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十大告密者（二）侦探破案

洋“飞贼”失风上海滩德国商人住宅遭窃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江南冬天的雨一般不大，但雨点儿细小而密集，加上五六级西北风，天地间就像蒙上了一道薄薄的水帘，把一切景

德国商人住宅遭窃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江南的冬天雨一般不大，但雨滴又小又密，再加上五六级的西北风，就像一层薄薄的水幕覆盖在天地之间，让一切变得模糊起来。

晚上11点左右，一辆黑色老式“雪佛兰”轿车冲破雨幕，停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天爱路中段一栋红瓦粉墙平房前。车上坐着一对四十多岁的金发碧眼的西方男女，——德国商人斯蒂芬·海姆和他的妻子德拉。

斯蒂芬·海姆原本是一名海军军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定居上海，从事西药经纪人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史蒂芬·海姆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向新四军和解放区供应西药。因此，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仍然为史蒂芬·海姆提供了商机。军管会卫生处负责人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能尝试从国外进口紧缺的西药，解决上海一些大医院西药缺乏的问题。急需。斯蒂芬·海姆很乐意这样做。今晚他正在和一位来自香港的英国西药商人讨论此事。

车停稳后，黛拉打开车门，冒着雨下了车，拿出钥匙打开了车门。当她将钥匙插入钥匙孔的那一刻，她无意中发现平房的窗户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芒，转瞬即逝！

黛拉愣了一下。她打开院门，却不敢进去，退到车上，压低声音对丈夫说：“天哪！我们家有贼了！”

史蒂芬·海姆蹑手蹑脚地走向庭院，当他经过半开的庭院门时，他拔下了钥匙。他走到平房门口，将钥匙插入锁眼。正当他准备转动钥匙的时候，门突然自动打开，一道耀眼的手电筒光芒从屋内直射到他的脸上，把他震得浑身发抖。他不得不闭上眼睛。

几乎与此同时，一道黑影从房子里冲了出来，史蒂芬·海姆被撞得踉踉跄跄。他用德语大喊“小偷”，同时用戴着手套的右手抓住了对手。这一抓，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却被他立刻挣脱了。

小偷逃跑了。史蒂芬·海姆差点绊倒。当他挣扎着站起来时，他大喊：“黛拉，阻止他！”

黛拉生性胆怯，绝对没有勇气。当她看到小偷朝自己跑来时，她立即下意识地钻进车里，并关上了车门。

小偷径直跑到栅栏门前，不料，一阵强劲的西北风吹了进来，“砰”的一声，栅栏门被炸关了！这时，斯蒂芬·海姆已经大喊一声跑了过来。小偷来不及开门，也来不及多想，下意识地右转，转向一边。

斯蒂芬·海姆出生于海军陆战队。虽然离开部队多年，但素质还在，身体也强健。见小偷来不及出去，只在院子里逃走，他不禁大喜。他暗想，以他海军陆战队的出身，抓捕这位先生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想到，小偷跑得这么快，脚步又轻又快，步幅又大，史蒂芬·海姆根本追不上他。

转眼间，小偷已经绕着平房跑了一圈，来到了平房的左角。他正要打开门逃走。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德制左轮手枪（这是一把未注册的私人枪支，案发后被公安机关没收），双手握住，从车窗外伸出，瞄准它穿过木栅栏。小偷用上海话尖声喊道：

“别动！”

小偷看了一眼，转身就朝木栅栏走去。

德拉不敢开枪，因为对方不是杀人犯，不值得开枪。她拿出枪，就是为了吓唬对方。小偷跑到木栅栏前，跳了起来，跳得有一个人那么高。他踮起脚尖，一只脚踩在木栅栏顶上，脚下踩着泥水，连踉踉跄跄地跳了下去。一路向南逃亡。

跟着他来到木栅栏前的史蒂芬·海姆被小偷的举动惊呆了，自言自语道：“跳高？”话还没说完，转身就往门口追去。他一定要抓住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偷。坏人。

路灯下，史蒂芬·海姆看到小偷已经逃到了20米外。他身材高大，穿着军用防水卡其色夹克。他看起来很坚强。与衣服相连的防风罩已经戴在了他的头上。史蒂芬·海姆追了上去。寂静的夜里，只听见两双脚踩在泥水中的“咔哒”声。两人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正当他们着急的时候，后面响起了喇叭声，德拉夫人把车开过来停在他面前：“史蒂芬，上车去追！”

“是的！”史蒂芬·海姆赶紧钻进车里，踩下油门，那辆老旧的“雪佛兰”像一匹被鞭打的猛马一样浑身颤抖，向前疾驰。

小偷跑得再快，与汽车相比也没有用。眨眼间，他和斯蒂芬·海姆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六米。突然，小偷急转弯，进入了路左侧的一条小巷。

“噢！哎呀！”德拉叫道。

“不着急！”斯蒂芬·海姆微微一笑，“停车。”

史蒂芬·海姆之所以不着急，是因为他知道这条小巷是一条断头小巷，没有分支路，也没有出口。尽头是一堵一人高的厚砖墙。小偷逃进去后只得出去。

德拉停好车后，史蒂芬·海姆平静地朝巷子深处望去。到了巷子的拐角处，他多了一个念头，像刚才在家里那样，摆出了战斗的姿势，防止盗贼袭击他。然而，角落后面却没有任何回应。他转过街角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短短的巷子里空无一人，一个人也没有。小偷在哪里？

史蒂芬·海姆快步走到尽头的墙边，仔细观察。他看到一米半高的墙上有一个湿漉漉的泥脚印，显然是刚才留下的。他抬起头，顺着脚印，看到了那堵两米五六米高的墙壁。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连连摇头，自言自语道：“他不借助任何工具，竟然能爬上这么高的城墙，真是不可思议！”

史蒂芬·海姆不知道小偷是否已经完成了他家的预定工作，他担心他会趁这个机会杀人，所以他立即跑出巷子，钻进雪佛兰，转身就走。直接开车到了他家。夫妻俩进了房间，发现原本整齐的家具根本没有动过，不像平常有小偷光顾的家里，到处都是狼藉。

黛拉正暗自庆幸，史蒂芬·海姆看了眼嵌在墙上的小保险箱，感觉有些奇怪。他走过去一看，不禁脸色发白：“天啊，他把保险箱弄坏了。” ！”

