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特别节目《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第2 集：《守护民生》

视频加载中...央视网消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对于人民来说，美好生活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一个个具体的愿景。全面建成

民生工作最贴近群众、最贴近群众生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立足根本，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我们身边，有纪检监察，有廉洁反腐。

农民工是一种新型劳动力，一头连接城市，一头连接农村。他们的外出务工收入是很多家庭收入的大头，也是他们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截至2019年，我国有农民工2.9亿人，其中约1.7亿人需要外出务工。农民工工资能否及时支付、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实现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8年，浙江省玉环市纪检监察委查处一起严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件。案件起源是，2016年8月，一名农民工来到当地纪委，对玉环县城镇劳动和社会保障办公室原主任吴福康进行了实名举报。该农民工表示，因工伤，他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办公室向公司进行仲裁和调解。整个调解过程中，吴福康并没有安排他与公司会面。吴福康也上交了工伤赔偿金。调解协议上写着4.5万元，但实际只给了他3.7万元，相差8000元。吴福康解释说，这是写在纸上的，是为了给企业减税，但他认为，这是吴福康因腐败而扣留的。纪委迅速针对这一线索展开调查。

孙万勤（浙江省玉环市纪检监察委员会科员）：我去公司了解了一下，公司也跟吴福康说了同样的事情。他说这是为了减税。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是农民工报案前去劳动保障所辩解，惊动了吴福康。他私下将这8000元退给了公司，并与公司达成了一致。双方均坚称仅赔偿3.7万元。元。吴福康心里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旦曝光，后果将是严重的，所以他想方设法掩盖真相，抗拒调查。

吴福康（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市劳动保障办公室原主任）：这两年，我赚了31个案子。我没有告诉工人公司损失了多少钱，并且隐瞒了。

虽然调查一开始就遇到了阻碍，但调查组在调解过程中注意到吴福康在多处违反工作规定和程序的情况，觉得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孙万勤：如果补偿函与实际支付的金额不一致，就不符合规定。农民工当事人和企业主当事人均未现场调解。调解过程中只有吴福康一人参与，不符合两人以上参与调解的要求。

吴福康到底有没有贪污或者受贿，调查组觉得不能就此止步。玉环是位居全国县域经济前列的工业大县。在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内拥有工业企业1万多家。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是本市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对于侵犯他们权益的问题，我们不能轻易放过线索。调查组调取了吴福康近年来办理的数百份工伤、职业病仲裁调解档案，一一联系了涉案企业和职工，核实了赔偿金额。

梁国栋（浙江省玉环市纪检监察委工作人员）：我一一打电话（接触），确认有几起案件中间金额存在更大差距。我们也坚信，这里一定有问题。

这些农民工大多来自全国各地，流动性很大。有的去外地打工，有的回到了家乡。为此，调查组前往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个省份寻找相关农民工。历时一年多，找到多方涉案人员，取得了吴福康贪污、拦截的确凿证据。

梁国栋：我记得我们去江西取证。有一个人，名叫郑同楼。当我们收集证据时，他患有继发性尘肺病，生命垂危。我们收集证据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工伤仲裁赔偿15万元，结果却只有9万多元。

2018年，54岁的郑同楼因尘肺病去世。 2001年，他和妻子孙巧枝离开江西农村老家到玉环打工，希望能赚更多的钱，为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郑同楼在一家汽车配件厂上班。他工作的流程灰尘很大，公司早年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到了2014年，郑同楼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诊断为尘肺病三期，构成二级伤残。

孙巧稚（郑同楼妻子）：吃饭睡觉都戴着呼吸机。当谈到赔偿时，工厂仍然拒绝赔偿。虽然我们在那里呆了十多年，但后来公司不理我们，不让我们进去。

治疗很快耗尽了我所有的积蓄，我负债累累。女儿当时读初三，因家里经济困难而辍学。

孙巧稚：没有钱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对我丈夫来说，戴上呼吸机并在那里等待并不是问题。后来我们请了律师去做，律师给了我们一些钱。

