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强兵富国，以及富国强兵和强兵富国的区别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如何理解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就是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局，兼顾军地双方利益，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努力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这既是国民经济与军队建设又好又快、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转变发展模式的衡量标准。
统筹建设，避免重复投入进入21世纪，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在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都有了飞速发展；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发展潜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了重大跃升，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直接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统筹军地信息化建设、避免重复投入，将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特别是地方具备相应条件的项目，军队就应不再另铺摊子，可以直接使用，军队需求规模小的项目可由地方主责建设、军队予以配合，等等。统筹将原先投向地方已有直接使用条件的一般性信息化项目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资源，转而投向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领域、关键项目，可以有效提高国防建设的投入产出效益。
北宋中期谁富国强兵
王安石担任北宋宰相，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实施变法
王安石变法革新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北宋积贫局面的改变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北宋积弱局面的改善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王安石变法强兵扭转西北战局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富国强兵和强兵富国的区别
区别：一、先后顺序不同。富国强兵是把国家先富摆在首位，以国富带动兵强；强兵富国是把兵强摆在首位，以兵强保障国富。
二、出发点不同。富国强兵是先打牢国家基础，同时也要把军队建强起来；强兵富国是先强军，保证国防安全，再安心搞国家建设。
三、民意基础不同。富国强兵走的是国富（民富）、兵强之路，民意基础较好；强兵富国走的是先强军再富国（富民）之路，民意基础次之。
为什么儒家的思想不能富国强兵
孔子的伟大在于他的教育，而不在于他的思想能够富国强兵，更不在于能够抵御强敌。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的理念，在和平年代是可以稳定社会关系，建立社会道德，规范行为规范，发展文化经济。但是在群雄并起、竞争激烈、甚至是混乱年代里，那纯粹就是迂腐，原因是强权不会让道于仁慈。这也是为什么诸侯国除了鲁国施行了几年，其他的诸侯没有一个采纳孔子思想的原因。
再看后世也可以看得出来，直接在混乱中取得天下的，从张良到刘伯温，基本上用的是道家的思想。
大宋讲仁义礼智，但辽、金、元就不来打了吗？不会。大明也讲仁义礼智信吧？但农民如果得益，还会起义吗？大清如果畏惧，还会来攻打吗？没有。
其实，西方列强倒是看穿看透了，也已经讲得很清楚：跟中国人不需要谈判，只要把炮口对准他们就行了。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但是，蒋介石倒还是希望能以“仁义”感化日本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他说：“政府现实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也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申……”这确实是以儒家之道对付野蛮的经典案例。但是国联主持公道了吗？没有！日本人在“仁义礼智”面前放下屠刀了吗？做梦吧！等他们得到了东北的资源，觉得太好了，于是又继续“七?七事变”了。
可见，跟强盗讲仁义，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东郭先生与狼谋求不要吃自己，完全就是迂腐、软弱的表现。暴力是根本不会为“仁义礼智信”让道的！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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