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毛翊君题要某种意义上说，有两个北大，一个是实体意义上的北大，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北大，前者被楼宇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毛以军

题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两所北大，一所是物质意义上的北大，一所是精神意义上的北大。前者由建筑和校园定义，后者由记忆和符号塑造。时光飞逝，事情发生变化。从物质意义上来说，北大在不断地变化，建筑被拆除或翻新，就像校园外的世界一样；但在精神意义上，北大在很多人心中并没有改变。尽管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人们仍然相信，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仍然拥有某种超越世界的理想主义。

北京大学已经走过了120年的历程。它本身的历史几乎就是一块化石，映射和记录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精神脉络。宽容和思想自由成就了北大的过去，人们也希望这种精神能够成就北大。未来，这种精神甚至可以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

对于很多人来说，北大是一座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精神高地。正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立群在演讲中提到的那样，“我要把心里的北大推到很远的地方，成为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带给我温暖的梦。尽管我知道那是假的”。就像鲁迅家乡的记忆一样，我愿意一生被它欺骗，时不时地回望它。”

镜头暂时推回到1978年。

当时，高考刚刚恢复。北京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穿上时尚的喇叭裤，坐在凉亭的树荫下，手里拿着英语读物。一些学生拿着手风琴练习合唱。篮球场旁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食堂门口的布告栏上已经贴出了全国科普大会的通知。

这是北京大学校庆宣传片的拍摄场景。当年扮演学生的演员都是北大各院系的在读本科生。生机勃勃的校园景象，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风貌。很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会把那段时期视为北大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鸣。

转眼间又过去了整整40年。 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日。这所高等学府几乎见证了中国从晚清到21世纪的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是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成立的。从一开始，它就被赋予了国家、国家、世界的精神基因。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它已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典范。它让文化和学术在战乱年代得以生存，也让文化和学术在充满口号的时代陷入了时代的泥潭。

“北大的意义在于，几乎在所有时代，它都在努力有效应对社会变革，而不是逃避。”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正因为如此，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教育史的范围。它已成为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和社会精神状况的标杆。在与时代的共鸣与矛盾中，北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但这种传统本身又充满了反身性。它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重写，也经历了多次的中断和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文字来捕捉它的特征，但最终留下了越来越多的书面笔记。直接的结果就是北大没有校训、没有校歌。

近四十年后，北京大学依然是时代列车上的关键一环。 “它已经经历了几次急转弯，随时都会失去一些人。”著名学者、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平原长期关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出版多部与北大相关的著作。 “我们只知道火车在向前行驶，大体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省略了中间的急转弯，把它变成了一条直线。”他补充道。

经济的快速腾飞、泥沙中的思想分流、网络时代的喧嚣，都在这所学校的发展中留下了印记，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多重面貌的符号。

一方面，北京大学是重要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是科学和思想的孵化器。 2017年“双一流”学科评比中，北京大学以41个一流学科位居全国高校榜首。它在文科中的地位仍然稳固。总体而言，在国内机构中是无可比拟的，其在理科方面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作为精神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现实载体，不断面临着社会情感的碰撞。其自我更新机制一度陷入停滞，其改革转型也时常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仍然存在，潜移默化地寻找机会，在必要的时刻，精神和历史所残存的温情能够再次变得炙热。

精神的缘起

1917年，北京大学举行第一次建校纪念活动，“由几位学生临时发起”，刊号为《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将建校的起源置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建立的首都大学堂。校庆定为1902年12月17日，即首都大学礼堂正式启用之日。时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吴梅专门为此谱写了一首纪念歌，提到“此堂始建于清朝年间”。

1901年，首都大学首席教授和教师在北京和嘉公主府更衣室前合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成为首都大学堂，更衣楼于1899年改为首都大学堂图书馆。图/FOTOE

大学堂的创建从一开始就与学制改革密切相关，教育制度的新变化则依附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新旧观念之间的对立仍然很激烈。反对的不仅有保守派，还有一直致力于改革的外交部长。

首都大学礼堂足球队成员。图片/FOTOE

1898年6月，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到，“京师大学，为各省所提倡，应先举办……以期英才辈出，济时济世”。然而，该法令并没有及时执行。实施。后来梁启超负责起草《奏拟大学堂章程》。