律师告诉他们，劳动和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吴福康会帮助他们找到企业仲裁和调解。过了一会儿，律师通知他们领取赔偿金。调解书和发票都写着15万元，但给的现金只有10万元。律师还表示，差额是为了扣税，夫妻俩按照约定支付了。律师10%的代理费才9万元。调查组联系相关企业进行询问。该公司表示，支付给吴福康的赔偿金确实为15万元，贪污、截留事实得到证实。

孙巧稚：其实我们还缺5万元。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没有起诉他或任何事情。我的丈夫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病得很重，一直说他没有帮助我们得到它。我们还是来不了，他就是这个意思。

调查组发现的不少农民工也经历过类似的遭遇。他们几乎都是低收入、生活贫困的社会群体。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他们长期在高风险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们遭受工伤且相关企业推卸责任时，他们面临失业、就医等问题，生存压力巨大，急需经济补偿。此时，劳动保障部门就成为残疾职工及其家庭的希望。面对弱势群体的殷切期望，本应在工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但吴福康却反而雪上加霜，将工人的救命钱据为己有。而且，吴福康不敢对每一个案件都进行拦截，而是专门挑选了居住在外地的农民工，看上去都是简单的人，不会质疑自己。这种行为严重侵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在听完每一位农民工讲述自己的遭遇后，调查组决心还他们一个公道。

梁国栋：每一个工人的抱怨都让我感触很深。他们受伤后的生计也可能受到很大影响。赔偿金额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必须追究到底，将赃款返还给这些因工受伤的人。

梁国栋：在调查吴福康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很多受害人留下的号码，其实就是这个野律师的号码。野律师可以充当吴福康的说客。如果（工人）有疑问或者想问工厂，他就用野律师来安慰、劝说。

由于两人都不是真正的律师，吴福康主要依靠吴福康与公司进行调解，帮助工人获得赔偿。因此，他们经常赠送吴福康超市卡、烟、酒、茶等礼物，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

雷吉策（涉案人员）：如果你没有证书，你要做这件事，你必须认识一个当官的人。他是劳动局局长。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你把这样的案子交给他，他都会处理的。这里面一定有价格差异。这是非常清楚的。扣除什么税？

对两人的调查证明，他们早就知道吴福康扣留赔偿金的事情，反而在农民工面前力挺吴福康“减税”的主张。吴福康也需要这样的人与他沟通配合，打消农民工的疑虑。赔偿来了，两人就可以得到代理费，吴福康可以保留，双方都受益。

吴福康（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市劳动保障办公室原主任）：他要10万（元），我跟公司协商要15万（元）。我当时就想，这就像做生意一样。他们要多少钱？如果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就会赚到差价，赚点小乐趣。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吴福康把职责变成了生意。在与农民工和工厂打交道时，他有自己的经商经验。在农民工方面，吴福康试图降低他们的期望，并说服他们以较低的金额接受调解。工厂方面，吴福康与高丽协商赔偿事宜。利用这种模式，他共扣留了31名农民工的工伤赔偿金29万余元。

梁国栋：吴福康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其行为本质上是相当恶劣的。当我们接受拘留时，很多人听说后都鼓掌。获得企业和受伤工人的认可，恐怕是我们执法人员的最终愿望。

2019年，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此案，不少农民工特意前来旁听。吴福康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同时追回赃款32.54万元。追回的赔偿金已一一送达当事人。

孙巧稚：钱是去年寄给我们的，5万元。感谢纪委帮我们找到的。如果不是纪委，我们肯定拿不到钱。

虽然这起案件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玉环，但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关注一线劳动者、农民工、困难劳动者等群体，让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让每一个劳动者能够生活得更有尊严，获得体面工作，实现全面发展。玉环市纪委督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切实整改，规范调解程序，加强对干部和企业的监督，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工权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高。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仅要铲除给人民群众造成危害的黑恶势力，还要摘掉其背后的“保护伞”，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感觉。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与政法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国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1366起，立案侦查党员97802人。干部和公职人员被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办一批涉黑涉恶重大典型腐败和“保护伞”案件，公开举报曝光，形成强大震慑力。其中，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孙小果案就是典型案例。

