将剧集的卖点宣传为“编剧和导演”合二为一，只字不提李亚玲。不提就算了。随后，李亚玲向陈思诚要余款，但对方少付了8.5万。李亚玲多次发短信协商，但我们陈主任都告诉她不要太贪心。

李编剧对此感到非常难过。但并不像另一位编剧那么悲伤。据媒体报道，周莹所写的剧本售价为《北爱》。当时邀请者想让他为陈思诚和王宝强量身定制一部戏。周莹连合同都没签，就熬夜写，把故事大纲交给剧组。剧情中，失败者王宝强被冤枉，洗清罪名，并在唐人街闹得沸沸扬扬。其中包括“潜伏在警局”、“黑帮老大帮忙解围”等场景。剧本已交，项目也已完成。

直到《把妹达人》上映后，周莹才发现剧情有些眼熟。当然，当我去《唐探》做客时，我们陈导说《唐人》是为王宝强量身定做的。

由此可见，要么是周莹说谎了，要么就是陈导的记忆力确实不太好。当然，陈导的记性有好有坏。比如，当他做出《鲁豫有约》时，他可能不记得自己见过陈果夫的《唐探2》。

在这个人功一万，资本赚钱，胜者通吃的世界里，编剧的功劳算不了什么。

《电影中的建筑道观《双瞳》

同样不尊重的还有写《双瞳》的全永贤。原本，在剧本中，整部剧都是开放式结局，但播出时，周易惨死。观众们纷纷抱怨。无奈之下，权勇首先发微博表示，周易的死不值得改变。

《悬崖》拍摄前实际上签订了续集合同。原本剧中有很多为续集埋下伏笔的台词和线索，但播出时全部都变了。

权永贤不说，就写《悬崖》刘恒吧。写完《菊豆》的第二稿后，张艺谋不满意，请人改成自己喜欢的版本。上映时，编剧栏里确实有刘恒的签名。但作品未能呈现出他的理解和故事结构。这和里德当年的处境完全不同。

就拿《金陵十三钗》编剧舒平的话来说：

“编剧是辅助性的工作，在这个导演至上的环境下，你被选中，给你部分表演，你不服气吗？那你自己导演吧。”

这不像当年的“文化同志”那样合作、共同进步。当市场开始上涨时，投资者最初是想赚钱，大部分发言权都给了著名导演，形成了“以导演为中心的体系”。随着专业编剧队伍的扩大，狼多于肉。如果你不写，我们就找别人写。

娱乐行业最糟糕的工具。他所经历的潜规则不是最黑暗的，只是更黑暗的。

你有什么厉害的？你必须根据你的艺术追求来操作。剧组可以随时更换编剧，哪怕找到枪手。

导演无可替代，为什么不更换编剧呢？反正现在这个时代，写作的门槛这么低。

“《鬼子来了》结局并没有按照权永贤的意愿发展。”

2010年前后，游资越来越多，影视越来越火，资本量越来越大。另外，国内娱乐业发展了十年，导演的话语权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大，逐渐变成了“制片人为中心的体制”。谁提供钱就是老大哥。无论让你选择哪位女演员，你都应该选择。叫你表扬谁，你就必须表扬。后来炒IP的时候，资本需要快钱、高速变现，就用一块小肉来吸引眼球。有没有大导演都无所谓，更别说有编剧了。

至此，编剧就彻底变成了工具人。

慢慢地，编剧在电影海报上出现的顺序从前面变成了导演后面、演员后面、制片人后面，最后逐渐消失了……

我国很多大导演（你们都知道是谁）都模仿周星驰，在电影片名中写上“XXX作品”。电影结束后，在观众注意不到的地方，用小楷书写了一排“联合编剧”。

宣传剧本是我自己写的，还装得很牛逼。

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入行20年的王海林曾发现海报上没有自己的签名，于是询问电影制片人。制片人表示自己忘记了，并立即道歉。王老师人很好，我相信制片人不是故意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忘记演员或者导演，却忘记了我们编剧呢？”

06.

