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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中国社会最有地位的人其实是读书人，读书人不是指偶尔读了两本书的人，而是指受过教育的人，学过私塾就算读过书。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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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山东人知道的东西，为什么山西人会知道？广东人知道的东西，广西人为什么知道？如果要靠嘴巴说，文明就比较落后。如果能够把两个省之间的信息做成一套符号体系，形成一小本书，那个省的人能读明白，就不需要派那么多人。所以文字符号的传播代表了国家文明的水平。中国最早秦始皇统一了非常重要的文字，后来有了造纸术、印刷术，使得中国能够较大规模地传播文化，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生产力标志。唐朝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其实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的总体水平也很高。阿拉伯当时尝试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学习了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把中国的工匠弄到中亚地区造纸印刷，帮助阿拉伯数字、哲学、物理、天文、逻辑知识的传播。可见变成书非常重要，能不能变成书、能不能用书作为载体去传播、传播的时候能不能看懂，变成了文明能够有规模、能够强盛、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印刷量的变化来看，文艺复兴改变了欧洲过去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的信徒是不准读圣经的，信徒也不识字，只有神父识字，而且关键在于圣经和圣事只用拉丁文。文艺复兴其实有两个很标志的东西，第一个是世俗化知识普及，第二是印书。很多很有名的文艺复兴的作家尽量把自己写的作品印成书，无论是哲学、文学、音乐的作品在沙龙里面先给大家演奏、表演、阅读，沙龙大部分都是贵族家庭办的，尤其是贵妇人，如果有人认可你、欣赏你，给你赞助，就能出书。那个时候出一本书印刷几十本或者一百本，很少有印一千本的，不像现在三千起印。但那个时候恰恰是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本留在了印刷和传播各种各样的观念。站在媒介的角度来说，多元观念与印刷品的传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们需要阅读，若不得阅读，人们会受限于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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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经比绝大部分的动物已经强很多了。其实人和猪是很靠近的，站在基因系列排列的角度来说，猪和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别。但为什么人不能跟猪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猪大概有22亿颗脑细胞，人大约有857亿颗脑细胞，关于人的脑细胞数量大概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就取857亿这个数字。所有的动物有个重要的特点，它无法解码抽象的语言符号，它也不能传播，因为脑细胞不够。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是一种超越周期的特殊的竞赛模式，有一些人说：“现在你不用那么认真学习了，到有一天你上学了，你就会需要认真学。工作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学习，等一天你工作的时候你把它干了。”这是一种很滞后的说法。实际上一生所经历的知识，超过95%都不是新知识，而是标准化的旧知识，旧知识是我们大部分人学习阅读的主要形态，这种学习是挺有必要的，但只有这样的知识也是可怕的，因为这些知识也会锁住我们的脑功能的开发。大部分中国的产业工人都是初中毕业和初中未毕业，他们培训的时候，那些培训资料都能看懂。看懂和看不懂，决定了学习的输入的不一样，学习效率的不一样，和受到启发的程度不一样。绝大部分的旧知识的学习使得我们符合知识化时代的地板水平。中国的产业工人也受制于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知识化时代，学历和地板知识已经成为企业招聘基本的要求。地板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它在单位时间内，当拥有这个基础知识的时候，比其他人理解能力会较强，反应效率会较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会较强。但是今天讲的阅读如果仅仅是地板的话，不能吻合新的百年使命的要求。人的857亿颗脑细胞，到死的时候，基本上只用掉5000万，不到0.6%。这说明我们今天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模式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脑子用的不够。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格式化标准答案模式的规定，知识变成了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甚至业余教育部分的核心任务，甚至公共阅读的一个方式。这样地板知识就可能成了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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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经常说：“袁老师给我推荐一本好书”。我推荐的好书是我的标准，跟你说的好书不是一回事。人的脑细胞怎样才能多死一点呢？就是要追求天花板知识。天花板知识最大的特点是，它不一定是好书，但是这些知识，能把不同的能力转移过来、激发出来、启发出来。