2019年3月，男子孙小果因故意伤害罪被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逮捕。他与同伙在KTV内发生争执，踢伤对方膀胱，致对方重伤二级。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孙小果注册了多家公司，经营多家酒吧、夜总会。他是昆明夜总会里有名的“大哥”。看似合法的公司外表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涉黑涉恶的团伙，进行着诸多违法犯罪活动。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等。孙小果这个名字一公布，立即引起了轰动。很多昆明人的印象是，20多年前，有一个孙小果，他犯下了许多性质恶劣的严重罪行，当年被判处死刑。这还是孙小果吗？

姜彪（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警长）：死刑就应该执行。他为什么没有死？有这样一个概念，我很惊讶，非常惊讶。

这个孙小果和二十年前的孙小果一模一样。他是如何神秘“复活”的？是否与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有关？在政法部门对孙小果涉黑犯罪展开调查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也成立专案组，会同政法部门查处其背后的“保护伞”及腐败问题涉及黑恶势力，已查处涉案人员100余人。公职人员进行审查调查，最终对6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50人，约谈提醒22人，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19人。该案被发现充满了偏袒和违法行为。

张学国（云南省纪委监察员）：只要中间有一个人严格执法，他的事情就不会继续下去。每个人都会放掉这么一个小洞，最终会打开一个大洞。

梳理孙小果案发20年的历史，他的第一次作案是在1994年。当时，在昆明市环城南路，他和另外4名男子光天化日之下将两名年轻女子强行塞进车里，并开车将其送往昆明市环城南路。郊区实施犯罪。轮奸。孙小果当时并非主犯，未满18岁。他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1997年，本应在监狱服刑的孙小果却神秘出现在社会上，再次强奸了四名未成年妇女，其中一名是不满14岁的女童。他还非法拘禁、折磨、羞辱两名妇女，手段极其残忍，伤势惨重。他的恶行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强烈愤慨。经查，孙小果的母亲孙和玉、继父李桥忠于1995年通过关系为孙小果非法取保候审，后又为孙小果非法保外就医。

陈浩（云南省纪委监委科员）：孙小果的母亲对孙小果的爱是没有原则的。她为他做了假病历，让他保外就医，让他第一时间逃脱。惩罚。我什至没有在监狱里待过一天。

孙小果的母亲孙和玉，原名孙雪梅，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的一名民警。她的继父李桥忠时任五华分局副局长。 1998年，两人因包庇孙小果1994年实施的强奸案被查处。孙和宇因包庇罪被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李桥忠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并开除公职的处分；孙小果因违反规定获准取保候审。两名候审警察也因玩忽职守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孙小果也在1997年犯下多项严重罪行，并于1998年2月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判处死刑。公众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却没想到20年后，类似的情节再次发生，而这一次更不可思议，是“死而复生”。彻底查清并公布孙小果案件真相，事关社会对法治、公平正义的信心。

陈浩：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孙小果案为何如此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确实触动了普通人的心灵底线。

调查发现，孙小果1998年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曾两次改判。第一次是1999年，孙小果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二审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查，二审改判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存在错误，但不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况。死刑改为缓刑后，孙小果被关进云南省第一监狱。根据法律规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新的犯罪行为，将改判为无期徒刑。如果孙小果依法服刑，他就不可能再对社会造成危害。然而，他的母亲孙和玉2003年出狱后，一心想着救人出狱。

孙和宇（孙小果的妈妈）：我很矛盾，也很恨他。即使你说你不爱他，那也是不可能的。我总希望他能轻点（惩罚），宠他。这是我的问题。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很失败吗？失败，真的失败。

当时孙和宇已经被免职，但李桥忠的事业再次好转，担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孙和宇随后请求李桥忠让他另找关系，李桥忠同意了。