黛拉走过去，扶住丈夫的肩膀：“亲爱的，别担心，我昨天把里面的黄金首饰和珠宝存入了外滩汇丰银行的金库里，小偷只是偷了现金。”

闻言，史蒂芬·海姆松了一口气：“上帝保佑！”

夫妻俩清点了一下，发现小偷总共偷走了1082万元人民币（这是旧货币，相当于1082新加坡元）和860美元。这笔钱在解放初期应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史蒂芬·海姆决定报案。

这一天是1949 年12 月21 日。

一根头发就定义为“洋贼”

当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公安分局（现虹口公安分局）值班室接到史蒂芬·海姆的电话时，外滩的海关钟声整整敲响了十二下。

在值班室听取汇报后，值班副主任张永胜果断下令：刑侦组立即派人前往斯蒂芬·海姆的住处进行现场调查。

当晚，刑侦大队的负责人是副大队长张伟标。接到张副局长的命令后，他立即命令部下五人赶赴现场。

张伟彪是浙江宁波人。 1937年，16岁的他从宁波来到上海。他被介绍到法租界工商部局管辖的巡捕房当特工。他在当时在上海颇有名气的警察局刑事科工作。黄献忠，华斋副总探长，人称“黄格力”。 “黄格利”七代以来一直从事快速行动的警察工作。据说他有一套侦查案件的祖传秘技，破案率极高。连著名的英国侦探长、英国小伙兰普森都提到过他。竖起大拇指。张伟标与“黄格利”合作三年多，破获刑事案件数十起，学到了很多侦查技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租界被日军占领，“黄格利”随法国探长前往巴黎。张伟标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就离开了渔家，去十六铺卖鱼。

次年，张伟标结识了新四军交通干事卢庆生。经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必要时，党组织指示张伟标恢复刑侦工作，利用工作收集敌伪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张伟标随后利用之前在逮捕室的人脉，成功进入日寇控制的伪警察局，一边为党工作一边侦查刑事案件。抗战胜利后，张伟标闯入国民党警察系统，在上海警察局提篮桥分局担任刑警组组长。他的隐藏身份是中共提篮桥支部地下支部党员。

上海解放后，张伟标作为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的领导，被公安局军管委任命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张伟标带领刑警对斯蒂芬·海姆的公寓进行调查后，发现小偷使用万能钥匙打开门，然后进入平房。保险箱也是用万能钥匙打开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似乎知道保险箱的密码，而且不用任何工具去拨弄或撬开密码锁，他就轻松地打开了箱子。箱子里存放的与史蒂芬·海姆业务有关的合同和备忘录等文件并没有被盗，甚至没有被打开过。由此看来，小偷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偷钱。

平房的门和保险箱都被窃贼碰过的地方都擦干净了。甚至当他们最后打开门逃走时，还用抹布在门把手上拉开，抹布被扔在门边的地上。室内的地板也被拖干净了，小偷不仅擦掉了自己的脚印，还用窗帘将沾满泥浆的胶底鞋擦干净。

张伟标根据上述情节做出初步判断：小偷很可能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小偷。他不仅有开保险柜的技巧和反侦查的意识，而且还具备从容不迫地作案的心理素质。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张伟标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调查进行到一半，张伟标独自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听斯蒂芬·海姆夫妇详细介绍相关情况。然后，他走到“雪佛兰”车前，打开车门，朝里面看去。他发现方向盘上有一双浅绿色的丝绒手套，随口问道：“这是谁的手套？”

斯蒂芬·海姆说：“这是我的。”

张伟标又问：“刚才和小偷接触的时候，你戴了这副手套吗？”

“是的，我穿过的。”

张伟标记得史蒂芬·海姆在供述中曾说过，他抓住了小偷的手腕，于是他拿起手套，让史蒂芬·海姆打开车头灯，在车前蹲下，利用灯光用高光照射。 – 功率放大镜。观察。在放大镜下，我可以看到一只手套的食指边缘接缝处嵌有一根毛发。张伟标看到它，就像捡到了宝一样。他立即叫来刑警拿来镊子，小心翼翼地把头发拔下来，用白纸包起来收起来。

现场调查结束时，已经是12月22日凌晨3点了，大家嚼了一包饼干，立即召开案件分析会。

最后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从头发上看，小偷是一位欧洲血统的外国人，或者说是混血儿，攀爬能力极强，很可能接受过特殊训练。从他手握万能钥匙、能轻松打开密码锁、还有反侦查经验来看，他是个老手了。

对于后一点，一名刑警指出：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上海从未发生过与本案情节相同或相似的盗窃案件。这似乎与习惯性盗窃不符。

经过进一步研究，大家认为，这名犯罪分子的出现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是“外籍犯罪分子”。他以前可能在其他省市或国外犯过类似的案件，现在他把目标转向了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第二，上海有外国人居住。他们是惯偷，在自己的国家作案无数，但来到上海后却从未再犯过案。这一次，他们穷困潦倒，渴望再次犯罪。

不管是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他能把目标锁定在偏僻的甜爱路上的一个外商住宅，就说明他对上海并不陌生。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初来上海的外国人，能够凭空到天爱路这样一个完整的角落去犯罪。既然他有这么优越的作案条件，那他绝对可以去淮海路、南京路这样的繁华地段，那里有很多富贵人家。因此，犯罪分子无疑是一个在上海呆了很长时间、熟悉天爱路地区方方面面的人物。

据此，刑警一致认为，上述分析的第二种场景——中，犯罪分子多为居住在上海的外籍人士。

张伟标随即做出决定：第一步，对居住在该地区的欧洲外国人进行调查！

在上海市区内的各区中，虹口区是定居外国人数量最多的区，而且外国人的国籍也最复杂，因为这里是英租界、公共租界，是该区的第一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到解放初期，虽然已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离开上海回国，但外国人数量仍居全市各区之首。张伟标到户籍部门查询得知，当时该地区有外国人8052人。这些外国人中欧洲人占一半以上，约5200人，来自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等十几个国家。

张永胜副局长听取了刑侦组的侦查计划报告后，予以批准，并责令张伟标等六人暂时退出队伍，成立以张伟标为组长的“12·21”盗窃侦查组，专门负责侦查工作。调查那个极其强大的人。具有攀爬能力的“洋飞贼”。

与轻功的“飞贼”