1898年的维新运动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但首都大学却得以在政治漩涡中生存下来。尽管新旧立场存在差异，但教育制度的变革并不与当权者的政治利益发生直接冲突。 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就已经开始在教育层面上的尝试，通过建立同文博物馆和新学校来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但总体而言，洋务派的内容和规模都十分有限，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有西而无中国，有西文而无西学”。

随着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变化逐渐深入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 1896年，维新派、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端芬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开办学堂，在各省设立学校，并在京城设立京师大学。学习的课程就像省学，但越来越专业。每个人专攻一门学科，不改变自己的职业。它持续三年。 ”

同年，光绪帝的老师孙家鼐也上书奏章，主张设立大学堂。为了避免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他公然修建栈道，并用洋务大臣张之洞的“本质论”来捍卫新制度的合法性。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什么不足，就用西学来弥补；中学有失，就用西学来弥补。”

1898年9月，光绪皇帝任命孙家鼐为管理教育大臣，负责首都大学的筹建工作。教育部长的意思是，孙家鼐不仅是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而且还是大学的“校长”。尽管他强调西学不会优于中学，但孙家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却暗地里允许西学占据更多的部分。在梁启超起草的课程计划中，西学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就大学馆的定位而言，无论是学生的性质还是毕业后的去向都显示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不是一个以学术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机构。 1912年，梁启超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修正了变法时期的观点，将大学彻底脱离了传统的入仕语境。他认为大学是“学习知识的场所，知识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官员，而是更接近于具有传统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我们（北大）是近代的产物，脱胎于旧社会，必然有过去士大夫精神的遗产。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第一个接受西方的产物。”其结果之一就是，北大的传统从源头就演变出了两个，到了蔡元培和五四时期，基本形成了。”北大副研究员林启默说。大学历史学院，告知《中国新闻周刊》。

1898年的最后一天，首都大学本部终于正式招收学生。但不幸的是，随着改革者的死亡或流亡，现代知识计划无法实现。梁启超设计的课程被传统的儒家经典所取代。另外，学校里的风气也很不好。在当时一些人的记忆中，几乎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随从。上课的时候，他们来通知“师父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大师“从鸦片床上爬起来，昏昏欲睡地带着随从”。跑腿的去上课了。”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光绪逃离京城，京城大学陷入瘫痪。在民族主义振荡的时代关头，大学礼堂终于显露出了其早期的尴尬地位。两名教师被义和团杀害，图书馆被烧毁，许多书籍被“扔进井里和池塘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毁坏了大学堂内的书籍和设备。

直到1902年，大学礼堂才重新开放。次年，沙俄入侵中国东北，拒不撤军。此举引发国内民众强烈反响。首都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师范学院200余名师生“敲响了上学钟”并集会抗议。时任大学礼堂日语助教的范元廉当众发表演讲。据当时的《苏报》记录，此人“素有血腥名声，说话时甚至痛哭流涕，同学们异口同声许诺，震惊世界”。这是北大学生运动的前身。

1906年，蔡元培在首都大学翻译中心任教，第一次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范元联后来担任教育主任，并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死水投石

1923年，北大建校25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内容涵盖救国之道、外交关系、重要人物等。当被问及国家的“大人物”时，孙中山获得了473票，陈独秀和蔡元培分列第二和第三。

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向北京市民发表演讲。图片/FOTOE

陈独秀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两位核心人物，在行事风格和思想主张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在北大精神的内在张力上打下了最初的烙印。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那么蔡元培就是舞台的建造者、园林的缔造者。

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就已经开始了他对现代教育制度的设想。不久后，他在中国公立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学生必须以追求深奥的知识为唯一的志向”。同年10月主持起草《大学令》，提出建立理事会和教授理事会制度。后来，这成为北大“教授治”的制度基础。

1916年秋，蔡元培接到时任教育主任范元廉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被视为一片混乱。据顾颉刚回忆，当时的北大“就像一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氛围”。一些富裕家庭的学生“照顾仆人、打麻将、吃美酒、崇拜名演员，对学习没有兴趣”。在这样的关头，蔡元培不顾他人的劝阻，选择接受邀请，从而践行了他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