李桥忠（孙小果继父）：他是他妈妈生的，他妈妈是我老婆。作为他的继父，他母亲提出这件事，肯定是想找一个更容易说话、更包容的熟人。

调查发现，正是李桥忠、孙和宇的多方操作，导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对孙小果案启动再审，最终判处孙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缓刑。死刑。这次再审改判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陈浩：根据法律规定，必须提供新的证据、新的事实，才能提起再审。本案实际上不符合这个条件。

调查组跟踪本次再审过程，一一比对各个关口的权限和责任，从而查明了各个关口的责任人，发现公职人员在很多环节严重徇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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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波（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你处理什么我都接受。因为这个案子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宣判那天我流下了眼泪。我当了一辈子法官，最后却成了罪犯。

田波是当时的立案法院院长。立案是再审的第一阶段，开门的是田波。孙小果的继父李桥忠曾在部队服役。他得知田波也曾在同一支部队服役，便让战友请田波吃饭。

张学国（云南省纪委监委科员）：两次，每次5万元，给了田波10万元。在此过程中，田波想方设法为李桥忠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案。

田波：无论是战友还是李桥忠，我都不应该怨恨别人，也不应该怨恨自己。心理学上有句话说得很好。你心里有这个钩子，别人才能挂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钩子，别人也挂不了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立案后，进入审理阶段。李桥忠夫妇自然将审判监督庭庭长梁子安作为重点公关对象，并向其行贿10万余元。

梁子安（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我修改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它是错的。给你的只是一个障碍。如果你控制不住这个坎，以后会怎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当时，梁子安知道案子不能改，但又保不住面子，就告诉李桥忠夫妇这件事很难，建议他们去找医院领导。时任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的是赵世杰。李桥忠虽然不认识赵世杰，但他绕了一条路，找到了一个可以和赵世杰交谈的人。

刘天明（时任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党委委员、副检察长专案组）：李桥忠是一个非常了解中国社会潜规则的人。这件事就交给他了。虽然他的官职不高，但他却四处走动，认识了我。你你你认识他，他认识他，他认识他，最后绕过去了，这就是决策者，好吧。那些日子，我们就一路吃啊吃啊吃啊。吃完了，好吧，我们又集中精力，多付出一些东西，找到一个能做事、能把事情做好的人。

调查发现，李桥忠通过不止一个人与赵世杰打招呼，其中之一就是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的秘书袁鹏。李桥忠通过私人老板认识了袁鹏，并给了他3万元。之后，袁鹏接受了请求，给赵士杰打了电话。

张学冲：袁鹏是省里主要领导的秘书。当时，李桥忠告诉孙和宇，他正在做秘书。他背后的官员有多大，他的势力就有多大。对方接到电话后会考虑什么？一定是这个人。这件事是你跟我提的，还是你背后的人跟我提的。

这些全天候的问候起了作用。赵世杰向时任审判监督庭庭长梁子安提起此案，大意是能搬就搬。

梁子安：他不是那样的人。他通常会在某人的意图暴露后立即拉倒他。我当时只得表达我的保留意见。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但毕竟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说我是。第一句话就是盲目跟从领导。第二句话是我失去了原则。

调查发现，孙小果案的再审历时一年，共进行了3次审查委员会讨论。之所以反复讨论，正是因为复核委员会不少成员认为本案事实证据正确，不应改判。只要大家走进这个庄严的审查委员会会议厅，就应该排除一切外界影响，只仰望最高的法律。不幸的是，有些人最终将个人关系和领导抱负带入了一个属于法律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空间。

梁子安：在上次的联席会议上，我是这样表达我的立场的。如果事实不清，就改判。没有人敢触碰这起案件的事实。

就这样，孙小果完成了“复活”的重要一步，刑期改为20年。调查发现，李桥忠夫妇还活跃在监狱系统，违规操作减刑。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的罗正云和李桥忠都是老乡、战友，所以不顾原则同意帮助他。