当张卫彪带领的调查组全力侦查“12·21”盗窃案时，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徐家汇天主教堂张灯结彩，装饰一新，营造出热烈的节日气氛。来自上海各区和郊区的数千名天主教徒聚集在教堂庆祝圣诞节。徐家汇多所私立中学和教会学校组织合唱团，在教堂大厅举行圣诗演唱比赛。教会对这项寓教于乐的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特意指派了中年英籍华裔神父李约瑟负责此事。

歌唱比赛原定晚上10点开始。 9时15分左右，李约瑟突然感到胃部疼痛，便到教堂大厅后面的居民楼卧室去取药。突然，他听到隔壁传来轻微的“咕噜”声。李约瑟暗暗惊讶：什么声音？难道是住宅楼里有老鼠？

李约瑟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听，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小偷！小偷正在处理隔壁张老爷子房间的保险箱！

张爸爸是一个中国人，名叫张家祥。他负责教会的捐款。外界给教会的捐款，教会给社会的慈善事业，只要是现金，都必须经过他的手。因此，他在自己的卧室里放置了一个英国产的金玫瑰保险箱。现在的声音无疑是小偷打开装有巨款的铁箱的声音！

李约瑟暗叹：天啊！圣诞节晚上教堂里怎么会有小偷？赶紧严惩这个恶棍吧！

他平静下来，轻轻打开门，悄悄下楼，直奔教堂厨房，对正在忙着准备圣诞大餐的厨师和服务员喊道：“快！到后面楼上抓小偷！”

厨师们、杂工们一听，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拿起铁钻、菜刀、煤铲、木棍等，跑了出去。李约瑟拦住他们，叮嘱他们：“你们上楼后，把张爸爸的门堵住，如果小偷不出来，就不要打扰他，我马上报警。”

五六分钟后，徐汇分局派来的七名刑警开车过来。可就在侦探从警车上跳下来的时候，小偷已经从张爸爸的房间里逃走了！

原来，小偷进入张父的房间后，立即使用万能钥匙打开了保险箱。没想到“金玫瑰”是世界知名品牌，而且密码锁还有双重保险功能。我摆弄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打开。李约瑟来到卧室下楼，而小偷却全然不知。后来，当厨师和杂工上楼时，他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直到过了一会儿，一个感冒的杂工突然打了一个喷嚏，他才被惊动。此时，保险箱还没有被打开。小偷遗憾地叹了口气，收起万能钥匙，消除痕迹后走到窗前，用手帕搭在门闩上打开窗户，拉下窗台上的丝绒窗帘。上去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教堂的住宅楼建得很高。三层窗户相当于普通五层楼的窗户。距离地面至少有14到5米，下面是坚硬的水泥地板。如果直接跳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远处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小偷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看到窗外有两根并不粗的电线。一端连接到三楼窗户外墙上突出的三角铁架上，另一端连接到12米外对面厨房屋顶上的三角铁架子上。门刚被警察打开，他就伸出右脚，踩在一英尺外的铁丝上，然后左脚离开了窗户。

大家都以为他要跳楼自杀，谁知却被立即发生的一幕惊呆了：小偷用脚踩着两根电线，交替踮起脚尖快速滑落，眨眼间就在对面厨房的屋顶上。线没有断，只是轻微晃动！

有人惊呼：“他能飞过城墙！”

对面的屋顶上，小偷转身骄傲地抬头，举起手向众人招手。一阵风把他头上的黑色宽边软兜帽吹了下来，像圆盘一样在屋顶上滚动，然后掉到了地上。透过路灯，众人看到对方有一头浓密的金色头发，脸也暴露在外。他居然是一个鹰钩鼻的欧洲人！

一个勤杂工喊道：“是洋鬼子！”

刑警立即勘察现场，发现窃贼趁着圣诞教堂庆祝活动潜入，他先用万能钥匙打开张神父的房间门，企图行窃，但被人发现，未及就逃走。可以成功。现场没有脚印和指纹，唯一残留的就是旧引擎盖。另外，估计他是欧洲人，能在电线上行走，是个拥有特殊光技的“飞贼”。

上海解放之初，公安局的刑侦手段还很落后，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 “12·21”盗窃案发生后，提篮桥分局因被盗物品为外籍人士，向上海局报案，但未向其他分局报案。因此，徐汇分局并不知道提篮桥分局刑侦大队正在追捕“境外告密者”。

市局刑侦科领导接到徐汇分局报案后，立即想到了提篮桥分局报案的盗窃案，于是召集刑侦科5名科长、副科长开会。分部讨论案件。鉴于“洋告密”已成为跨区犯罪，仅靠一两个分局的刑侦力量难以侦破，决定对“12·21”盗窃案立案侦查。天爱路与“教堂夜间抢劫案”连在一起，市局牵头成立了专案组，成员分别来自市局提篮桥分局、徐汇分局和刑侦科。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马瑞三担任组长，提篮桥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张伟标担任副组长。

专案组调查工作一启动，取得意外收获——

张伟标一看到徐汇分局刑警派出的“洋告密”在现场留下的黑色宽边兜帽，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手里拿着兜帽，突然想起那是英租界巡逻队“包探”经常戴的工作帽。迎经坊以其威力强大的“包探”闻名全上海，“包探”的意思是特务，又称“便衣巡警”。英国警察局政治部、刑事部各有几十个“询问处”，每人发给七八套衣服，有西装皮鞋、风衣、夹克、穷人的衣服、乞丐的破布等。它们可以根据任务需要用于化妆。眼前的黑色头罩是伪装成中产阶级的“包大文”所用。张伟标当时是法国警察局的一名侦探。在侦查案件时，他经常前往英国警察局了解情况、交换信息。他对英国警察局非常熟悉，知道他们的构成细节。所以，他终于想起了这兜帽的来历。

张伟标此言一出，马瑞三等专案组成员大喜，争先恐后地传话。

张伟标补充道：“按照当时打听的习俗，为了防止互相戴错帽子，他们都会在帽子上做记号。如果你找到帽子上的记号，就很容易知道是谁戴的。” ‘外国告密者’是谁？”帽子又回到了张伟标的手里。他把帽子翻过来，从里到外仔细检查。最后，他在帽檐内侧发现了三个小字：拉吉博。字是用钢笔写的，墨水很淡，但依然清晰可辨。上面写的是汉字，歪歪扭扭，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

马瑞三问道：“拉杰博是谁？你认识他吗？”