多年后，当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评论“蔡元培神话”时，不禁感叹一个人的学识和才华与国家的要求如此契合。次。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现在是‘尝试’各种新系统的最佳时机。”他争辩道。也正是混乱时代的征兆，让一所学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让大学精神得以彰显。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图片/FOTOE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据顾颉刚交代，当时学校工作人员在门口排队，恭敬地向他行礼。然而，他却一反历任校长的做法，“脱下帽子，向学校工作人员郑重鞠躬”。 9日，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读书的目的不是“当官赚钱”，而是大学的目的是“学习先进的知识”。知识。”

接下来，蔡元培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上任后不久，他模仿德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停止工科，重点发展文科和理科，并开始创建理事会制度，选拔10名理事会成员，“制定和审查学校的各项章程和规章制度”。所有大学立法都必须经过参议院通过。”他希望北京大学能够像柏林大学一样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同时，他淘汰了无能的教师，聘请了有真知灼见、有才干的有识之士，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

1930年至1945年，蒋梦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图片/FOTOE

据当时的学生罗家伦回忆，蔡元培的改革“撼动了困扰北京大学八年的硝烟弥漫的气氛，不仅给了北大新的灵魂，也给了北京大学新的启示”。全国的年轻人。”蒋梦霖打了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你把一块石头扔到平静的湖中央，微波就会从石头上一圈圈地传出来，而且波会越来越远、越来越大。”

很快，许多新老知识分子聚集在这所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里。他们在地域、学术背景、教育经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最终形成了更具活力的文化生态。就像沉睡已久的泥潭再次被搅动一样，这种变化开启了既定价值观的重估。外来思潮的涌入，让封闭已久的文化传统有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来到北京。当时还是学生的罗家伦、傅斯年于1918年10月创办了《新潮社》，出版了《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当时学校里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社团，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无论是老学校还是新学校，学校都会提供空间和支持。

自由讨论的文化也在那时开始形成。罗嘉伦、傅斯年等学生喜欢看外国作品，经常在宿舍里争论。讨论场地还包括钱玄同的语文老师休息室和李大钊的图书馆馆长室。 “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礼貌或礼仪。大家来了，大家争论，大家提出问题，互相问问题。 ”

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它不断地调整和加强，其后果有时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在时代的碰撞下，思想文化火花不断激发，最终化作政治火焰。

多年后，当学校领导追溯北大的精神传统时，他们把勤奋学习博大精深的知识和争当世界第一的社会责任视为两条值得骄傲的线。然而，在一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两者却并不互相排斥。学校与学生之间、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出现更多的矛盾和分裂，或者产生新的凝聚力，汇聚成更大的趋势。

1918年5月，在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的建议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院校2000余名师生前往总统府请愿，反对《中日军事防务协定》的敌人”。蔡元培对学生的行为不以为然，并写了一封辞职信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最终，学生们选择道歉并保留了校长。多年后，蔡元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学生运动一直抱有偏见，我认为学生上学应该有最大的目的，不应该有这样的政治组织。”

一年后，更大的浪潮开始形成。蔡元培对他的学生表示同情。运动爆发前两天，他呼吁大家“起来救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包容的校风，给了这些学生足够的理性和广阔的视野。在国家问题激化的时代关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迹象，并借助愤慨甚至狂热，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再次写信辞职离开北京，希望平息官方愤怒。但没想到的是，他的辞职本身也成为了学生斗争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其他高等院校的校长也加入进来，产生了连锁反应。

此后，蔡元培委托蒋梦麟负责北京大学事务。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蒋梦麟与胡适联合出版了《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积极作用，并将学生骚乱归咎于“变态的社会”和失范的政治制度。随后，文章话锋一转，指出学潮的反常性质，列举了频繁罢课的负面影响，希望同学们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团体活动和社会服务。

“北大精神”

让我们回到1923年，建校25周年纪念活动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活动，原定于1917年筹划。当时蔡元培等人表达了希望北大在未来五年内快速发展、到25周年之际，取得的成就值得回顾和庆祝。

美国学者魏定西在《权力源自地位》一书中写道，1917年的临时纪念会议“充满了象征意义，试图强化大学的新身份，这是蔡元培非常重视的”。通过设立校徽、制作校歌、发表演讲，学校试图建立更坚实的集体价值观和象征资本，尽管当时的校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此前，新文化运动改变了北大校风，五四运动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然而，到了20 年代初，这种新趋势开始消退。 1922年，蒋梦麟发表文章，公开哀叹教育和思想面临的困境。 “几年前奋进的精神被一种沉闷的空气包围着，就像一轮红日被乌云和薄雾包围着。”一年后的25周年纪念大会上，北大师生纷纷加入讨论，回顾历史、建构传统的尝试也因此有了现实立足点。