我曾去去安阳看袁林，袁林是保持的比较好的近代人物的陵墓，因为毛主席以前去考察的时候，说袁世凯是个反动派，陵墓留着用来做反面教材。毛主席觉得这个东西要好好学一下，因为它是反面教材。昨天我去骑马，教练跟我说三圈顺时针骑，再逆时针骑，再打八字骑，因为马老往方向地方骑就僵化了，它觉得很无聊，就不想听你的话，就不好骑了。为什么反面教材那么重要？因为它会从相反的角度刺激你和激发你。就像你看完八一军事博物馆，然后你去台湾地区看那里的军事博物馆，时空穿越、表述迥异，这种就会激发。

很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要坐火车，火车站民工看的法制故事书，我觉得挺棒。民工都在看这个，你怎么理解民工？站在知识信息学的角度来说，imput什么，它就output什么，你怎么理解民工呢？看民工看的书，那些书质量不一定多好，但也是了解他们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种叫前沿内容，前沿内容就是说大家还没有touch过到这个东西。像约翰奈斯比特写的未来学著作，在80年代初的时候预测世界将会互联网化，人们不需要在办公室工作，远程就能开会，远程就能工作，买东西的时候不需要到商店去，在网上就能买东西。约翰奈斯比特如果用20年的角度来说，他的预测实现了97%，阿尔文·托夫勒实现92%。说明未来是可以说明的。怎么能说明呢？约翰奈斯别的有一本书叫《定见》，他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会知道未来的事？不是因为我比其他人厉害，事实是在每一个微观的领域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专家都很厉害，在微观领域，人们的把握度和预示性远远高于宏观领域。所以约翰奈斯比特说当你阅读了解、访谈和深究300个以上微观领域的专家，他们给你预测的15年以后的世界，把所有300个专家作为一个横截面，把横截面描述出来就可以看到未来社会的样子，这就是未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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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解决很多技术，从科学理念、知识理念的角度来说，超越原来的标准答案，靠考试考得好的同学没有太大用，考试考得再好都是地板，无非地板是木地板还是大理石地板，真正的天花板是需要突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很重要，读很多书和读很多不同的书更重要。另外一个方面，读书跟读一篇文章、跟网上搜一个信息的区别，在于一本书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等等，所以任何一本书都是一个系统和体系。今天我们面对的绝大部分的问题，它的解决和绝大部分现象、深入的洞察若缺少系统性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国家专利申报全世界第一已经连续8年、9年了，但二十年以前，我们国家的专利转化率大约在20%左右，今天我们的专利转化率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水平。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大学教学也许是做了一个科研，在某个点上做，但是其实那个科研成果要用起来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上一共应该有70个关键技术，没有系统性整合能力，即使有点点状突破也意义不大。

科恩在《科学哲学》中强调人们去证实和证伪模糊的现象，需要三角测定或者多角测定。莱布尼茨已经意识到我们把学科分开的方法能够出大学者，但是实际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会进步的会太慢，而且会产生一些偏颇的科学成果。他认为这个科学最好的进步是把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整合成一种学科，说明一个事物能够用不同的学科的角度说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多读书不仅有助于刺激我们，让我们受启发，还有助于纠偏我们只看一个角度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可能性都是被不起眼的小人物发现的。后来这个人因为发现才成了伟大的人物。那这些人都有很重要的特点，爱动脑筋，光爱动脑筋不够，要有很多的知识去刺激和帮助他。

这个时代阅读的方式是什么？书房是指物理设计，里面弄个房子。我相信今天像我们的普通图书馆，可能过去有声读物很多都正在走向融媒体基础上的阅读模式，知识传播的方式正在改变。前面说的孔夫子搬家都是书，但可能他所有的书加起来也就是万把字，在今天连一本小册子都不算。新文化运动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白话文。白话文比较唠叨，本来就是讲故事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推广白话文，对于那个时候的知识界来说，他们就认为中国完了，中国文化完了。这帮人将来弄一个普通老百姓平时买菜说话的文字，普通生活里家常聊天的想法，又把它搞成书，这不就是国将不国了吗？白话文的本质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会话变成了语言的主流，打破了文化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