张伟标摇摇头：“我不认识他，这个名字像印度人的‘红头阿三’（旧上海市民对印度巡逻队喜欢在头上戴红头巾的蔑称）英国逮捕所）。”

徐汇分局一名刑警说：“不可能，那天我亲眼看到那家伙长得是欧洲人，不是印度人！”

马瑞三说：“你只要去新分行就知道Rajbo是谁了。”

张伟标立即前往静安寺新城公安分局（今静安分局）。经过调查，他得知拉吉博的全名是特里普卡·拉吉博。 1915 年6 月11 日出生于印度达尔邦加。他是一个英国人。与印度妇女结合所生的混血儿。拉吉博从小就练习印度瑜伽，其轻功在当地有口皆碑。 1935年7月，经同乡、上海英照楼巡逻队队长拉达介绍，拉杰博来到上海，加入英照楼担任侦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监狱被日本宪兵队接管，拉吉博一直担任刑部第五名侦探，直到日本投降。在上海当刑警的十年间，拉吉博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专案组根据张伟标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认定“外国告密者”就是拉吉博！

英国货轮“女王钻石号”被盗

当张伟标在新分局检查英方档案时，“洋告密”拉吉博正乘坐一辆红色出租车从外滩前往虹口区惠山码头。

今天，他穿着黑色西装和浅蓝色风衣。金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上面还涂了一层发蜡，腋下夹着一个牛皮公文包。这身着装和作风，就像是来码头洽谈托运货物的外企经理。

拉杰博贿赂一名水手，让他乘坐摩托艇前往停泊在黄浦江上的6000吨英国货轮“女王钻石”号，并向甲板上值班的水手解释说，他是来见大副惠灵顿先生的。值班水手告诉他，大副正在船上的餐厅喝咖啡，并指了指餐厅的方向，让他自己去那里。拉吉博走进餐厅，立刻认出，坐在圆桌旁、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和其他几名外国水手聊天的三十岁英国男子就是这艘船的大副。拉吉博悄悄上前，站在一名身材高大的水手身后，听着大副的话。

威灵顿是一个健谈的人。只要他喝点东西，不管是酒、咖啡还是茶，他的话匣子就会打开，滔滔不绝、吹牛。这次他吹嘘自己的相机，他说这是他的未婚妻尼琳达小姐送给他的。这是一台非凡的相机。尼琳达的父亲是英国坦克部队的一名将军。他从德国著名将军隆美尔那里得到了这台相机。隆美尔请希特勒在相机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作为纪念。为此，尼琳达的父亲还要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希特勒签名上方签上首相的名字，并请工匠用刀刻下这两位二战名人的签名，并镶嵌上珍贵的南非钻石。因此，他的相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威灵顿酋长说到这里，突然发现了拉吉博，用手指着问道：“喂！这是谁？”

拉杰博走上前，鞠了一躬：“您好！第一助教，我是英国侨民罗伯特·威廉。我在上海外滩附近经营一家酒吧。”

威灵顿站起来，鞠了一躬：“您好！我是威灵顿，请坐下喝咖啡。”

拉吉博在威灵顿对面坐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毫不客气地吃着水果和零食，一边和他聊天。威灵顿不确定对方在船上做什么。等了一会儿，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他问道：“来皇后钻石的目的是什么？”

拉杰博说道：“哦，对了，我有件事想麻烦一下第一助理老师。我有一个表弟，他在伦敦做电气工程师，他去年来了上海，一直在店里帮我。现在在上海在共产党手里，酒吧生意很困难，不需要那么多帮手，我想把他送回英国。他习惯了坐海船，所以我想和他们商量一下。大副，如果你允许我表达我的意见，如果我能把你的船带回英国，我将非常感激！”

威灵顿说：“据我所知，至少有70、80名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甚至中国人想乘坐女王钻石号离开上海。他们已经连续几天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为此，船长决定，除非得到老师的批准，否则不允许其他人登船，请原谅，‘钻石女王’是一艘货船，不是客船。”

拉杰博皱起眉头：“哦！可惜了！那么，大副老师，船长什么时候回船呢？”

“大约晚上。”

拉杰博点头：“那么，我明天回来，亲自向队长提出同样的要求。”说着，他向威灵顿行了个礼，“大副，请原谅打扰您，再见！”

拉吉博走后，威灵顿又开始吹牛了。直到午饭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小屋休息。一进船舱，他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当他看向床头时，他惊呆了：挂在衣帽架上的珍贵相机不见了！一时之间，威灵顿愣住了。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疯狂地吼道：“相机！我的相机！”

留在船上但没有上岸的船员听到大副舱内有奇怪的声音，纷纷冲进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威灵顿摆摆手，喝道：“大家到餐厅集合，我要搜查你们的每间小屋！我价值不可估量的相机被偷了！肯定是被你们这些混蛋偷走了！”运营商！说道：“大副，我想我们当中不会有盗贼，有没有外人登过船？”

有句话提醒了值班的水手：“今天早上来了一位穿着黑色西装、浅蓝色风衣的老师，他说是来找大副老师的……”

威灵顿恍然大悟：“哦！这家伙肯定偷了我的相机！”

建国以来十大告密者（二）侦探破案

接线员说道：“大副，刚才那个叫罗伯特·威廉的老师来看你的时候，我也在餐厅里。他说明天要来看船长，这难道是他和你闲聊的话题吗？” ？虽然是个小玩笑，但是却让你着急了一阵子，因为你刚刚拒绝了他的要求。”

威灵顿叹了口气，“好吧，——英国人以绅士风度着称，但幽默却属于法国人。不过，我希望这是一次意外。上帝保佑，让我等到明天罗伯特老师送来相机吧。”

下午4点，大副惠灵顿先生收到一封挂号加急信。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惠灵顿老师：

你好！

非常抱歉，未经您的允许，我拿走了您如此称赞的相机。在此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我仔细检查了你的相机，对希特勒和丘吉尔的签名以及上面镶嵌的钻石的真实性有些怀疑。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今天早上所说的关于餐厅里相机的事情是真的，那么你无疑会想拿相机，所以请你交出600美元并加上你所佩戴的钱。金块手表。当我收到货款后，我会归还原来的相机。如果您确实想找回丢失的物品，请在24 小时内回复Pilton & Co.地址：英达路54 号，c/o Mr. Robert William。如果它在一段时间后没有响应，您将再也见不到这款相机了！

