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偷窃到擒“狼”！城市“猎人”坚持转型

早高峰，庞正坤挤在地铁2号线通勤人流中，慢慢向车门挪动。他正在跟着不远处一个身着深色上衣的男子。那人不停换车门，换方向，眼神飘忽……这些动作，和他以前跟的贼几乎

是的，庞正坤跟踪的是一个“色狼”。从偷窃到捕捉“狼”，庞正坤依然是每天穿梭于地下的都市“猎人”。然而，“猎物”却变了。

“为什么抓不到这个小偷？”

“嗯，渔获无穷无尽，他们就是靠这个谋生的。”

庞正坤还记得五年前，他刚成为便衣警察不久，在一次突袭中与师父高天春的一次谈话。师父和徒弟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在拥挤的地铁站台上，一周之内都看不到一个小偷。

这一天真的来了。

江湖都“野”了

上海市公安局轨道交通总队底层有一面荣誉墙，从左到右悬挂着六张大幅彩色照片，无一不是轨道交通民警中的英雄人物。

图注：上海市公安局轨道交通总队底层荣誉墙

第一张照片是上海警方打黑行动的老兵徐福新。他的名字被用黑框框起来，他已经去世了。几年前，我采访过老徐。听着他关于反庇护主义的故事，我常常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身处一个艰难的世界。

徐福新曾与上海最早的一些扒手打过交道。当时扒手的活动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公交线路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衣着考究，佩戴昂贵的手表和珠宝。从他们的外表来看，绝对不可能看出他们是这个领域的。有些人甚至每天上班前都会去喝早茶。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南国餐厅。老徐和同事们在门外看着他们吃饭，等着他们出去。

那时也是盗贼猖獗的时期。徐福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20世纪90年代，四川北路一次行动中抓获35名扒手。 “当时有人钱包被偷了，他去商店买，营业员让他到门口找，他居然找到了，是小偷特意扔在门口的。”

那时的很多盗贼都是“技术型”的。当时流行中山装，人们习惯把贵重物品放在内袋里，扣上扣子。小偷搓了搓手指，按钮就打开了。东西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了。

因为小偷和警察都是“职业”，时间长了，他们的面孔就会变得熟悉，一见面就会打招呼：“徐师傅，我还没偷呢！”在老徐看来，这是一种挑衅，更是一种考验。有脸的人想要偷到赃物，确实不容易。

邵晓燕绘制的新民图

巡查员“疯狂”

从偷窃到擒“狼”！城市“猎人”坚持转型

这种“不简单”的事情，或许是雷震最理解的。

雷震，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是轨道交通总队反兜支队三队的一名民警。他也是荣誉墙上第五张照片中的人物。 23年反扒，抓获盗贼3000余名。人们称他为“雷探长”，也有人称他为“雷疯子”。

雷震也经历过扒手多到抓不到的时代。 “我以前上班路上一眼就看到几个。如果我碰巧偷东西，我可以带一个去上班。”

在雷震看来，以前抓小偷，必须凌晨三四点起床，守着第一班车。抓贼全靠一双手脚。 “当时还不流行计算步数，但一天肯定有三万、四万步。”但对于他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为什么叫“狂雷”呢？因为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抓小偷。

1998年，雷震调到当时的公交分局担任便衣民警。上任两个月后，除了拒绝“开门”的雷震外，其他人都抓到了小偷。老师忍无可忍：“小雷，你是我遇到过的最愚蠢的警察！”老师着急，雷震更着急，但他越着急，就越无能为力。雷震是一个知青子弟，对上海不熟悉，所以被跟踪吃了不少苦头。再加上他过早地秃顶，额头油光发亮，让他在人群中“闪闪发光”。接人时要避免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太引人注目。雷震常常让小偷一探出头来多看几眼：这个人一直跟着他，不是个便衣吗？结果可想而知。

雷震很郁闷。想了想，他意识到努力可以弥补弱点，于是他和师弟趁别人休息的时候偷偷去抓贼。第一次“开口”是在61路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以前被主人抓过的扒手。雷震害怕被认出来，便扶着扶手遮住脸，不敢回头。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外套的拉链喀哒一声。 “啊？他不会偷我的东西吧？”拉链的声音停止了，低头一看，发现口袋打开了。雷震一转身，小偷立刻将手里拿着的东西扔在了地上。那是雷震的BP机。雷震最终没有放过找上门来的小偷。