时任教务长、代理校长蒋梦琳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讲话。他被视为蔡元培衣钵的继承者，他在讲话中也重申了“慷慨宽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但同时，蒋梦琳也承认这种心理特质的副作用，“宽容就会宽大、有纪律；思想自由，个性就会发达，但群体就会放松。” ”他最后告诫观众要“整顿纪律”。

一些学生的言论更为激进。学生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朱五山在《北大精神》中提到，“总之，北大的精神是科学、平民、非宗教、不干涉，什么是北大精神？”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它仍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做’的精神。”另一位学生于伟一在文章中写道，“政府就像国家的大脑”、“这所学校就像国家的神经”。 “如果神经失去了功能，头脑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不会有任何影响。”

此后几年，北大的政治、文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暴政阴影、国民政府时期党政对高等教育的干涉，还是经济市场的衰落，都在影响着北平的学术和思想空间。北大的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奈，选择离开北京，南下到政治环境稳定、文化市场自由的上海。

1928年，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北京改名北平，降级为特别市。此次政权更迭前后，政府采取措施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组和改造。无论是张作霖政府的“首都大学”计划，还是国民政府试行的大学区制，都试图将一向不守规矩的北大纳入更加可控的体制之中。最终，在师生的抵抗下，北大得以生存，暂时渡过了危机。但学术环境和教学秩序仍然受到很大破坏。

1930年底，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治学、教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纠正前面提到的“群治松懈”的方针。学校精神是长期的。他早就认识到，持续不断的学生骚乱和罢工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原本用于“自卫”的“武器”也可能成为“自我毁灭”的工具。

这位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将自己比作舵手。在国难加深的“转型时代”，他致力于调和北大的学术风气和精神地位，“驾驭这艘知识之船，顺利渡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后来，他在回忆中回忆道，经过一系列改革，“教授们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知识。曾经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京大学，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可以说，北大精神在他手中得到了修正和重塑。

学者张中兴1931年进入北京大学，亲眼目睹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在他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集《负暄琐话》中，他回忆了当时接触过的众多学者和校园生活。在他的印象中，学术风格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谨的一面。自由宽容的氛围还是很浓的。学生有时直接站起来提问或反驳。他提到，“这是红楼的传统，你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就允许别人坚持自己的意见”。一位教授在考试时故意刁难持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张中兴指出，“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这种精神和传统直接指向了蔡元培所倡导的“包容”和“思想自由”。

但面对“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北大的知识分子也在努力寻找应对之道。 9月18事变后，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的傅斯年组织编纂了《东北史纲》，完成了第一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在这部堪称“速写”的著作中，傅斯年引用史料反驳了日本学者“满洲和蒙古不是中国领土”的论点，尽管也有学术同仁对其著作本身的严谨性表示怀疑。

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迁

相比之下，学生的反应更为直接。 1931年事变后，200多名北大学生组织示威游行，准备前往南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1935年，“十二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中兴的恋人杨默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他接触了左翼思想，与张中行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

南行北归

1942年12月10日，昆明下雪。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务长郑天庭与张奚若、钱端生等教授讨论，呼吁当局解释昆明的物价情况。郑天挺在那天的日记中记载，那天的雪下得很大，一片一片地飘落，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已经沦陷的故都。自从南渡长沙，西迁昆明以来，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郑天挺进城，去联合国大会处理校务。远处的渭山下了雪。这一幕也让他想起了北方雪后的样子。

十天前，郑天挺刚刚收到大女儿进入沦陷区“伪北大”，成为西方文学系学生的消息，这让他非常高兴。当时，他的几个孩子还在北平。他的父亲坚持在西南边疆办学，不停地唱歌，而他的孩子们则在日寇占领区艰难求生。

一转眼，离开北平已经五年了。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旧都即将陷落。 9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北京大学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建临时大学，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三所学校的校长组成筹备委员会，主持校务。从师生比例来看，清华大学占据首位，北京大学次之，南开大学垫底。在具体管理方面，蒋梦霖总裁大部分时间不在昆明。虽然遭到傅斯年等人的批评，但却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管理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蒋梦麟也在194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为自己辩护说：“不在乎的人就该照顾”。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郑天庭出任联合国大学总行政长官。许多北京大学的教授还直接参与了联合国大学的管理。