你的同胞罗伯特·威廉那天看了威灵顿一眼，倒吸一口凉气，自言自语道：“天哪！这家伙真是个小偷！我该怎么办？”

与拉吉博的三场战斗

正当威灵顿看着拉杰博的信发呆时，“女王钻石”号的船长回来了。船长得知船上发生的事情后，立即派水手邀请威灵顿到船长室。读完拉杰博的勒索信后，他问大副他打算做什么。

威灵顿说：“他要600美元，这是一大笔钱，我出不起那么多钱，没什么，我只能向船上的同伴借。”问题是这个小人想要我的金表，这是不可能的。这块手表是我父亲留下的遗物，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我！”

队长说道：“既然如此，那就举报吧！”

“报案？向共产党警察报案？”威灵顿和当时很多英国人一样，看不起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因为他不了解中共，接受了国民党的宣传。

“女王钻石”号的船长是一位从未涉足政治的航海家。他抽着他的大烟斗，说道：“是！报案。共警也许可以帮你找回相机！”

威灵顿想了想，无奈地点点头：“好吧，立即报案！”

提篮桥分局领导听后，立即想到了“洋告密”拉吉博，于是立即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打电话。

马里

三正为失去侦查线索而烦恼，闻讯大喜，立刻通知副组长章维彪率人去汇山码头登轮调查。

章维彪当即带了三名刑警急赴汇山码头，上了“女皇钻石号”。威林顿对新中国的刑警有点看不起，报案实出无奈，当下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接待章维彪一行。殊不料章维彪开口便说流利的英语，偶尔还夹几句稔熟、标准的法语。威林顿不禁大为吃惊，立刻刮目相看。当下，他详尽地把“罗伯特·威廉”上船的情况及其外形叙述了一遍。章维彪心里已有结论，断定所谓“罗伯特·威廉”就是“洋飞贼”拉吉波无疑。

威林顿对这个能说英语、法语的中国刑警充满了信赖之感，叙述完后站起来鞠躬行礼，请求道：“希望阁下能把照相机找回来，我将不胜感激！”

章维彪说：“我想只要大副先生能予以协助，我们是有办法把犯罪分子抓获，将失物追回的。”

“阁下要我做什么事？请吩咐。”

章维彪要威林顿做的事情很简单：照“罗伯特·威廉”信中所说的，立即写一封内容为同意对方要求的信，交邮局以急件方式寄往对方所指定的地点。威林顿一听，自是点头，当下就写了一封信，交给章维彪。

章维彪回到市局，向马瑞三副处长汇报了情况。马瑞三同意他的诱捕方案，批示立刻把信送往通宵营业的四川路桥邮电局，同时选定了去皮尔顿洋行周围监控的人员。

然而，从次日上午9时，至整个下午都等过去了，拉吉波始终未出现。冬天的夜晚来得早，5点钟刚过，已是暮色初降，5点半天色已经完全变黑。马路上路灯齐亮，大放光明。

6点钟过去了，目标仍未露面。外滩指挥室里，马瑞三、章维彪急得坐立不安，绕室而转。马瑞三说：“走，我们去现场看看！”

马瑞三、章维彪穿着便衣，化装成行人模样往皮尔顿洋行走去。刚穿过四川路，一个便衣刑警急急迎面奔来，见两位领导在马路对面走，马上急穿过来：“马处长……”

马瑞三心一沉，意识到出事了，连忙发问：“什么事？”

“我们从现场往指挥室打电话，没打通：刘科长让我奔来报告，目标逃了！”

“什么？”马瑞三、章维彪浑身一颤，几乎同时吐出了这两个字。

原来，现场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意外。拉吉波不愧是捕探出身，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处处设防，以保安全。他没亲自出马去皮尔顿洋行取信，而是以一包洋烟的代价雇佣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路人，让他代为取信。那小青年大模大样走出洋行大门时，立刻落入了警方的视线，十几双眼睛盯着他从木格子里取走了威林顿的那封信。他一出门，马上就有四名刑警尾随其后；其余刑警在马路两侧紧紧跟踪。按照一般思路，这小青年会把这封信送往某幢房子或者某个约定的地点，面交拉吉波。谁知当“信使”刚刚走到福建路口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辆机器脚踏车，拉吉波身穿皮夹克端坐于上，直驶“信使”侧边，左手一伸，把那封信抢过去，加大油门就逃！

此举大出意外，跟踪的刑警都被惊呆了，待到回过神来，机器脚踏车早已去远了。刑警想追上去，但急切间却无交通工具，马路上连出租车也没一辆，只有几辆自行车在晃荡，即便征用了也追不上拉吉波。

专案组正副组长听了那个刑警的报告，又急又恼。章维彪倒未发话，军人出身的马瑞三气得当场破口大骂，骂过拉吉波又骂刑警。骂自然是骂不出结果的，马瑞三也知道这一点，骂完后便下令全体撤回，重新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走。

专案组举行的案情分析会进行了整整六个小时，几乎所有成员都发表了意见，但对于如何侦缉拉吉波却是心里无底，最后总算想出了一个不一定有效的办法：拉吉波抢回信一举并非一定是已经察觉“女皇钻石号”向警方报案了，可能仅仅是作为防范的一个措施。既然如此，他可能要给威林顿去信，通知交美金的时间和地点。这种信件，一须挂号，二多半是急件，因此必须去邮电局寄。所以，可以派人去全市各邮电局守伏，注意留意是否有人往“女皇钻石号”上寄挂号信或者急件：如果有，不论是何人，都须秘密跟踪。

方案确定以后，专案组立刻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下达了电话指示：各分局须在次日上午各管辖区域的邮电局开门营业前，秘密通知邮电局，并须去人坐镇，一候发现有人往“女皇钻石号”上寄挂号信或者急件的，营业员即刻秘告坐镇警员，警员随即跟踪。

次日，全市78家收寄“挂急”业务的邮电局都已被警方所控制。但一天过去了，却无收获。

又过了一天，拉吉波还是没有动静。

第三天晚上，专案组领导正在商议明天是否还要“守株待兔”时，突然接到“女皇钻石号”从汇山码头打来的电话，告知威林顿已经收到“罗伯特·威廉”的第二封信。

章维彪火速赶往汇山码头，上了“女皇钻石号”，向威林顿一了解，原来这封信不是通过邮电局寄来的，而是由一位中年妇女交给“女皇钻石号”交通艇让转交大副先生的。显然拉吉波已是惊弓之鸟，十分小心，玩弄的是跟前天晚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手法，临时雇了个“信使”投递了这封信。