罗正云（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1983年至1997年在部队工作。他和我在同一支部队。我们是上下级关系，是战友。

罗正云打电话给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的刘思源，约李桥忠一起吃饭。他说会在原则范围内照顾他，下属也理解。

刘思远（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罗征云说的我们一定会相信。我跟分管的副狱长说，既然领导说会照顾我，那你就照顾他吧。

调查组查阅了孙小果服刑期间的记录，发现多名监狱管理人员在领导指示下违纪违规，对孙小果给予非正常的特殊待遇。孙小果月度考核均获得满分，连续七年被评为劳动改革积极分子。分子们纷纷受到减刑。尤其可笑的是，孙小果在狱中还声称自己发明了“连动锁紧防盗井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据此，第一监狱认定孙小果有“重大立功”，并再次提出申请。减刑。

刘思源：减不减由法官决定。我不在乎你是否想要减少。你应该被照顾，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照顾你。

经查，井盖设计图实际上是孙和宇委托的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当时，云南省第一监狱有一个机械加工车间，从技术到材料设施都十分便利。在一些狱警的帮助下，其他技术精湛的狱友制作了一个模型。经核实，孙小果的设计说明材料不是他自己的笔迹，而是狱友写的。面对众多证据，孙小果仍然坚称井盖是他自己发明的，但他的谎言却被调查组当场拆穿。

刘天明（时任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专案组成员）：我们审问他的时候，我问他。他说这个东西是他直到死才发明的，确实如此。我说可以，来吧，我给你纸和笔，还有你需要什么画画工具。如果你实在不会画，我就把原图给你，他就画不了。出来。如果你感到尴尬，就保持沉默，不要说话。如果放不下，那么什么都不说就结束了。

经调查核实，孙小果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累计减刑3次。 2009年1月被转到云南省第二监狱。在第二监狱，他又两次减刑。 2010年4月他出狱，实际上只服刑12年。年5个月。之所以要从一监狱转到二监狱，是因为他因违反规定减刑遇到阻力。

罗正云（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2008年，李桥忠打电话给我，说孙小果在第一监狱没能减刑。他说，主要原因是第一监狱纪委书记何少平有不同意见。而且他的态度很坚决，你能告诉他吗？

调查组调取了当年的减刑会议纪要。记录显示，时任第一监狱纪委书记何少平多次在会议上提出异议，认为孙小果减刑不符合规定。何少平也清楚地记得，罗征云为此专门打了电话。

何少平（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纪委书记）：他问你为什么不同意孙小果减刑。我说我并不是不同意减刑。他没有遵守规定。他说你的规定太多了。我说不是我们规定很多。我说这是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

尽管领导打电话询问，但在下次会议上何少平仍然不同意。

何少平：我还是坚持不同意。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必须遵守法律。如果你的老板觉得我不够好，就给我改吧。会没事的。当时我是纪委书记，纪委书记有责任对这件事进行监督。

也正是因为何少平的反对，罗正云等人只好将孙小果转移到第二监狱，绕过何少平继续行动。如果更多的人能像何少平一样坚持原则，孙小果就不可能“复活”，但遗憾的是，很多人选择了另一个错误的答案。

陈浩：大家都觉得我在这里包容、给别人好处应该没有问题。稍后会有人检查。我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接。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样的想法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事情完成了。

孙和宇：我老公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这是能力的体现。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他也愿意帮助朋友，所以他请朋友做事也很顺利。我的丈夫，嗯，我真的很对不起他，我伤害了他。

2019年12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后公开宣判孙小果案。依法撤销了此前两次改判，维持1998年一审死刑判决，出狱后与他一起组织领导黑社会。最终判决以组织犯罪等罪判处孙小果有期徒刑25年，决定执行死刑。 2020年2月20日，孙小果被执行死刑。纪检监察机关将涉嫌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移送司法审判。 2019年12月15日，孙小果案涉及的19名公职人员和重要人员因职务犯罪被公开判刑。 19人被判处2至20年缓刑。等待有期徒刑。他们中的很多人曾经在司法、执法部门工作过，现在却因违法受到制裁，留下了严重警告。