虽然“开了”，但雷震始终是进展最慢的一个。 1999年底，队长告诉他：“你工作态度很好，但你的外表可能太明显，不适合当黑帮，你去接电话吧。”

别人遇到这样的结果或许已经失去了热情，但雷震却没有。他把接电话变成了信息分析，心里总是在想：这起案件发生在哪个区？哪条公交线路？它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他不仅想了想，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去看看现场。 2001年，雷震被调回反抄袭岗位。那时，和他一起出道的人已经是一名侦探了。

雷震努力学习上海话，每次审讯都用上海话。就算被人嘲笑，也没关系。如果他记不住路，他就会把上海的地图和公交车路线都背下来。他还熟记小偷的照片，经常被上海警方处理。之后，他按照产地分类，一一记住，并保存在手机里，方便随时查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连续两次，雷震只身擒获了小偷。在反腐败界，这具有重大意义：他终于崭露头角。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为了抓到小偷，雷震更加努力了。

有一次，我把一个小偷追进了农田。刚刚下过雨，田野看上去就像一片沼泽。一个人跳，一个人躲，又跑又摔，最后在泥里爬行。小偷放弃了：抓紧我吧，我实在不行了。当他们走出场地时，两只泥猴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但围观的人却鼓掌如雷：这个警察真是牛逼。

有一次在立交桥上，正当小偷准备跑下楼梯时，雷震跳了起来，抱住了他的右腿。小偷力气很大，“扑通扑通”地把雷震拖下了楼梯。雷震的裤子被撕破了，流血了，但他还是立刻起身，将小偷拿下了。

又和一个小偷发生了扭打。小偷撞到了雷震的下巴。一道白光从雷震口中飞出，一颗牙齿被打落。雷震强忍着疼痛，坚持到两人都失去了力气，倒在了地上。他仍然用自己的体重压住了小偷，并号召群众帮忙给小偷戴上手铐。

图注：雷震勘探队收到的锦旗

“天下没有贼”

从偷窃到擒“狼”！城市“猎人”坚持转型

雷震讲述的这些故事，近年来已经很少见了。

“别说遇到小偷，反抗的话，你连抓到他的机会都没有。”对于沉迷于抓贼的雷震来说，其实是相当失望的。 “前段时间，我们还专门去排里找有扒窃历史的人，尤其是上海人。我分到了三个人，问了之后，他们都转行了。有的开动车组帮人送东西。” ，有的在家靠低保过活，家里没买房，就租了房子，用剩下的钱养老，日子过得还不错。雷震告诉记者，“贼骨”收山了，无论如何都是好事。

最大的变化其实是近两年。移动支付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现金变得稀有。许多小偷偷的是手机而不是钱包。但偷手机就意味着出售赃物。近年来，上海警方依靠智慧警务，对盗窃团伙进行全链条打击。许多收赃人被迫转业，有的人离开了上海。

“不是突然的变化，是慢慢感觉到的。有时候我抓到一个小偷，和他一起看偷来的钱包，结果发现里面没有钱。其他小偷摸索半天，把包割下来，过了好一会儿，结果是一叠餐巾纸，这时候，小偷心里其实颇为震惊。”邓宇是雷震的同事，也是反五队的队长。海盗支队。据他回忆，几年来，上海的扒窃案件数量每年都下降90%以上。最终，扒窃案件只是零星发生。

“举报的案件很多，经过排查，发现不是被盗，而是丢失或遗忘在家里。现在一年来，全市地铁、公交线路上的扒窃案件不到150起。平均而言，每两天就没有一例。”

去年，受疫情影响，扒窃案件再次断崖式下降。 “见到小偷比中彩票还难。”在邓宇看来，反兜经历了几个阶段。 1.0时代，人们靠步行、挤公交车抓小偷； 2.0时代，有了“四个轮子”，反扒队员也是四人一组抓小偷；现在进入3.0时代，盗贼少了，案件也少了。轨道交通警方正在利用大数据分析研判，寻找可能未报案的隐藏案件。案件。