信已经被威林顿拆开了，只有一句话明晚7时携600美金及金表去静安寺“蓝玫瑰咖啡馆”赎回照相机。过时不候！

威林顿问道：“警官先生，我该不该去那家咖啡馆？”

章维彪想了一想，说：“你按照信上的要求带了钱物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保持镇定，千万不能使他生疑。你尽管放心，我们会全力保护你并为你追回失物的。”

章维彪返回市局，把情况和自己的布置向马瑞三作了汇报。和马瑞三的心思一拍即合，当下便调兵遣将。为防止拉吉波再耍花招，专案组在“蓝玫瑰咖啡馆”周围布下了三道卡子。

次日晚上7时，威林顿准时赴约。但他一直等到9点钟，拉吉波也没露面。

后来才知道，捕探出身的拉吉波为防遭受不测，曾在那天晚上6点半坐一辆出租汽车来“蓝玫瑰咖啡馆”门前转悠过，由于他未下车，已进入岗位的便衣刑警并未发现车里坐着“目标”，但拉吉波却发现了“可疑”角色，于是放弃了这次约见。

震惊中南海的领事馆失窃案

此后，拉吉波销声匿迹了大约一个星期。正当警方为查不到他的线索而焦急，以为他已经逃离上海的时候，1950年1月12日，路透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出一则消息——

英国原驻中国上海领事馆于日前夜间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窃贼的光顾，从而导致一只手提保险箱不翼而飞。据该馆一名官员透露，窃贼潜入领事馆时，被马路对面一位邹姓居民发觉。该居民当即向警方打电话报警。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即派员赴领事馆，将该馆和外界的通道严密控制，同时与该馆官员联系。在联系过程中，窃贼已经完成了其作业，越墙而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窃贼在攀过领事馆围墙逃遁时曾与三名中国警员遭遇，但他竟能挟着保险箱从容逃离现场。该官员拒绝向外界透露被窃保险箱所装物品的内容。

同日，英国《伦敦时报》也刊登了一则同样内容的新闻，题为《奇怪的窃贼》该文最后对失窃保险箱所盛物品作了“猜测”，说“极有可能是机密文件”向读者暗示“这也许是一起‘政治盗窃案’”。

紧接着，英国《大不列颠消息报》，法国《时空快报》、《法兰西新消息》，美国“美国之音”广播电台都刊载、播发了消息或者评论，公然声称“这是共产党中国制造的一起间谍案”，旨在窃取英国政府的外交机密，以供其制定外交政策、方针时作参考。

西方国家的造谣鼓噪迅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核心所察知。1950年1月14日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让办公室秘书打的电话，向公安部询问“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发生了什么事情”。罗瑞卿尚未接到这方面的报告，回答说：“马上了解后向总理汇报。”

当天午夜，罗瑞卿亲自分别给华东公安部长许建国、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打了长途电话。扬帆详尽地向罗瑞卿汇报了有关情况——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停止了以往的外交活动，根据国内的指令，冷眼观察中国共产党在管理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后的状况。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国家均拒绝承认，根据国际惯例，外交部宣布英国等西方国家原官方驻华机构均为“非法机构”，勒令“即予撤销”。

10月5日，英国原驻上海总领事伯特爵士奉命回国，驻上海领事馆也予以正式关闭，留下二等秘书一名、三等秘书二名及十多名官员、职员处理善后事宜。中国政府批准英国原驻上海领事馆成员离开上海的最后期限为1950年1月31日，这时距最后期限只有二十天了，领事馆留驻人员正紧张地处理着最后一批事务，就在这时，发生了盗窃案件。

1月11日凌晨2点20分，”百乐门舞厅”舞女王佳丽从舞厅回到与原英领事馆一条马路之隔的家里。她打开房门后，发现丈夫睡前抽了不少香烟而导致房间里烟雾缭绕，遂将窗户开启一条缝透气。就在这时，王佳丽发现对面英领馆的围墙上站着一个人影！一瞬间，王佳丽吃惊得几乎当场失声大叫，正待定睛细看，那人已经往领馆院内跳了下去，落地时竟然悄然无声。

王佳丽当即唤醒丈夫告知上述一幕。王佳丽的丈夫是先施公司职员，是单位里的积极分子，刚被选为工会委员，又在争取入党，觉悟甚高，当下马上起床，让妻子继续观察，自己悄悄出门，去附近一家饭店往公安局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

公安局值班室接到电话，意识到此事发生在原英领馆这样一个敏感区，必须慎重处理，否则会让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的外国人做文章。于是，经请示领导，当即出动12名警员，一律穿便衣，驱车直赴现场。汽车在英领馆附近停下，警员下了车，悄然步行过去。行至领事馆门口，带队的副科长命令警员分别把守大门及围墙外人行道，自己和一名会说英语的刑警去叩门。

就在这时，窃贼挟着用窗帘包着的手提保险箱出现在围墙上。离他最近的一名警员立刻吆喝起来，窃贼在墙上快速奔了十几步，一跃而下。三名警员当即向他扑去，却不料这家伙的身法特别灵活，一蹿一转一拐，竟然轻而易举地从包围圈中摆脱出来，飞也似的穿越马路，钻进了一条弄堂，转眼消失在黑暗之中。

窃贼当时戴着大口罩，头部被一顶“罗宋帽”遮得严严实实，因此无法看清其真实面目。但是，从其个子及逃遁身法判断，警方怀疑是“洋飞贼”拉吉波。经与专案组联系，凌晨4时，章维彪带着几名刑警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原英领馆的官员表面上对新中国的刑警很客气，但言语间却透着明显的轻蔑。章维彪在用放大镜寻找指纹时，他们中的一位竟然拦住他，“客气”地向他“请教”：世界上是谁最先发现可以用指纹侦查犯罪案件的？

建国以来十大告密者（二）侦探破案

这当然难不倒章维彪，他用流利的英语告诉对方，发现用指纹可以侦查案件的人历史上并未记载下来，但是，英国著名的指纹学者高尔顿先生在19世纪末就已对指纹侦查案件下了定论这一点倒是有记载的，高尔顿先生在这一领域里建立了永恒的功勋。