陈浩：公职人员必须对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国家的法律有敬畏感。不公正的审判会污染水源，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公平的法制环境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要努力让人民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人民有坚实的安全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的忧、烦、忧。

按照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牵头，15个中央和国家各机关和部门，重点关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侵犯群众利益的民生领域。围绕群众身边发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对冷漠、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7.21万件，查处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案件9.8万件，处理群众13.01万人。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党中央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到现在，始终贯穿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40年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典范。发展中还会不断出现新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和解决。民营医疗领域存在的一些乱象是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2017年10月的一天，一名患者从深圳惠爱妇科医院门诊二楼跳下，造成多处受伤，引起人们强烈关注。患者在这家医院遭遇医疗诈骗和强迫消费。由于无力支付费用，他被强行拘留。为了逃命，他不得不冒险从二楼跳下。事件报道后，更多受害者站出来发声，称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经历。

病人1：他说你有息肉，需要手术。他说他必须支付高达9,000美元。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我不做，他说不。如果你不付钱，他就不会让你离开手术台。

病人2：那你上手术台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不付钱，他就不会招待你。你在那里躺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流血而死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被迫支付手术费。

群众痛点是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着力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的低质量医疗机构的存在，也说明监管存在问题和漏洞。深圳市委、市纪委以医疗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为切入点，彻查医疗乱象背后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督促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切实加强监管，整顿医疗乱象，保护患者利益。权益。

赵福全（深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一些医疗机构乱象，包括这些问题，社会反响很大。那我们就看看能否通过这个案件的调查来揭开这个漏洞。

2018年6月，深圳市纪委监委接到群众举报，称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刘昆收受部分医疗机构礼品、礼品卡，影响公正执行的公务。经核实，刘昆确实

存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钱物，放松监管的情节，深圳市纪委监委对其予以立案审查调查。

　　刘堃（深圳市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都是一些民营医院的院长，刚刚开始收钱就是过年过节来看看你，两个节，一个中秋，再就是春节，没有什么事求你，就是拉近关系，认识以后好办事。都是朋友介绍的，不认识谁敢收他的钱。

电视特别节目《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第2 集：《守护民生》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外来人口众多，按常住人口配置的公立医疗资源难以满足庞大的就医需求，使得深圳成为了目前全国民营医疗开放程度最高、服务份额最大的城市。一些优秀民营医院成为了公立医疗体系的有益补充；然而，一部分患者的遭遇，也暴露出民营医院良莠不齐，尤其是泌尿、妇科、整形等领域，每年都会有大量患者投诉。这些乱象背后，既有资质审批不严、业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再往深处查，更有腐败和作风问题。

　　余少欢（深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过度医疗，医疗欺诈，老百姓告了，告了以后你们要接受处罚，行政处罚，实际上就通过他（刘堃）来减轻或者规避这个处罚。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和刘堃之间有这种权钱交易，有这种行贿受贿的行为。

　　刘堃收受贿赂共500多万元，很多是发生在他担任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局长期间。卫生监督局掌管着对医院的卫生执法、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重要权力，民营医院老板们自然想和他拉近关系，而刘堃并不拒绝。

　　黄忠文（涉案民营医院老板）：刘堃，光光头，很好说话，跑到他办公室去，第一次我试探性给了他两万块，我说领导比较辛苦，这个给你喝茶的。他都没怎么拒绝我，我的感觉还是，他应该比较接纳我。

　　老板们送上钱物，诉求非常明确。深圳市对民营医院执行年审制度，分ABCDE五个等级，如果哪家医院一年内扣分多了，等级低了，就会面临不同程度处罚，如果一年之内24分被扣完，就要被吊销资格。对这些医院来说，争取少扣分、轻处罚，关乎能否在医疗行业继续立足。