2008年，编剧们还召开了维权会议。

当时有几件事让中国编剧兴奋不已。

首先，在一次行业会议上，一些制片人将中国电影的失败归咎于编剧，称中国电影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中国编剧素质太差。

编剧圈子一听，就说，天哪，你们的管理太牛了，根本不需要授权。你把版权当狗屎对待吗？

“2008年已经过去13年了”

还有《悬崖》的编剧张树兴，只拿到了18000港币的稿费。这部电影在没有片尾字幕的情况下上映。制片人回应称，剧本不符合拍摄要求，在片尾透露自己的名字是不公平的。这当然是行业秘密之举。很多工作人员都这样做。

首先，找人写剧本。写到一半，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不行，不能用，或者不能拍。他们会给你一笔“硬性费用”，然后根据你的故事框架修改再修改，而且不签你的名字。给导演报名，给他奖金。

人们这样做了，并有这样的说法：

“确实，我没有按照你写的那样开枪！”

这还不是最残忍的。 2007年，《墨攻》的编剧王毅救了朋友，帮忙写了《母仪天下》，称是为北京水柔风公司写的。然而，在签订合同时却发现对方是山东省栖霞市文化局。她和另外两位编剧住在酒店，写了25集。播出时拍摄成35集。写完之后，我还没有收到那六万元的稿费。王怡试图追回她的工资，随后栖霞文化局局长宋新华给她打电话：

“吵架没有意义，你一个女孩子，有什么本事？咱们仔细商量一下。这是政府（行动），我没必要生你的气。如果是我个人，你这么说，你是找死吗？我他妈花了十万块钱找人给你做的，只有六万块钱我就不给你了。

幸运的是，王编剧录下了当时的声音。

“我建议王毅把这句话写成《牟氏庄园》。”

六万元是小事，但编剧的尊严却是大事。为此，王毅两次奋力抗争，最终获得了赔偿。但对于很多编剧来说，维权的辛苦并不是一次吃力不讨好的经历。有精力的话，不妨重写一部剧来赚钱。即使雇主给了钱，那也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酬。《牟氏庄园》原编剧叶石胜维权官司胜诉，制片方赔偿他500《股票理财指南》。

当年的一次维权会议上，编剧们大怒，希望有关部门出台一些保障政策。但最终并没有什么用。大家不可能预料到影视行业的生态会像美国编剧罢工一样受到影响。毕竟很多影视产品根本不需要剧情，演员就够了。

这次维权大会两年后，2010年百花奖连编剧奖都被取消了。

随后，编剧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

“这是集体忘恩负义，是行业自焚，是对百花奖历史的背叛！”

“这是中国编剧的一条出路。”

这句话一出，编剧们又疯了。

《三国演义》的编剧陈童当天对徐说：

“我不会再和你合作了。”

但如果你不合作，就会有人合作。

你觉得很丢脸，居然还有人用竿子赚钱。

2012年，有人找到王海林改编一部IP剧。王海林觉得小说很普通。关键是这个故事有历史原型。不用照小说，可以重写。制片人说道：“王老师，你喜欢就写吧，反正我们花了钱，你就不用用这本小说了。”

王海林不明白。制片人说道：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IP，有了这个IP，就有话题，就有粉丝愿意为故事买单。”

“编剧已经过时，IP才是新宠”

你看，中国的编剧不仅完全失去了表达权，现在连故事的创作权都要被没收了。

有了IP，新纪元资本不在乎你写什么，只要根据网络文本进行改编即可。曾经有一个新人接手了一部超过600万字的IP网络小说。原著小说很棒。前五十万字就出现了一堆人物，同样的剧情公式写了一次。每写完50万字，就将相同的情节、相似的人物写一遍，相当于将同一篇50万字的小说写了12遍。枪手一头雾水，读不完，就根据故事梗概胡乱编了一些故事。

只要主角的名字还在。

因为粉丝来这里主要是为了这个。

“现在85%的剧本都是IP剧改编的。”

不过没关系，他们可以谈论脱口秀。

07.