对方听了，连连点头，翘了翘大拇指，退出了现场。

窃贼的作案手法与拉吉波十分相似，也是用万能钥匙开了门，又打开壁橱，从一个大抽斗里盗走了手提保险箱。临离开现场前，也没忘记拭去所有痕迹。但是，这一回他疏忽了，在大抽斗的一个隐蔽部位留下了一个未曾擦去的指纹。这是这起盗窃现场上惟一所获的证据，案犯是不是拉吉波，就在如何认定这个证据上。

指纹被送到上海市公安局技术鉴定室，技术人员一看，都愣了：这是一枚扭曲变形疑难度相当高的指纹，只有黄豆大小，特征模糊，无法与在“女皇钻石号”餐厅里的咖啡具上取下的拉吉波的清晰指纹进行对比鉴定。技术室一打回票，专案组诸君也都愣了。马瑞三副处长不停地抽着香烟，问章维彪：“你看怎么办？”

章维彪苦笑：“到这当儿，只好我来试试了，逼着鸭子上架呗！”

章维彪带着指纹走进了一间空办公室，开始进行鉴定。小小的指纹，简直是上帝设置的迷宫。10倍的放大镜，把一条条纹线放大成一缕缕飘忽不定的棉絮状浮云，目光与指纹在不足5厘米的距离中交错。章维彪早晨走进办公室，直到暮色初上才出来，得出结论：案犯是拉吉波！

马瑞三亲自把鉴定结论送往市局技术室去复鉴，但却遭到了否定。案件的侦查此时就像一条航船驶进了礁石遍布的险流，被卡住搁浅了。

罗瑞卿部长听了扬帆的汇报，在电话那头略一沉思，说：“我记得南京市公安局有一位国民党警察厅留下来的指纹专家张阳行，他过去曾被英国伦敦苏格兰场请去鉴定过指纹，据说极富经验。我这就和南京市公安局长陈龙联系，请张阳行即赴上海，协助鉴定，估计他是可以一锤定音的。”

张阳行于1月15日清晨6时许赶到上海，一头扎进指纹室，整整工作了六个小时，终于作出了具有权威性的鉴定结论：章维彪的鉴定是准确的，英领馆现场所遗留的指纹与拉吉波的指纹完全一致！

坐等鉴定结果的扬帆局长当即挂通了公安部电话，向罗瑞卿报告。

罗瑞卿说：“现在，受西方新闻舆论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上海这起所谓‘政治盗窃案’。因此，我们必须尽快侦破此案，将真相向全世界公布，以正视听。今天是1月15日，公安部限期五天侦破此案，缉获拉吉波，追回保险箱！”

“洋飞贼”落网

扬帆局长和罗瑞卿通过电话后，亲自召集专案组全体人马立即开会，向大家传达了公安部长的指示后，说：“诸位同志，此案务必在1月20日之前侦破，现在是1月15日下午2时20分，五天就是12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在1月20日下午两点钟之前见一见那个会飞檐走壁的混血儿和那只神秘的保险箱，然后向罗部长交差。这，有待于在座诸位的努力，我扬帆这里拜托了！从现在开始，我直接主持本案侦查事宜，我做诸位的后台，你们要人、要车、要经费、要武器、要器材，不管需要什么，我都迅速给予解决！”

会议室里一片沉寂，专案组18位成员听扬帆这么一说，意识到肩头上所压担子的分量，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

“洋飞贼”拉吉波从去年12月21日开始露面以来，已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间，提篮桥分局、徐汇分局、市局专案侦查组先后出动92名警员，苦苦侦缉，线索屡次得而复失，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而且有可能已被拉吉波察觉。现在要在五天内将其拿获，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令出如山倒，绝不允许讨价还价！马瑞三、章维彪对视了一眼，双双站了起来。马瑞三说：“局长，明白了！”

扬帆点点头：“从现在起，这间会议室交给专案组使用，其他任何处室任何人不许迈进一步！我在局办室，你们每隔两小时来一个电话，把侦查情况告诉我！”

“是！”

扬帆离开后，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章维彪说：“大家先议一议，拉吉波还在上海吗？”

马瑞三：“我估计这个龟孙还在上海，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如要离沪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坐火车，二是搭轮船，三是乘飞机。这三条路都已经被我们卡住了，售票处、检票口都安排了力量，他混不过去。他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坐长途汽车离开上海，车站禁止外国人上车的。所以，他一定还在上海。”

一个姓陈的老刑警接着发表见解：“拉吉波在上海，他肯定得有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不会是饭店、旅馆或者招待所，因为他作案都在半夜，一个住店的外国人老是深更半夜出出进进，容易引起注意。凭拉吉波的防范意识，他不会那么大意的。”

另一个刑警点头道：“对！还有一点，他这次既然把英领馆的那个保险箱窃走，说明他在现场无法打开这个保险箱，因此不得不带走。带走了仍要设法打开，他当然不可能把保险箱带回旅馆、饭店的房间里去开。所以，我认为拉吉波在上海的落脚点应该是一处民宅。”

大家七嘴八舌议了一阵，章维彪突然叫道：“哎！我怎么把这点给忘了？”

众人一齐盯着他，马瑞三意识到这一声必定会引出有价值的下文，眼里露出一道喜悦的光采：“哪一点？”

章维彪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在一旁，说“大家还记得拉吉波在徐家汇教堂作案时所戴的那顶黑色风帽吗？我们就是凭这顶帽子认定他是拉吉波的。根据调查得知，拉吉波在抗战胜利后到这次出现的大约四年时间里，去向不明。我推断他不在上海，而是去外地甚至国外了。这次重返上海，纯为作案。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拉吉波当初离开上海时，是否把那顶包括黑色风帽在内的原英捕房发的‘包打听’工作服带走了？我估计一般是不会的。拉吉波在上海待了十年，先后在英捕房、日伪警察局混差事，肯定捞了不少不义之财。他当初离开上海时带这些不义之财可能还恨少生了一双手，哪里会把‘包打听’工作服带走？但他没把工作服扔掉，四年后的今天还能完整地拿出来使用，这说明他当时把工作服等一些不便带走的物品寄存在市区某处。这个寄存处，就是此番他重返上海的落脚点！”