三校能否相互包容、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同时坚持民主管理和教育独立，是大会持续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教学之外，或办刊物、发表文章，酝酿和引领思潮，或直接参与政治讨论，为抗战建国提供建言献策，改造西南联大来自西南边境的一所教育机构。扩展为重要的政治中心。

冯友兰曾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联合国大会“以其包容的精神，改变了当下的社会潮流，对内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尺度，对外树立了民主堡垒的称号”。学者谢勇在评价西南联大时也表示，在这所学校，“教授治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包容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这些原则和价值观是符合五四传统的。二十年前蔡元培投下的那块石头，在战争泥潭中至今仍留下精神回响。

在西南联大之外，五四传统也进入了政治领域。 1939年，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共同将5月4日定为青年节。毛泽东写了第《五四运动》号文章，把这次运动描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后来又把它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于是，五四运动成为国共两党赖以调动青年群体抗战积极性的政治资源。但与此同时，双方也都试图将这一运动纳入各自的话语体系。内战时期，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其民主内涵上。

由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五四精神的解读和借用影响着人们对北大精神的理解。特别是1949年以后，五四传统的地位进一步被强调，甚至新文化运动也被纳入其中。融入到自己的框架中，北大精神也被重新编码。

开花或非开花年份

1948年12月17日，筹备已久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活动因时局变化而落下帷幕。胡适总统此前曾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建议，但在最后一刻却登上了南京使团。飞机离开北平。学校的大多数教授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保持乐观并选择留下来。这几乎成为北大及其精神传统的分水岭。

一年前的9月，胡适还在提议政府制定“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并在前五年内建立五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地位”。五年内再培育5所大学。在他的“世界一流大学”愿景中，前五所院校中，北京大学名列前茅。

建校50周年后，政治和时局早已与以往不同，对大学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52年秋，教育部以高校教师思想改造为基础，结合“苏联模式”和“延安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改组。北京大学原来有六个学院。调整后，只剩下文科和理科。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也被废除。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变化还体现在空间地理和历史文脉上。作为一所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被解散并并入其他大学。北京大学取而代之，从海边的红楼迁往西北郊的燕园。从那时起，它不再处于政治中心，并退到了更偏远的地区。

北京大学校庆原定于12月17日。1947年，5月4日定为校友返校日。 1953年开始，返校节与校园纪念日合并，“五四”正式成为北大官方叙事的精神起点。 1998年，北京大学庆祝百年校庆之际，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到“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证的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度追求‘深思熟虑’，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局面。”

1951年，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解散，并入其他大学。北京大学取而代之，从海边的红楼搬到了西北郊的燕园。大学生在燕京庆祝新生。图片/FOTOE

1951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彻底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北大的精神传统成为批判的对象。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到，“要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首先要区分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右派思想”。五四运动的翼分子。反动思想。”

胡适依然关注着中国大陆的动向。他写道：“我们的许多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些传统是

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

50年代末，作家杨沫创作了小说《青春之歌》，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其主题被认为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关。小说中的北大学生余永泽被描述为自私庸俗的形象，其原型则是杨沫曾经的恋人张中行，他曾在北大读书，深受北大精神的熏陶。就这样，原本充满张力的北大精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被编织进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谱系之中。

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北京大学教授纷纷签名，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1957年5月，“大鸣大放”时期，北大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的共青团代表选举不够民主。大饭堂的墙上也贴出了一首名为《是时候了》的诗，“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生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很快，一些学生尝试办刊物，叫作《广场》，提出要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价值和结论进行重新估量，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重估遥相呼应。

后来，中文系教授谢冕和费振刚合作编写了一本中文系55级的纪念书籍，把那段夹杂着光亮与晦暗的时期称作“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66年，“文革”开始了，北大成为了这场动乱的前哨。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为这所院校题字“新北大”。很快，北京大学被“文革”席卷。北大一贯敢为人先的作风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那段动荡的时期让严家炎难以忘怀。“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批斗，要求“靠边站”，后来被安排在圆明园和北大附小，与“黑帮爪牙”一起劳动。

政治的风雨让所有人无从躲闪，但还是有人在时代的振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陈平原后来听导师王瑶说起过，“文革”时期，北大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依然在想办法坚持做学术，白天去五七干校劳动，晚上做古文字研究。只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文革”结束之后，教学秩序尚且可以短时间内恢复，但精神传统层面的破坏与失落是无法估量的。