邵晓燕绘制的新民图

抓“变态”代替

同样是在去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地铁人流逐渐恢复正常水平，出现了新的情况。

“四五月份的时候，地铁里的‘变态’突然多了，有时一天好几个。”陈建强是轨道交通总队刑侦支队三队队长。日前有媒体采访他时，他恰巧抓到一名男子“变态”不仅登上了报纸，还成为了热搜话题。事实上，对于陈建强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

“不能说是转型，有小偷就得抓，色狼也要抓。但可能以前我们主要抓小偷，现在小偷几乎没有了。”正好变态多了，所以我们暂时改变了工作重点。”陈建强说道。

六个月来，陈建强遇到的“变态”也让他大开眼界。 “有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公司高管，也有殴打男性的人。”有些人追求刺激，大脑一热就控制不住自己。一旦被抓住，他们就会变得丑陋并痛哭。甚至流泪跪地求饶。

“我还抓到了一名30多岁的村干部，作案时，他从郊区开车到梧州大道，上了公交车，他告诉家人，他正在给孩子们买礼物。被捕时，他跪在地上泪流满面，表示我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希望自己能大方一些。”

最让陈建强震惊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每天“跟踪”同一个女子，从地铁一直跟踪到她出站，甚至跟踪她逛街几个小时，只为了偷偷摸摸。 “据他讲述，有一次他跟着我太晚了，没有地铁和公交车，他骑了一晚上的共享单车才回到家。”

陈建强和邓宇都是80后，被认为是反腐警队的骨干力量。他们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在他们眼里，抓“变态”与抓扒手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这两类人的动作很相似，但‘色狼’的反侦查意识却比惯偷的差很多。”

从偷窃到擒“狼”！城市“猎人”坚持转型

不过，成功抓到“变态”并不容易。抓小偷、赃物，但抓“变态”，就必须受害人作证。很多时候，你必须两人一组工作。如果看到“变态”有举动，也不能立即抓捕。一个人会跟着，另一个人会先问受害人：他是否感到被侵犯？你想追求吗？ “很多时候，女孩子都会有一些顾虑，有的不愿意作证，有的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只能继续跟踪，等待下一次机会。”

图说：陈建强在地铁站台观察

荣耀时刻

相比之下，1995年出生的庞正坤是真正的年轻一代。

徐福新是40后，陈铮是60后，张亦飞、雷震是70后，高天春、陈建强、邓宇是80后，庞正坤是90后。对于这些反口袋警察来说，无论未来如何转型，传承始终都在。

贼少了，我们就抓“色狼”了。然而，盗窃的报道仍然很常见。虽然经过筛选，十个箱子中有九个是丢失而不是被盗。 “我们把这些丢失当作案例，尽力帮助失主找到丢失的东西，因为这也很重要。”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庞正坤在抓“色狼”的同时，主动学习视频侦查技术。 “刚开始学看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懂，甚至连图片在网站的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如果不行，我就一帧一帧地看，慢慢地我就想通了。”出模式。”

前不久，一位老太太报案说，她的手机在地铁上被偷了。庞正坤调出了从4号线上车到8号线下车的所有视频数据。她先排除了被盗的可能性，然后一点一点放慢了播放速度，看看手机什么时候可能被盗。已经迷失了。查看了20多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

半夜2点左右，老太太突然打来电话：手机在家里找到了。原来，她出门前把手机落在了家中的一个角落，却误以为手机被偷了。虽然看得“都快瞎了”，但庞正坤还是很高兴：“老太太人很好，还半夜给我打电话，不然我可能就真的瞎了。”

2016年，庞正坤加入轨道交通总队刑侦支队，师从师父高天春。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主人，我不敢相信，这么瘦小的一个人，竟然是一名正在打击强奸罪的警察？”没想到，主人的勇敢超乎他的想象。 “这么小的一个人，却有这么大的力气，面对一个比他高一头的扒手，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更让庞正坤震惊的是，当师傅用尽全力将扒手摔在地上，将他按倒在地时，周围的人自发地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那一刻，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邪恶战胜正义，什么是人民警察。”

在反盗版一线工作了5年后，他也成为了一名侦探。他已经毕业了，他的师父也调到了其他岗位。庞正坤还记得，师父手机锁屏上的草图是抓捕的场景。 “这是主人画的，她是一名美术老师，当时主人跑了300多米打倒了一个小偷，拿回了她的手机，她特地画了那个场景，以表达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