章维彪话音刚落，会议室响起了一片随和声和赞叹声，大家都同意他的这个推断。

马瑞三说“这下子再往下想就容易多了：拉吉波会把东西寄存在何处？我估摸八九不离十会在当年英捕房或者日伪警察局的要好同事那里。”

章维彪点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于是，会议决定：以调查拉吉波以前在英捕房和日伪警察局的朋友为突破口，全力查找其在沪的落脚点。

十几名刑警调查了一天一夜，从新成公安分局保存的当年英捕房档案中以及拉吉波熟识的一些华捕留用人员那里，摸到了当年和“红头阿三”拉吉波关系最好的三个华捕的姓名：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这三位，都是比拉吉波早两三年进英捕房刑事部当捕探的。拉吉波初进英捕房，和他们在同一个捕探组，这三人成为他的上海话和刑侦业务方面的老师。为此，拉吉波对他们三人感激不尽。他薪水高(当时各租界捕房外籍捕探的薪水均大大高于华捕)，又无家小，经常慷慨解囊，平时吃吃喝喝由他会钞，逢年过节还掏腰包送钱送物。这四人遂成为莫逆之交。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捕房被日本人接管后，这四人都留了下来，而且仍在同一刑事组，一直干到抗战胜利，才一齐离开。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和拉吉波一样，不知去向。

经过艰苦的访查，1月17日中午11时半，终于摸清了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各自的下落。

章维彪带了两名刑警去大盛纱厂找到了耿青湘。一见面，章维彪开门见山就问耿是否认识拉吉波，耿答称认识。又问最近是否见过面，耿摇头否认。章维彪是何等样人，早已从对方眼神中闪过的一丝惊疑中捕捉到了疑点。当下便让刑警把耿青湘看住，自己去门卫室和厂电话间(即总机)调查。

据一位门卫向章维彪反映，去年12月中旬，曾有一个外国人坐着出租车来厂里找耿青湘。电话间接线员也说自去年12月下旬以来，经常有一个男子打电话进来，让接门卫室，要找耿青湘。

章维彪重新和耿青湘接触，不谈外国人来访之事，只说拉吉波来沪后作下的案子。他故意把语调放得很轻松，侃侃道来，如叙故事。但耿青湘却轻松不起来，一张脸随着章维彪的叙述而渐渐变色，由正常转微红，由微红转深红，然后又变成青白色。

章维彪说着说着，突然把话头停住，问道：“你怎么啦？”

耿青湘哭丧着脸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拉吉波犯案了，只想到他是外国人，怕惹麻烦，因此隐瞒了情况。”

原来，拉吉波是去年12月中旬从香港经广州来上海的(当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往来无需办理出入境手续)。拉吉波抵达上海后就来找耿青湘，说他在伦敦开了一家机械公司，专门生产保险箱，此番来沪是考察商品及物色技术人才。因以前曾在英捕房和日伪警察局供职，担心共产党知道他来沪了要找他的麻烦，所以不想住旅馆，请耿青湘给他安排个住处。耿青湘信以为真，就介绍他去位于闸北区中兴路的一位朋友处住下。那个朋友姓时，天津人，是做药材掮客生意的，家人在天津，因常来上海，故在闸北买了一幢平房作为下榻处，钥匙交一把给耿青湘，托其代管。这一阵时某不在上海，拉吉波去临时居住正好合适。

拉吉波来沪后的一个月中，具体在干些什么，耿青湘不清楚。拉吉波曾三次请他吃饭，一次在“梅龙镇酒家”，一次在“德大西菜社”，还有一次在“国际饭店”。前天，拉吉波打来一个电话，说由于鉴定产品需要，请他代为购买一些钳工工具：钢锯、锯条、锤子、锉刀、手摇钻及钻头、螺丝刀等。拉吉波解释说因他是外国人，买这类工具恐怕被人怀疑图谋不轨。耿青湘答应了，但还未买，想今天下班后去北京路买了送过去的。

章维彪马上断定拉吉波还未打开那个保险箱，他购买工具是想对保险箱来一个“开膛破肚”。当即决定即赴中兴路缉拿拉吉波。

章维彪和坐镇市局的马瑞三一联系，马瑞三大喜，当即报告扬帆获准派出30名精干警员，约定与章维彪几人在北火车站大门口会合。由耿青湘带路前往中兴路603弄41号时某寓所。

时某寓所是一幢旧平房，位于弄堂当中。马瑞三在弄堂两头安排了力量，又派人进入现场周围的居民家，爬上阁楼，守在老虎窗后面，准备拉吉波一旦上屋逃遁，则予缉拿。如果拿不住，可以开枪，不过只能打下肢。

一切都准备停当后，章维彪让耿青湘上去敲门。拉吉波一听是耿青湘，料想是送工具来的，毫无戒心地开了门。说时迟，那时快，三名刑警一跃而上，拉吉波还未反应过来，已被扑倒在地，扣上了手铐。

经对时某寓所搜查，找到了原英领馆的那个手提保险箱和“女皇钻石号”大副威林顿的那架照相机，以及四年多前拉吉波离沪前寄存在耿青湘处、这次由耿交还他的一口皮箱，内盛当年英捕房发的“包打听”工作服。

拉吉波被押往位于车站路的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扬帆局长接到报告，驱车前往看守所，看看这个“洋飞贼”是怎么个模样。

扬帆问拉吉波：“那口保险箱里装着什么东西？”

拉吉波回答：“我也不知道，我至今未能打开。”

扬帆当即下令通知原英领馆派官员携钥匙来市公安局，当众开启保险箱，看里面短缺了什么东西。

英领馆接到电话，立刻派了一名三等秘书来到市局，却拿不出钥匙。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口保险箱是属于英领馆官方的还是某个官员私人的。章维彪问他怎么办，他说可以砸开，并当场立下了字据。

市公安局随即请来一位锁匠，用了大约半个小时，总算打开了这个保险箱。出乎意料的是，保险箱里盛着几大摞信件，收件人都是“罗伯特·福特”。经查，这位罗伯特·福特是抗战前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二等秘书。检查信件，全是英格兰贝塔特郡波耳顿思串特城的一个女医生——他的情妇写来的。

上海市公安局将情况报往公安部。罗瑞卿部长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总理听后，指示新华社向海外发个消息，就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被窃案真相作一个客观的报道，但是考虑到保险箱内的情书属于个人隐私，因此在报道中不予公开，以“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信件”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