　　黄忠文：我宁肯花钱也不愿扣分，你扣分比较多，你就评不了A，评到E，那就变黄牌警告，黄牌警告就面临，不小心要面临停业整顿。

　　调查表明，黄忠文累计向刘堃行贿91万元，刘堃则多次在执法自由裁量权上做文章，本来应该扣6分的违规行为，就变成扣2分罚点款了事。

　　黄忠文：打电话给他讲一下，一般都会（处罚）轻一点，我为什么后面会变成，原来送两万，后来变送五万，给他五万、十万，我感觉他这个人很够哥们儿。

　　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成了哥们儿，监督也就被架空。有一家泌尿系统医院被发现存在医疗欺诈和过度医疗，本应扣6分，但这家医院一年内已多次被扣分，再扣就将吊销执业资格，老板于是给刘堃送上5万元，刘堃就拖延了两个月才给予扣分，让这家医院逃过了年审关。

　　刘堃：年审在这个周期之内，扣分扣24分就不行了，在周期之外稍微给它往后面移，移到2019年之后，这个扣分就没有关系了。刚好在校验期，后来推迟两个月，刚好那年就过了。

　　少扣分或者晚扣分，看似是个小动作，其实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些劣质机构就此得以继续留在医疗行业中，最终受损的是患者的利益。

　　赵福权（深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他的监督的对象就是民营医疗机构，收受了这些人所送的一些钱物，对这个民营医院的监管的这个力度，造成很大的影响。

　　负有重要监管责任的领导干部，往往就是重点围猎的对象。调查组对刘堃案的调查过程中，又牵连出了另一个关键岗位负责人廖庆伟，也和老板们存在权钱交易，严重违纪违法。

　　廖庆伟（深圳市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处处长）：事实上我非常后悔，不应该去追求这一点钱，但是确实是事实摆在那个地方，已经涉及到这个里面了，必须得承认这个事实。

　　廖庆伟曾多年担任深圳市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处处长，医政处是掌管着民营医院准入资格审批权的核心权力处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廖庆伟和刘堃虽然认识，但是没有交情，可不少民营医院老板却和两人都有交情，给两人都送过钱。这正是因为他们一个管准入，一个管执法，恰是民营医院监管中最要紧的两个关口，这两个关口一旦失守，乱象自然就会滋生。

　　赵福权（深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给刘堃、廖庆伟送钱的民营医院，就47家，廖庆伟主要就是把持着这种民营医院，这种准入，很多不是为了服务，为了从事这个服务和这个医疗这方面的目的的，确实不应该进来。

　　廖庆伟学医出身，在一线做过医生，业内评价他是懂专业、有能力的学者型干部，他曾经牵头设计了深圳市民营医院准入审批流程的改革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要公开、透明、公平审批，杜绝人为因素影响。然而，廖庆伟自己却在一些审批事项中，站到了亲手制定的方案的对立面。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医疗准入管理、医疗机构事项变更以及获取财政奖励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财物715万元，把审批监管权当作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廖庆伟：找我的人很多，来了以后，我的办公室就关不了门了，就是人来人往，见了面大家都感觉很好。送钱给你，怎么推都推不掉，这个当然是推不掉这是一方面，我自己修养不够。

　　刘堃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廖庆伟也被提起公诉。深圳市纪委监委以刘堃、廖庆伟案为切入点，在医疗卫生系统开展专项整治。原市卫计委、市卫生监督局等4个单位15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全市医疗系统110多名涉案人员被查处。深圳市纪委监委向市委卫生工委发出四份监察建议书，市委卫生工委认真进行整改，强化对医疗系统特别是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关停了570家违规民营医院及诊所，对重点岗位人员实施轮岗或谈话提醒，完善卫生监督执法、药品采购等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孟昭文（深圳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这些措施实施以后，整个民营医疗机构的风气大有好转，投诉量也大大降低，特别是备受诟病的泌尿外科和妇科的投诉量，分别下降97%和66.7%，全市的恶性医疗事件近两年为零。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根据纲要，未来中国将形成多元办医的格局，民营医疗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迎来许多政策和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规范发展，真正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