娱乐行业最糟糕的工具。他所经历的潜规则不是最黑暗的，只是更黑暗的。

随着编剧地位逐年下降，影视行业却为我国喜剧行业输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人才。其中，宋方进老师、王海林老师是特别杰出的代表。

宋方金从职业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工作。他确实没有多少钱，所以他成了一名诗人。作品发表于《离婚律师》、《少年文艺》等报刊杂志。他与韩寒、饶雪漫同时出道，但并没有同时成名。后来我跑到北京，就读于中国戏剧成人教育学院。进入编剧行业后，刘震云的《文学少年》被改编成电视剧。

宋老师当年因与宋丹丹的对手戏而名声大噪。据说宋丹丹根本不尊重编剧的创作，总是就地改剧本，一炮而红。随后，宋方进到横店调研，写了一篇文章《手机》，透露行业只会寻找年轻鲜肉的替代品。所有人都在空中行动。年轻人不背台词，现场看提词器……

刘震云说，以前宋方进话不多，但近年来他话越来越多。他显然对行业的混乱感到恼火。

上次见到宋方进老师是在《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带回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的淘汰赛中。他以极低的分数被对手击败。弹头还调侃你这几年没写过剧本：

“怎么了？你和我们一样吗？转入地下？”

宋方进也为《吐槽大会》贡献了精彩的表演，这也暗指了编剧行业的乱象：

《脱口秀新星宋方进老师》

王海林老师比他更早进入这个行业。 1997年，他从中国国家话剧院毕业，即将开始从事职业编剧工作。他本来是回老家在文化部门找工作的，突然一个学表演的同学约他去北京，说有一部话剧让他参演，话剧叫《吐槽大会》，其中8集需重写，每集费用2500元。

王老师匆匆走了。那时我的写作很顺利，王老师每周能挣一万多元。

后来地位逐年下降。

引用他自己的笑话：

“我刚入行的时候，投资人和编剧一般都是在洗脚房边挤脚边讨论剧本，或者在夜总会里。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煤老板当投资人的日子。我接触过我们有过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有煤老板、房地产开发商，现在还有互联网公司，但最好的是煤老板除了找女演员，他们没有其他要求，房地产开发商也不干涉我们的创作。嗯，他们不干涉创作，但最糟糕的是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大数据、各种流量、大IP等等。越来越离谱了。”

“王海林老师还真敢说”

几年后，一个朋友来找他，问他是否可以向他高中毕业没有工作的孩子学习编剧。

他们听说因吸毒被捕的房祖名和郭美美在狱中开始专心创作。

这次郭因卖减肥药被捕，估计又要写剧本了。

2016年的北京电影编剧论坛上，宋方金老师开始转型脱口秀。随后，舒欢、史航、英达三人被召集在一起，举办了一场“编剧脱口秀”。会场挤满了700人。每年王海林先生在编剧论坛上的演讲也是网络脱口秀行业的预留节目。

其中一个笑话是：

王老师说，我就是想记住谁是傻子。

“如果以后还能见到你，我会很高兴。”

08.

聊天很有趣，是的。

但它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用处。

编剧的创作地位，放在整个资本版图和娱乐圈，只是金字塔的中下层。尤其是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容易骗钱，编剧讲故事的能力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反正你弄点鲜肉，弄点IP，炒点流量，然后利用网络传播一下，还是能赚钱的。

“年轻人应该去参加脱口秀节目。”

而那些有志于写经典故事的年轻人只要进入这个行业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这个行业的陷阱。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射手，你最终可能会加入血汗工厂谋生，并成为著名导演的工具。你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构思和核心创意。如果没有，你可能会被雇主欺骗并雇用编写剧本进行转售。如果你被拉进剧组，看不清合同条款，盲目签字，你可能只能拿到第一笔预付款，剩下的一分钱都赚不到；如果你有一点本事，有钱，也许没有署名，你就能写出一部爆款，给无耻导演做嫁衣。如果你没有签名，你就无法增加你的净资产；如果永远出人头地，就只能放弃理想，拯救烂剧。

然后我去豆瓣看到评论区有人问：

“这个愚蠢的阴谋是哪个白痴编出来的？”

此时，你终于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但流泪也无济于事。第二天见到导演、制片人，一定要微笑着打招呼，夸奖他们的脚不好。

这和中国其他行业、圈子的年轻人看到领导、老板、资助者时的心情是一样的。

虽然我心里说：“我操你，叔叔。”

但脸上那向现实屈服的表情，依然是香川照之在《朱四郎传奇》中的经典台词：

“整篇文章完毕，下次再见”

[1] 《鬼子来了》，沿河

[2] 《一个编剧的诞生》，南周

[3]《中国编剧没空罢工》，南方人物周刊

[4]《2008，中国编剧“依法维权”》，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