后来，在北大校史的官方叙述中称，这段时期虽然历经磨难和动乱，但依旧做出了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理工科。1967年，北大化学系、生物学系与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协作，对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73年，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80年代

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学科体系开始重建。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思潮的不断碰撞，成为了很多人对最初那几年的主要印象。

80年代开始了。有人后来回忆，那是一个跟一二十年代很像的时期，种种思潮从国外涌进来。北大的学生开始了出国的热潮，想要去外面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毕竟，思想压抑的日子已经太久。

1978年，戴锦华考入北大，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与许多旁观者的印象不同的是，戴锦华的大学记忆伴随着叛逆和幻灭。她经常逃掉本系的一些课，疯狂地阅读，旁听别系的课程。乐黛云的比较文学，汤一介的道教课，林庚的楚辞竹简等等，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研究深深地内在于“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

“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有一个黄金时代，或者是黄金时代失落了，我不觉得是这样，在每个时代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困难和迷惑，然后北大或者我身边的这些老师，我觉得每一次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之下，我们是从造反有理的文化当中走出来的，渴望建立新的知识谱系和文化秩序，渴望社会再度秩序化和学术的规范化。”

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图/FOTOE

很快，学科体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1982年，北大率先恢复政治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学院，恢复了院、系、科的架构。与此同时，经济管理系成立，这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

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摄影/本刊记者董洁旭

1984年，陈平原进入北京大学，作为中文系第一批招收的两名博士研究生之一，成为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学生。对于时代的情绪，陈平原有着直观的感受。“80年代以前太不堪了，起点太低，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期待越来越高，社会不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学生们也会有自己的痛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陈平原记得，当时博士制度刚刚确立，没有那么多规矩和外界的诱惑，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师傅和徒弟，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不只是学术上的交流，导师也会针对学生的性情，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迁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面世，给陈平原带来了不小的学术声誉和关注度。有朋友邀请陈平原去湖南开会，但是王瑶建议陈平原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以后有的是机会。“人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会不太清醒，当老师的责任就是在学生不太清醒的时候能给他一个警示。”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围墙的校园

在陈平原的印象里，80年代，最优秀的文科学生会选择北大中文系，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开始转变，优秀的学生开始流向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是学校内部的一个现象，却多少反映出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

临近毕业，许秋汉听闻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政策，要求当年毕业留京的高校学生交纳城市增容费，这让他觉得很是气愤，“感觉像是对待垃圾一样”。为此，他创作了歌曲《长铗》。“长铗归来乎，士可杀不可辱，从今后对酒当歌，乐得逍遥回故乡。”硬朗的歌词与慷慨的曲调呈现出现实困境中的文人风范。

那时候，校园民谣开始流行，唱片公司找上门来，许秋汉便制作了音乐合辑《没有围墙的校园》。因为拒绝迎合商业和市场，歌曲中很少有感伤的姿态和风花雪月的情调，最终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这些直接由北大学生进行创作的民谣歌曲，作为特别的时代症候，呈现出特定时期的微妙情绪。巴特尔在歌曲《回乡偶书》中描述社会的变化，“越穿越潮的牛仔裤是紧绷在大腿上，原来的董校长如今已经商。”陈涌海在歌曲《废墟》中念道，“我是典型的无话可说者”。多年以后，陈涌海弹着吉他豪迈地唱起《将进酒》的视频爆红网络，被称为中科院“摇滚博导”，但年轻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过往。

后来，许秋汉选择游戏人生，散漫依旧，音乐变成了私人的爱好。现在，他担任《博物》杂志主编，在鸟兽虫鱼里找到了新的天地。“很多想说的不知道怎么说，后来发现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1993年，北京大学推倒了南门外一段约600米的围墙，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大学“破墙”的最初尝试。科研开发和市场开拓相互结合，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校企业就成立于这段时期。

同一年，经济管理系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担任院长。一年之后，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在80年代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论争，他所提出的理论对转型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大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是光华管理学院成立时的副院长之一，见证了北大商科的恢复与兴起。他出生于1949年10月，“文革”结束那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教授“工业经济”。改革开放后，他与一些同事们经历了知识的转轨，在80年代开设企业管理课程。

“形势的发展激发了工商管理的需求，部分教师由经济学向商学转轨愈加迫切。1978年改革开放，企业自主、引进外资、股份机制、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扑面而来。商务管理、商学研究刻不容缓。”张国有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这样说。

90年代，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知识方法也汇入进原有的教学体系。据张国有介绍，原来的三个教研室逐渐发展到现在的7个系，其中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是国家重点学科。

时代主题的悄然转变，继续影响着校园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戴锦华在1993年重新回到北大任教，对这片校园的变化感到惊讶。“回来以后就发现北大也时尚化了，但大家对学术和新思想的热爱还是延续的。跟围墙倒了一样，北大也是在变的，如果一个不变的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许知远的感受与此不太一样。1995年，他进入北大计算机系专业。中学的时候，他便读过张中行的回忆散文《负暄琐话》，很为30年代北大校园里那种散漫的风格与气息打动。进到学校里之后，他却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变了。

“那时候也是对学校有些失望的，没有自己期望的那么有个性和理想主义，但是也是正常，因为在90年代末北大还是有种气氛的，有些重要老师在，比如钱理群。”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钱理群曾批评北大等高校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变得更加普遍，并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几十年的非政治化的过程，最后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非社会化，就是大家丧失了对社会的关注和敏感度，这可能就是历史的诡计吧。”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当现实中的北大无法及时对社会形态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作出有效的回应，作为精神家园的北大便不断后退，成为沉默的远景。后来，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

未完成的使命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一百周年校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校庆典礼上发表讲话，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此后，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在最高学府的百年庆典上宣布这样宏大的教育规划，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北京大学未名湖里的博雅塔倒影。摄影/本刊记者董洁旭

从那时起，“一流大学”的目标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开始了不断的集体冲刺，它带来的积极影响当然值得称赞，但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曾经困扰过那些北大先驱的命题在当下仍然成立，那就是，如何面对西方，确定自我的道路，又如何接续传统，回应当下。

新世纪伊始，北大加大了体制改革的力度。2003年12月，第一批入选“985工程”的名单公布。就在同一年，感受到内在焦虑的北大校方开启了聘任制度改革。这次改革被认为过于激进，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学者甘阳提出质疑，认为北大的人事改革过于看重西方教育背景，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2014年，“燕京学堂”计划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项为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生开设的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时任英语系主任高峰枫公开撰文，将这个项目称作“校中校”，有碍教育公平，并对所谓“中国学”提出质疑。另一位教授则将这项计划归因于北大近年来对于“国际化”的刻意追求。

2003年人事改革时，林建华是当时的校长助理，十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一任的北大校长，改革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去行政化与教育独立，本土化与国际化，教育公平和资源分配，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都是许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说得迂回一点，自然科学以及医学这二十年在北大发展，状态很好，但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很不均匀，其实有些是受制于整个大的环境，所以发展的时候会有一些波折。这样就行了，就不要再说很具体了。”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时代。从百年校庆到百廿年校庆，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高校扩招曾引起人们对于北大教育质量的担忧，互联网的大潮进一步消弭了这个校园和社会的边界，同时也意味着时代的喧嚣对这片校园的影响更深了。但沉得住气的人一直都在。“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幸与不幸都在那个地方，营造一个自己能够把控得住的小环境，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你是从政经商还是做学问，都是很重要的。”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年数学家许晨阳的办公室位于未名湖北岸的一座仿古式庭院中，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不远处，便是如织的游客，庭院却显得幽深。近几天，院子的一部分区域正在整修，机器的嘈杂声一直没有停歇，但许晨阳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在此前的一次报道中，这里被形容为“数学国”。

“数学的确是出成果的周期比较长，但是如果你能把环境生产的这种噪音给过滤掉的话，还是可以concentrate（集中注意力）的。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的过程。”许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办公室里有些杂乱，黑板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学公式和符号，那是常人无从进入的隐秘地带。许晨阳在1999年进入北大数学系学习，后来赴美留学，2013年，他回到北大，加入硕士导师田刚所在的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近年来，许晨阳在基础数学的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和社会大众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1999级和2000级的北大数学系培养出了多位顶尖的青年数学家，包括许晨阳、张伟和恽之玮等，他们被称作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这些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有着他们的先辈难以比拟的天然优势，他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不断变格的精神脉络，在传统与未来的相互映照下，让人们得以重新对表，将未完成的长跑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